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树林，1895年出生在辽宁省开原县，1926年嫁到黑龙江吕家。1932年梁树林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珠河根据地妇救会长，铁道北区区长等职。梁树林的丈夫是抗联地下交通员，她的家是抗日游击队的落脚点。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等都到过她家，赵一曼也在她家养过伤。两个儿子和大儿媳都是抗联战士，他们牺牲后，赵尚志到她家报信，跪在梁树林膝前发誓:“从今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

       梁树林原来没有名字，只叫吕梁氏，梁树林的名字是李兆麟起的。梁树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可她老人家为反抗日本侵略、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与亲人、保护“革命火种”的革命牺牲精神和为了建设民主富强、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不居功享乐，积极带头、勤俭奋斗的高尚品德与情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653711759470982.jpg       热心安抚志愿军伤员

       1950 年冬，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年愈五旬的梁树林老人，正在尚志县一面坡镇东兴街(今尚志市一面坡镇镇东街)务农。她闻讯即起，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积极投入到支援前线的活动中，并一直活跃在群众“支前”热潮的前沿。当年，梁树林老人带领东兴街农业妇女和街道闲散人员积极热情地开展做军鞋军袜、捐款捐物及送青壮年参军赴朝等活动。她所在的东兴街，各项指标样样都超前，数量多质量好，成为各街、村“支前”的排头兵。

       一面坡镇位居哈尔滨和牡丹江两市的中间、中东铁路沿线上，交通方便、工业商贸基础较好。1950 年底，从朝鲜战场陆续转来了一批批光荣负伤的志愿军伤病员。一面坡镇原有的医院全部住满伤员，还远远容纳不下。区政府先后把一面坡镇唯一的一所小学--尚志县第二完全制小学校(简称尚志二完)的大院和数十间教室及铁道北的小白楼(伪满时的日本兵营，建国后一直是铁道部的铁路职工疗养院之一)，全部倒给志愿军伤病员。三处合一，统称“一面坡野战医院”。这时，协助区政府及医院照顾与安抚志愿军伤病员，成了当年小镇“支前’工作的重中之重。爱兵如子的梁树林，首当其冲，几乎每天都往返三处伤员驻地，帮助医务人员忙这忙那。当时，缺医少药和伤病员管理是野战医院的两大“难症”。特别是有些伤病员思想复杂、言行粗鲁实难管理，他们有的畏病(伤)惜命，哭闹不息;有的丧失生活信心(重伤、四肢残缺者)寻死厌活；有的居功自恃，骂爹骂娘不服管；还有的思乡想家，不安心治疗养伤……从抗联革命大熔炉磨炼出来的梁树林，则耐心细致、有针对性的做个别伤员的思想工作。她用个人及家庭为革命牺牲的事例去说服伤员、用温馨的“母爱”去感化伤员、用细微的体贴关照伤员，很快就与伤病员们打成一片，取得了他们的信赖和拥戴，收到了积极配合治疗、安心养伤、体谅国家“缺医少药”困难的良好效果。记得，1951年春节前，有十数个重伤员自恃有功，多次在剧场闹事，大吵大骂砸“戏园子”(全镇唯一的文艺演出场所)，并打伤多名管理人员和群众，无人敢管。外出刚刚回镇的梁树林闻讯，冒着零下 30℃严寒、贪黑从家徒步二、三里赶到现场。她耐心友善地说服了这帮“脱缰野马”、平息了风波，受到各界的好评。“吕老太巧言义服闹事兵”的佳话，很快就在镇内外传开。

       春节期间，梁树林用自己编筐篓积攒的80元钱(东北流通劵)购买慰问品、又发动小学生写了 50封慰问信，一并送到志愿军伤病员手中，热情地帮助他们过了一个安详愉快的春节。

      

       带头走农业合作道路

       农民出身的梁树林，热爱家乡、热爱黑土地，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解放后，她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如何把被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十四年的家乡，建设成美好的乐园。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树林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定居在一面坡镇(当时称尚志县二区)东兴街。但她一刻没忘记自己是名共产党员、老抗联战士，积极主动地带领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在她的奔走呼号下，“土地改革”后的第二年，即1947年2月，全县第一个农民自愿组成的、由梁树林任组长的互助组在一面坡镇东兴街树旗诞生了。1949年,梁树林又把发展壮大起来的互助组，跃升为全县第一家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从此，梁树林像战争年代那样，风风火火地带领翻身后的农民愉快地耕耘在龙江黑土大地上。

