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季节,从长江到湘江,从城市到乡村,白色恐怖达到了极点。那些自称是“三民主义”信徒的将军们,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掉一人”的屠刀,曾经是大革命中心地区的湖南农村,土豪劣绅、乡匪民团又耀武扬威了。一时之间,几乎天天都能听到共产党人及“嫌疑分子”被枪决处死的噩耗。

  在此中国革命的危机关头,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委派三十四岁的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前往湘东赣西发动群众,组织起义军。

  九月初的一天下午,即将奔赴前线的这位秋暴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不但不紧张,反而还来了打牌的雅兴。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接到毛泽东要他去打牌的约请后,欣然同意。易礼容也想趁此机会与毛泽东话别送行,于是又联系两个人,晚上一同去沈家大屋打牌。

  在打牌的方桌上,毛泽东与易礼容为一方,其他两位为另一方。双方在打牌中上演了一出桌上谈兵的戏,大谈战争中的攻守进退。下家的易礼容,要上家积极组织进攻,他来部署配合。上家的毛泽东,要求下家分清是侦察牌还是进攻牌,要特别注意敌方的兵力出动。有时,毛泽东打出一张侦察牌后,敌方不出击,还得再组织兵力打另一张试探牌。一副牌打完的间隙,毛泽东总要总结“前后方”各次配合的问题。特别提醒后方,不能单独行动,否则会失败。易礼容表示,没有前线军事进攻的发展,后方决不能轻举妄动。

  毛泽东打牌时也搞“调查研究”。他会记牌,什么牌出了,什么牌还没出,清清楚楚。他会算牌,谁打出了什么牌,估计手里还留着什么牌,都八九不离十。他也有输的时候,但总是赢的时候多。

  牌打了一个通宵,直到东方放白才结束。牌打完了,前、后方在暴动中如何配合的问题也解决得差不多了。易礼容最后说,我们在等待着前线的佳音。由于上火车的时间快到,毛泽东脱下国民革命军的军装,换上一身农民的粗布衣裳,向几位“牌友”告别,就赶火车去了。

  

毛泽东到达安源后,在张家湾召开一个军事会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然后就去铜鼓两湖农民总指挥部亲自指挥第三团起义。毛泽东化装成安源煤矿采购员张先生,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护送,向导是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地下党员易子义。

  晓星隐没,曙光待升。三人迎着清凉湿润的秋风,悄悄离开了安源城。易子义挑着货担哼着小调走在前面,毛泽东和潘心源在后面跟行。他们披星戴月,日夜兼程,避开行人较多的大道,绕过敌兵把守的萍乡,进入了峰峦起伏的万载山区。

  由于不歇不停的长途跋涉,毛泽东的脚上打了很多血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疼痛难忍。易子义看毛泽东行走困难,便雇来一顶轿子让他坐上。一天晚上,他们到了张家坊。

  张家坊地处浏阳、铜鼓两县边界,为湘赣两省交通要冲。这里关卡盘查严密,流动哨随处可见。毛泽东觉得情况复杂,不宜贸然过境,便决定在附近一家客栈暂时住下来。

  第二天一早,三人一边吃饭,一边商量过境之事。突然门外传来“汪汪”的狗叫,接着便是一阵吵闹声。

  “干么子呀?”毛泽东问店老板。

  “干么子?准是挨户团在挨家挨户抓人!遇到生人就说是过激党,也不晓得哪来的这么多过激党, 三天两头闹腾一回,烦死人啦!”老板说完,无可奈何地晃了晃脑袋,就像摇拨浪鼓。

  易子义大吃一惊,赶紧贴近毛泽东耳边小声说:“毛委员,起义要靠你来领导,必须保证你的安全,我俩掩护你,从后门走!”

  “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已经来不及啦!要沉住气,遇事不能慌张。”毛泽东略作思忖,接着就大声说,“咱们生意人怕什么?照常吃饭!”

  话音未落,三个手持梭镖的团丁气势汹汹地闯进屋来,其中一个阴阳怪气地问:“你们从哪里来?到这里干什么?”

