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光复那年,我父亲虚龄14岁,曾经目睹了一次日本军警搜捕抢枪人的场面。

  1945年春,大概是农历正月末二月初的时候,日本人在延寿县的大山(今庆阳农场)的开拓团大概是六号,发生了一起日本人(非武装部队人员)的枪支和马匹被抢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一日本人被打死,抢走枪两支、马一匹。随后,他们组成了一支搜捕队伍,沿着山路对认为是重点山区的村屯展开了搜捕行动。这支队伍由十多人组成,其中有三个身着军装的日本人,一个是开拓团的人,一个是县里的副县长,一个是跟随副县长的翻译官。其余的人是加信警察署姓华的署长带领的警员,还有一个人是大柜街(街,读音为gai,今中和镇)的值道官(这个官职的职责是什么不详,发音是否准确、怎样写均不确定)。在日伪(满洲国)统治时期,县长是中国人,副县长是日本人。不过,身为日本人的副县长,要比身为中国人的县长说了算。因为那个时期的县政府是傀儡政府。一个说一不二的副县长亲自参与搜捕行动,可见,日本人对这起抢枪事件是多么重视。

  这支搜捕队伍荷枪实弹,耀武扬威,时隐时现,多在夜间行动。他们先到尹大嘞嘞屯(后来的赵炉沟上沟,以后归加信公社长寿大队管辖,今加信镇长富村的一个自然屯。由于发音问题,这个“尹”字也许是别的什么近音字)进行了搜捕。一无所获后,在赵炉沟腰沟(李芳屯)抓住了一个姓蓝(也许姓“栾”)的人。他们给姓蓝的人戴上了手铐脚镣,下一站来到了只有17户、两趟街的向阳山(今中和镇境内)。

  那一年,父亲的叔叔家就住在向阳山。由于我祖母早年病逝,祖父先是被抓当劳工,后又在外地给人家“扛活”。我父亲便寄居在自己的叔叔家中。屯中的杨家是父亲的婶母的娘家,父亲称为二舅的杨占山(父亲婶母的堂弟)是这个屯的排长,算是最高“行政长官”了。由于自家寒冷,杨家比较暖和,再加上我父亲与杨家的几个人年岁相近,平时在一起放牧、玩耍,便住在杨家“猫冬”。

  那天刚刚黑天,搜捕队伍便来到向阳山“夜查”,挨家挨户查问是否来了外人。会跳大神的张五先生家里来了一位朋友叫王荣,因为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平时被称呼为王老疙瘩。搜捕队伍的人来到张五先生家盘问时,张五先生顺口说出他叫王老疙瘩。“王老疙瘩叫什么名?”由于一时紧张,张没回答上来。“谁大号叫老疙瘩?”“啪啪”就是两个嘴巴,鲜血顺着嘴角淌了下来。接着,又是一顿拳打脚踢。张五老先生被打得蒙头转向,更说不上来了。于是,他和王荣被押到了排长杨占山的家中。

  这伙人的到来,身为排长的杨占山自然是要“热情”接待的。

  张五先生被带到杨家后,又被灌了一茶壶凉水。再次对王荣进行了审问,没有问出什么破绽。杨家来的一个中年客人是杨占山妻子的婶母,家住加信子(今加信镇),熟悉加信警察署的人,便帮助说好话。杨占山与张五先生是磕头弟兄,好说歹说地给张、王二人作了保,算是拉倒了。那时,父亲年岁小,不知道害怕,从大人的腋下伸出脑袋看热闹:“小孩子看什么?回去!”被警察给推了回去。搜捕队伍逐户查问之后,又去了另一个村庄……

  父亲继续讲道,后来听说,快要种地的时候,日本军警在亮珠河桥(今天台大桥)捡到了一个铁盒子,里面装有两个喇叭嘴子。也不知道这喇叭嘴子与这件抢枪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日本军警以此为缘由,在大柜街抓了4个喇叭匠子,进行审问。审问无果,又有人作保,便又拉倒了。再以后,日本鬼子投降了,自然也就没有人追究了。

  这一起抢枪事件,到底是民工、地下党、还是土匪所为,至今不得而知。不过,本人以为,父亲没听说过是何人所为,不一定是别人也不知道。也许还有更精彩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