      农业社的社员散居于东兴街，农业社的耕地遍布一面坡镇的山南、河东及北河套，近则5至7华里，远的近 20 余华里，春种、夏管、秋收三大忙季，都要在地窝棚吃住,条件十分艰苦。梁树林一直同社员们滚打在一起，肩扛工具(锄、镰等)徒步上工，带头实干，样样农活她都拿得起、放得下。犹如老“庄家把式”。深受社员的拥戴，称其“咱农民的好带头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一面坡镇的工业财贸等各业都要大上。1950 年夏季，一面坡镇党委和政府为了关照这位为革命奋斗大半生的革命前辈，把梁树林抽调到镇福利旅社任经理。可是梁树林的心仍然十分挂牵着农业社的生产发展与收成情况。她经常抽空与继任的农业社领导刘玉发(党支部书记)、初景祥(社主任)在一起商讨工作，成为他们的“高参”和主心骨。在梁树林的关心与鼓励下，1957 年东兴农业社更上一层楼，全镇第一批进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一直是一面坡镇交公粮多、工分值高和社员生活好的先进农业社(进人人民公社后，改为东兴大队)。

       梁树林热爱农业社的一草一木，非常关心社员群众的生活与疾苦，她经常抽空深入到农业社的场院、仓库、马棚及“菜社”(第四生产队专种蔬菜和果园，故称菜社或菜队)与社员交谈沟通，鼓励他们“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她与小她四岁的一队饲养员老梁头常在一起论“家里”(同姓，一家人的意见)、谈养马。在她的指点下，一队的20余匹上套马，个个水光溜滑、膘肥体壮。每年冬天到山里林场“倒套子”(运木材)，各地来的社员看到一队的马群都赞不绝口;饲养员老梁头也连年被评为农业社的生产能手。

       

       坚持传播“红史”育后人

       为表彰梁树林老人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卓越功绩和建国初期的无私奉献精神，1951年春，梁树林应邀出席了东北人民政府召开的烈军属模范代表大会，被誉为“东北抗联吕老妈妈”。同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授予她“东北抗联吕老妈妈”锦旗一面，并先后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列席代表及全国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复员军人先进工作者大会。她先后荣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奖旗、奖章、勋章19枚(面)。期间，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她被称为中国革命的“八大妈妈”之一。

1653713413147469.jpg       梁树林虽然功绩卓著，但不吃老本、不居功享乐。她把荣誉看作继续革命的起点与加油站、看作向后人传播革命红史的课本与教科书。她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始，直至 1983 年患脑出血病逝，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宣传抗联革命斗争史、宣传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等革命英烈的铮铮铁骨、牺牲精神及艰苦奋斗的优良品德和作风。她的足迹走遍尚志县的尚志、亚布力、苇河、帽儿山及一面坡等几大镇的中、小学校，部分机关、厂企(店)及一些农业社(队)。我在一面坡镇读小学及中学时，就多次听到她老人家讲述的东北抗联艰苦卓绝斗争的故事，受益匪浅。

       梁树林生活在广大群众之中，她随时随地地向青少年及社员群众宣传“红史”，鼓励人们像先烈一样艰苦奋斗、建设家园。我十分清晰地记得，1958年“十一”假日期间，梁树林老人带领刘金山、商鹏振、王希鹏、朱成福、于长珠和我等6位家住东兴街的高中同学，在东兴社“支农”劳动。梁树林老人身着一套黑布衣裤、头扎白毛巾、脚蹬一双黑布鞋，温柔和气、谈吐有力。她边指导我们把三堆如山似的土豆，挑选分类装袋，边讲述抗日英雄赵一曼的故事。第二天(10月2日)下午3 时左右，“轰!”的一声，震天动地的炸响。我们都惊呆了，不知所措。经验丰富的梁树林老人镇定地说:“铁道北出事了，是炮弹爆炸声，你们快去看看!”我们方才醒悟，忙穿过“天桥”(火车站旁的铁路跨线桥)赶往铁道北。果然不出梁树林老人所料，是三名铁路工人在铁路发电厂附近用铁锯锯一颗日本人丢下的炮弹爆炸了，三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梁树林老人听我们一说，牙咬的“咯咯”直响。她气愤地骂“小日本鬼子真可恶，逃跑了还留下炮弹害人”。停了一会她又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小伙子们，一定要好好学知识啊，建设国家要有知识，过日子也离不开知识，无知就会丧命啊(指三个'科盲’斗胆锯炮弹，丧命)”。梁树林老人憎爱分明的几句朴素话语，让我们几位同学受到刻骨铭心的教诲，我至今不忘。

       梁树林老妈妈，是我今生有幸遇到的第一位生活在身边的“革命老人”和导师，她的感人事迹和品德与风范，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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