近半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总是在和平演变别的国家,不管大小也不论强弱,皆统统拿下,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别的国家为什么就不能和平演变西方的国家呢?

  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和平演变是文化、思想、理论与生存结构的关系问题,适者匹配发展,不适者必然走向演变。因为任何文化、思想、理论都与当时人的生存结构相匹配,对生存结构产生一定的维护效应,是解决一个时间段、局域范围内的事情,但绝不是解决所有问题、所有时间的灵丹妙药,也就是说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更不能作为绝对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需要理性思维,而不是情绪化思维。情绪化思维可以尽快推动事物的发展,取得高效化的结果,但一定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带来更大的、潜在的、长期的、甚至不可逆的危害。

  当思想、文化、理论与生存结构不匹配时,必然就会产生一定的戕害效应,需要新的文化、思想、理论与之匹配,就像西方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日本十九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俄国十九世纪彼得大帝改革,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秦文化的焚书坑儒、汉文化的独尊儒术、隋唐文化的儒释道并存、宋文化的程朱理学、明文化的新儒学、十九世纪末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二十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等。除非原有的文化、思想、理论与时俱进,剔除自身的戕害因素,增加维护因素,与生存结构相匹配。像十九世纪后期产生的马克主义,他虽然吸收了黑格尔的哲学、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那个时代的灵丹妙药,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之后,他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戕害效应,与生存结构不适应,后经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的不断否定、不断发展,给马克思主义输送了新鲜的血液,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时代的活力,否则也会被历史淘汰。

  再一个从文明的进程来说,史前采集狩猎文明必然过度到定居的农业文明,解决人的第一生存要素“吃”的问题,农业文明必然要过渡到工商文明,解决人吃饱的问题,工商文明必然过渡到信息文明,解决人精神需求的问题。从社会构型上来看,母系氏族社会必然过度到父系氏族社会,进而过渡到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部落联盟必然过度到国家,国家再过渡到国家联盟或大一统。从统治形态上来看,族长形态过渡到轮流执政,轮流执政过渡到暴民统治,暴民统治过度到集权统治,由极权统治过渡到宪政民主统治,这是不可逆的文明规定。就像生物的演化一样,必然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虽然其中有一定的变异,但从大尺度的文明进程上说,总的趋势还是单向度演进的。

  具体来说,西方在十二十四世纪发生了文艺复兴,复兴了古希腊时代的人文主义,把人从神学的压抑状下态解放出来。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十八世纪就发生了工业革命,十九世纪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得到了大发展,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法制的资产阶级价值理念。二十世纪中期、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又进行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生产力又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使自由、平等、博爱、法制的价值取向得到了强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执行了马歇尔计划,即欧洲复兴计划,使西方的资本主义更加健康、稳固。这是不争的事实,也似乎西方成了现今世界发展的标榜。

  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理论,客观的讲,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理论,也就是无产阶级理论。那个时候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后,社会上贫富分化,多数农民、工人因为温饱问题处在生死的边沿,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消灭有产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使无产者获得生存。所以在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无产阶级的拥护,甚至比较发达的德国、法国、西班牙等也相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先后也建立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团体。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二十世纪得到了大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上蓬勃发展,相继建立了苏联、中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许多第三世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直到二十一世纪之后,这些革命的武装才逐步放弃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以非暴力、民主的方式加入到国家的治理中去。至此世界上就基本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两大阵营,以及中东、中美洲和非洲部分集权统治的国家形态。

  第三次产业革命之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多数国家都步入到工商业文明阶段,贸易全球化就是一个佐证。当多数国家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人人都成为了所谓的“有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必然失去了他的魅力,而以自由、平等、博爱、法制为主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的价值观念,就成为了人们的追求。即就是发达的国家,因为他们的统治形态是集权统治,限定了人们的自由平等,更谈不上人权法制,所以东欧国家、中东国家,甚至强大的苏联,相继发生了颜色革命。可以说颜色革命非一人之过,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当然,这儿还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或者集权制国家发生颜色革命之后,西方的民主制能否完全得到落实,促进国家的发展、民生的幸福呢?这就牵扯到这个国家或民族是否有民主的基因。因为思想决定文化,文化决定制度。没有民主基因的国家或民族,在推行民主时很容易走向暴民政治,反而影响社会的发展,像中东的集权国家就是例子,中国的辛和革命也是例子,而东欧的转型相应的就比较好,源于他们的周边及其古希腊文明的余脉,很快步入到民主宪政的轨道。

  同时,人权、民主、法制等资产积极理论也是一个变量,是动态的,要随着社会生存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不顾民族文化、生存结构,甚至不顾贫穷国家的生存权,而只谈所谓的人权,那也是不匹配生存结构的,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达到西方所谓的民主人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结合中国目前的人民生存来谈,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照搬西方的民主人权,只能是文化与生存结构的失配,必然造成中国的混乱和民不聊生。只有通过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道路,逐步发展,逐步推行,最终实现以人为本、平等自由的社会。

  虽然中国今天发展的很快,社会也比较稳定,但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法制等理念已经成为了部分公知的信仰,他们时不时跳出来大谈中国这方面的短板,诟病中国的治理。由于西方的理念已经深入到每个百姓的生活,所以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加之西方日夜随地窥探着我们的治理,不断地选择性的抹黑着我们的治理。因此上中国的颜色革命不是消失了,而是在逐步累积着。最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就在俄乌战争中、在全球贸易化中、在高科技领域、在台湾问题上、在新疆问题上不断地造谣生事,不断地威胁抹黑中国。所以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颜色革命,维护国家的发展稳定,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保持一定的定力,走自己的路,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落入西方的圈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的俄罗斯、乌克兰、利比亚、阿富汗、斯里兰卡、也门、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都是中国的教材。

  富人过日子,穷人也过日子,他们有相同的内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没有必要过完全相同的生活,也一定过不了完全一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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