  潘心源知道毛泽东讲的是湘潭话,怕因此惹出麻烦,便抢先一步用本地话答道:“老总,我们三个是安源煤矿的采购员,吃完饭准备去采购夏布、桐油和麻绳什么的。都是乡里乡亲的,请多多关照!”

  “少来这一套,就是天王老子,也得检查!”一个团丁盯着毛泽东,“这位先生也是采购员?”

  潘心源见情况不好,赶紧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面带微笑说:“这是我们矿上的证明信。”

  这一招果然奏效,那团丁接过纸条,反复看了两遍,未见破绽,盘问一番后,又往铺上看了看,就出门走了。

  毛泽东放下碗筷,正要起身上路,没想到团丁中的两个人去而复返,他们指手画脚地说:“看你们三个不像是矿工,还是跟我们到团防局走一趟吧!”

  潘心源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被绷紧了,他沉下脸来大声问:“不是检查过了么,怎么又来烦人呀!”

  其中一个团丁厉声道:“别废话,这又不是做买卖,还讲什么价钱,若是惹恼了老子,那就用绳子绑着你们走。”

  毛泽东看了一眼油盐不浸的团丁,觉得弄僵了反而不好办,便给潘心源两人使了个眼色,然后客客气气地说:“好吧,走就走一趟,无非是耽误一些时间。”

  三人走出客栈一看,民团已经抓了一大群人,尽是一些小商小贩和走亲串友的平民百姓,他们被视为“共党嫌疑犯”用绳子捆绑着,要押往离此地不远的团防局去处决。

  一个团丁拿来绳子要捆绑毛泽东三人,另一个团丁摆了摆手,满不在乎地说:“别费事了,他们有安源煤矿的证明信,都是生意人,我看就算了吧!”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国民党的地主民团并不知道他们所抓的“共党嫌疑犯”中还有毛泽东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倘若知道这位长发盖耳、两颊瘦削的年轻人就是国民党正在通缉的毛泽东,他们肯定会迫不及待地交上去邀功请赏。

  十来个衣衫不整的团丁前后左右紧紧地跟着“共党嫌疑犯”,寸步不离。他们把有证明信的毛泽东三人作为特殊的“嫌疑犯”放在这一串人的后面,不过也同样有梭镖抵着脊梁骨。所有的人都被脱去了鞋子,据当地传说,赤脚的人被处死后他们将无法再从阴曹地府回来报复。

  刚上路时,团丁们盯得很紧,生怕“犯人”逃掉。走了一会儿,他们便开始抽烟、聊天,甚至打逗取闹,渐渐放松了对“犯人”的警戒。

  毛泽东深知这一去凶多吉少,一旦牺牲,起义计划将无法按时施行。他边走边想脱身之策,决定用贿赂团丁的办法死里逃生。于是,他快步走近潘心源,低声问道:“钱好拿吗?”

  潘心源摇了摇头:“捆在里面了,一下子拿不出来。”

  “那就算了!”毛泽东向他点了点头。

  其实,毛泽东身上有些钱,他这样问无非是想通报一下要“逃”的信息。

  毛泽东放慢脚步拖在队尾,潘心源和易子义见状赶紧走快些,故意把队伍拉成两节,让毛泽东落在后头。团丁不停地催促毛泽东加快步伐,跟上队伍。

  “老哥,我脚痛,可能是扭着筋了。”毛泽东一瘸一拐地走着,就像得道成仙的铁拐李。

  “嗬!照你这么说,我还得雇个轿子来抬你不成?” 团丁瞪起了眼珠子。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是说快不起来,我忍着痛尽量跟着走就是了。”毛泽东说完,用脚踢了一块石子,晃动一下身子,故意使口袋里的银元和铜板发出响声来。

  果然不出所料,团丁听到硬币碰撞时发出叮叮当当的金属声后,顿时睁大了眼睛,并死死盯着毛泽东装钱的衣袋。

  毛泽东趁机侧过身去问团丁:“老哥贵姓,府上哪儿,生活可好?”

