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文化人”
听父亲说，我家是100多年前，“闯关东”来到了黑龙江的。他们那辈叔伯兄弟六人，几乎都是文盲。叔叔最小，是“老嘎达”。也是家中惟一的“文化人”。叔叔是民国14年（公元1935年）出生的。当时家族还挺兴旺。在“伙”里时，我家老少三代共有20多口人。是屯里的大户人家。到光复后，才“散伙”分家单过的。
分家后，爷爷领着一家人生活。爷爷是屯里有名的木匠，活计好，在屯子里来说，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土地改革时，我家分到了十几亩耕地和一匹马，孩子都长大了，日子越过越红火。两个的儿子都娶了媳妇，但家里祖辈没有“文化人”。让后代有个“文化人”，成了爷爷最大的心愿。
1946年，叔叔在本屯念完初级小学，准备继续上学。可我家所在延寿县三区六团屯，屯里没有高级小学。叔叔初级小学毕业后，爷爷为让“老嘎达”有出息。就把他送到距离家20里路的长发高级小学读书。刚刚10岁的叔叔从此就走上离家求学的路。那时，延寿县刚解放，家乡人的生活条件都很差，我家也很穷。叔叔上学时，爷爷没钱给他书包，就找了一块旧铁片，打了一个“铁书包”。叔叔背着这个“铁书包”，一直念到小学毕业。
叔叔学习很刻苦，成了全班的“尖子生”，升学考试前，爷爷说，学“兽医”吧，当个兽医有地位，又好挣钱。这个职业，社会啥时候都离不开。叔叔不负爷爷的厚望，考入了黑龙江省农业学校（校址在双城县【现在的双城区】）。
叔叔进入农校以后，学习更加努力，成了班里的优秀学员，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一晃，到了1958年，叔叔毕业了，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兽医研究所。成了全家热捧的“文化人”。也成了惟一一个走出庄稼院，且进了省城哈尔滨的张家的后代。当时我正念小学，叔叔也成了我学习的样板，心中的偶像，
叔叔念书期间，屯里经过了土改，变化很大，在成立了人民公社时，公社政府也搬到了六团屯，屯里还建起了供销社、银行、医院和学校等单位。叔叔参加工作时，我已上学了，认识不少字，叔叔写给爷爷和奶奶的信，都是由我读给他们听。我记得他几乎每封信的开头都是“敬爱的爸爸妈妈：我在遥远的异地向你们问好！”我觉得叔叔写的信，有新内容，连对爹妈的称呼都很有“文化”味儿。
1959年春节前夕，叔叔回家过年时，带回来面包、糖果、衣物等很多好东西。我和家里其他人，是第一次吃到面包的这样美味的“洋食品”，都乐得合不拢嘴。叔叔还带回了一个袖珍日历本（我记得定价是八分钱），每个月都有详细内容，封面是防洪纪念塔的画面，很精美，很漂亮！我爱不释手，就第一时间装进了书包。叔叔还给我的两个哥哥买了两件烫绒布的夹克衫，听说买时每件是花13元钱呢！衣服很洋气，他们第一次穿到这么好的衣服，高兴的不得了，我和弟妹们都羡慕。叔叔看到全家人都很开心，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现在才知道，当年，他只是个见习技术员。工资很低，买这些东西，花去了他近一个多月的工资。这对一个刚参加工作、年仅18岁的年轻人来说，他爱家，顾家的情怀，可见一斑。
参加工作不久，经乡亲介绍，叔叔与曹大瓮屯（距离六团屯二十五里地）一个老家农村姑娘结了婚。叔叔在单位附近的附近租了一处破旧的砖房，把家搬进了哈尔滨市。在城里过日子，这对于“一没住房，二没城市家庭户口，三没可依靠亲人，年龄到二十岁”的小青年来说，困难可想而知了。
1960年秋天，我三伯父家的儿子（我大哥）考入了东北农业大学，叔叔看到我家也出了大学生，十分高兴。多么想帮一把呀，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看到大侄衣服单薄，就把自己穿过的一件毛衣，送给了他。每当提起这件事，现在已经82岁大哥还心存感激之情。