  团丁朝前面瞅了一眼,怒气全消,和颜悦色地说:“姓黄,湘潭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小,全靠我卖命挣几个钱过活……”

  “哦,咱们还是同乡呢,我也是湘潭的!”毛泽东挨紧团丁并排走着,等同行的民团队长走过去,便从口袋里抓出两块银元塞到团丁手里,轻声说,“黄大哥,莫要嫌弃,拿去买碗茶喝。”

  “哦……”团丁接过钱并迅速藏在贴身的衣袋里,然后装作没事的样子继续和毛泽东聊天。

  不知不觉又走了一段路,毛泽东看看地形,机会来了:路在前面拐弯,首尾难以看见。路的一边是晚稻,另一边是杂草茂盛的山地,往上不远就是一片山林。毛泽东有意问团丁:“黄大哥,到总部还有多远?”

  “不远了,很快就到。”团丁朝山林方向一努嘴,示意毛泽东赶快往那边跑。

  毛泽东会意地点了一下头,转身刚要跑,不巧被旁边的一个歪嘴团丁看见了,他跑过来喝道:“你想干什么?”

  “我想去方便一下。”毛泽东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块银元递过去,小声说,“就这一点了,再也没有啦!”

  歪嘴团丁毫不客气地接过钱,三步并作两步往前走。机不可失,毛泽东赶紧往回走几步,抓一把铜板撒在路面上,转身就往林子里跑去。

  直到看不见毛泽东的人影了,那个姓黄的团丁才装模作样地大喊大叫:“跑了一个,跑了一个!往后边跑了,快追呀!”

  团丁们闻声转过身来往后追,见到路上散落的铜板,更相信有人往后边逃去了。此时,为了掩护毛泽东,潘心源大声嚷道:“站住!”

  一声喝斥,镇住了几个团丁。待他们反应过来就围住潘心源说:“你要干什么?想造反吗?”

  “想造反的是你们,小小的团丁,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抓人,搞啥名堂,我要到吴县长那里告你们!”

  团丁们被潘心源的气势吓住了,一个个发起呆来。说时迟,那时快,易子义趁机拔腿朝稻田方向跑去,以掩护已经跑进山林的毛泽东。

  这一招真灵,只见民团队长手持土枪,口吹哨子,命令两个团丁留在路上看守,其余的人都跟他去追捕易子义。

  潘心源看见仍有两个团丁朝树林方向追去,心里焦急万分,便提高嗓门喊起来:“弟兄们,我们不能白白去送死,赶快跑啊!”

  队伍顿时乱成一团,无辜抓来的人一哄而散。民团队长指着易子义、潘心源大声喊道:“这二人是共党分子,快给我抓,不要让他们跑了!”

  不一会儿,潘心源、易子义被抓回来了,团丁们用绳子把他们捆住,交给两个团丁看管,其余的人继续上山搜寻“共党头子”。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追寻。

  这是毛泽东九年后在陕北保安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很细致地描述了他死里逃生的具体情节和当时的心态。

  团丁们摆开“一”字横队往山上搜去,甚至搜过了山岗。他们被折腾得又饥又渴,疲惫不堪,有几个团丁还骂起娘来。天近黄昏,民团队长吹响了哨子,命令停止搜寻,团丁们这才撤下山去。

  毛泽东待团丁离开山坳,就从水塘草丛中悄悄走出来。死神暂时躲开了,但危险依然存在。为避免暴露目标,毛泽东在脚上涂满泥巴,打扮成刚从田里劳动回来的农民,然后开始从山沟里往上爬,翻过一道山梁,又往山下走去。

  太阳已经落山,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毛泽东低头打量一下自己:光着两只脚,满身都是泥,衣服也被扯烂了。由于没有鞋,脚掌被戳破了,鲜血直流,像针扎的一样痛。他坐在路旁的石头上发起愁来,惊恐过后,感到又饥又累。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毛泽东眉头不展的时候,只见一个樵夫从山坞里挑着一担柴呼哧呼哧地向这里走来。他见毛泽东这副模样,显然吃了一惊。

  毛泽东像遇到了救星,急忙站起来打招呼:“老哥,莫怕!我是到铜鼓去,现在迷路了,请问到县城还有多远?”

  “铜鼓城离这里还远着呢,放着大路不走,你怎么走到这山坞里来啦!”樵夫放下担子,走近毛泽东。

  “最近总是有枪响,打仗哩!”毛泽东在绕山绕水地寻找话题。

  “打什么仗呀?”樵夫不解地问。

  “是农民协会和民团在打。”毛泽东用手比画着。

  “农民协会好啊!我们农民都赞成搞农民协会。”樵夫停了一下,接着说,“只是有一点不好,农民协会不该打菩萨。”

  毛泽东见樵夫也支持农民协会,便兴奋地说:“不错,我也是反对打菩萨的。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在抓我。老哥,能帮我一把吗?”

  樵夫把毛泽东从头到脚打量一番,感觉不像是坏人,便朝山口指着说:“前面冒烟的地方就是我住的村子,我挑着柴走你兴许跟不上,你就沿这条路慢慢往前走,我把柴挑到家就回来接你。”

  毛泽东双手抱拳,连声说:“谢谢老哥,谢谢老哥!”

  樵夫挑柴起步,又加一句:“你放心好了,我们村子很僻静,不是民团出没的地方。”

  天黑了,热情好客的樵夫把毛泽东接到家里。吃饭的时候,毛泽东问:“附近能买到草鞋和雨伞吗?”

  樵夫思忖片刻,答道:“可以想想办法。”

  毛泽东拿出钱来:“我这里有两块大洋,请你帮我买一双草鞋和一把雨伞,剩下的钱全都买吃的。”

  等毛泽东洗了脸,洗完脚,那樵夫已经把东西买回来了。毛泽东非常高兴,又同樵夫拉了一会家常,因实在太累,就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这位樵夫给毛泽东带路。他们来到一个叫“交车岭”的三岔路口,樵夫用手指着前方说:“这条路通往铜鼓县城,翻过那座山就是排埠,从排埠到县城只有二十来里路。铜鼓这边查得不严,一般不会有事的。”说完就要返回。

  “大哥,我还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请问……”毛泽东抓住樵夫的手不放。

  “我是个草木之人,不必问了,请多保重!”樵夫用手拍了拍毛泽东的肩膀,转身走了。

  毛泽东头顶烈日,脚踏热浪,继续往前赶路。在离铜鼓县城不远的地方,突然出现平江工农义勇队的几个战士,他们用枪拦住毛泽东:“站住!干什么的?”

  “和你们一样,搞暴动来啦!”毛泽东笑着回答。

  “有介绍信吗?”

  “介绍信被民团没收了!”

  “没有介绍信,只好委屈你一下了。”他们用黑布把这个“可疑分子”的眼睛严严实实蒙了起来。

  这一天是中秋节,第三团的官兵们正在准备出师壮行的酒宴。毛泽东被押到团部所在地萧家祠堂,端坐于太师椅上的义勇队大队长陈知峰,像衙门老爷升堂断案一样大声喝问:“你是哪一个?来这儿想干什么?”

  “我是毛泽东……”

  “毛泽东?”陈知峰闻声一振,赶快叫队员解开蒙眼的黑布,仔细一看,果然是毛泽东。他赶紧上前握住毛泽东的手,非常内疚地说,“唉呀呀,搞错了,搞错了!这是我们的毛委员啊!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

  “你的部下警惕性还是蛮高的嘛!”毛泽东用手揉了揉眼睛,“知峰啊,你可不知道,我这可是第二次当了‘在押犯’,一路上吃尽了苦头,身上只剩下两个铜板了,要是再找不到你们,就只好去讨饭了。”

  毛泽东在铜鼓县城找到三团的张启龙、彭商仁等负责同志,立即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传达张家湾军事会议的决议和举行秋收起义的部署,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

  九月九日清晨,旭日东升,霞光万丈, 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既定计划爆发了。毛泽东看到工农革命军兵分三路向平江、浏阳、萍乡推进,他的心情异常激动,奋笔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