1962年夏天，我大伯父家的大儿子患了重病，到哈尔滨市住院治疗，他忙前跑后，联系住院，代办住院手续，竭尽全力地帮忙，不仅花光自己手里的钱，还从单位借了不少钱。半年多的时间，才用工资还清了这笔借款。
1963年，哈市清理农村户口，他只好把妻子和两个儿子送到乡下的父母家。两地生活后，他妻子，有了外遇，宁肯与她娘家屯里的一个农民过，也不愿意在城里“遭罪”，毅然与叔叔离了婚。叔叔家庭面对不幸遭遇的现实，硬是扛了过来。不久，经同事介绍，叔叔又与一位城里的姑娘组成了新的幸福家庭。
1968年年末，我参军入伍，他得知道消息后，就给我写信鼓励我“好好干”。1969年夏天，他与同事到承德市搞“外调”，专程绕道去位于锦州，到我所在的部队营房看我。他是第一个到部队看我的亲人，我无法表示心中感激的心情，就与连队首长说了，首长安排炊事班单独给叔叔做了加肉面条的“家属饭”，热情招待。饭后，我又找到团里的公务班长，帮忙把叔叔安排到部队干部招待所住宿。第二天，我又步行五里多路，把叔叔送到距营房最近的七里河火车站，与叔叔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
1982年8月，奶奶病重，他带着老闺女回老家六团屯看望奶奶（奶奶住在父亲家），在父亲家住了几天。这期间，我也住在六团屯。我请叔叔吃饭时。他看到我家桌子小，还亲自动手，给我家加工了一个桌面是水曲柳木板的“靠边站”。由于木质坚硬，他累得满头大汗，桌子加工完毕后，又亲手给桌子刷了油。后来，我从乡下到县里，再到市里，几次搬家，扔掉了许多物品，唯有这个“靠边站”都没舍得扔。
1986年，我到齐齐哈尔市公出，顺便去了当时住在富裕县的叔叔家，我下火车时，已经是傍晚四点多了。那天天很冷，光线又不好，可我一出站台，就看到叔叔正站在寒风里等我。
我跟叔叔一进家门，就见到了摆满了一桌子的饭菜，老婶和弟弟妹妹都在欢迎我的到来。我与叔叔亲热地唠起家常嗑。他问起我工作和生活的事，还打听了他的两个亲哥哥（我的父亲和大伯父）的情况，闲聊中，我得知，他当时任省兽医研究所办公室主任。两个大孩子已经就业。稍小的弟弟妹妹正在上学。
可万万没想到，几年后，叔叔还没到退休年龄，就因病去世了。叔叔去世时，我由于工作忙，没能与叔叔见到最后一面，留下了些许遗憾。
叔叔生在一个贫困家庭，父母及两个哥哥都是农民，家庭生活都不好，他先后养育了六个孩子。自己虽然有了稳定的工作，但仍然是本单位的困难户。他遇到多大的困难，家里人都无力帮忙。命运又很不幸，加之经历了一次不幸的婚姻，现在的老婶还患病多年，一切担子都得自己挑着。
叔叔虽然名字叫“张富”，却一直过着穷日子。叔叔一辈子不忘初心，心里装着家人，事事为家人着想，尽管自己含辛茹苦过日子，家里人遇到困难时，他都竭尽全力去帮忙，甚至倾其所有，也在所不辞。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一个无私的“奉献者”。
回头看看，“文化人”叔叔，其实文化很低，用现在的标准衡量，他连个高中毕业生都不够。但他勤奋学习，踏实工作，从最低点起步，一步一个脚印，昂首走在科研的道路上，最后成长为副研究员。
叔叔虽然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文化人的形象，给家人留下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财富。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激励我不停地追求，不断地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