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故宫”荣宝斋

荣宝斋的镇斋之宝

       荣宝斋创建350年了，荣宝斋历来有“民间故宫”之美誉，收藏了大量的艺术珍品和艺术精品，荣宝斋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商业和学术的结合，积累越厚，其体现的学术价值也就越高。

       新中国成立以后，荣宝斋花大力气收购到不少流落在民间的传世珍品，包括从故宫里流散出来的一些文物，像米芾的《苕溪诗》，他们收购进来以后，就捐献给了故宫。

      和经济效益相比，荣宝斋更看重自己的文化价值。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也正是荣宝斋作为文化艺术的中央企业，有别于一般商业企业的地方。要说荣宝斋，那肯定是有不少的艺术珍品，而且很多是国宝级的藏品，比如田黄王和和硕怡亲王的田黄王对章。

     《唐人写经》等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的书画珍品，以及大量的明清时期与近现代名家的佳作，比如张大千先生的《华山云海图卷》等。

    “田黄王”可谓是荣宝斋的镇店之宝。田黄石由于世间稀少而价格昂贵，1986年秋天，荣宝斋石材专家得到消息，寿山乡的几个农民，挖出了一块特别大的田黄石珍贵无比，经过专家几日的谈判，最后荣宝斋以13.5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4275克的大田黄石，其晶莹灿烂，温润如玉，被爱石者称为“田黄王”。

     “田黄王”确实担得起这个名号，因为它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田黄石材之一。据说，30年前就有海外人士想出高价百万之巨来购买，被荣宝斋婉言谢绝。这块田黄玉石，早已是荣宝斋的“镇店重宝”，其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当然荣宝斋最重要的镇店之宝，还得数“诚信为本，荣名为宝”的百年古训。“藏必精品，出必真品”，这是荣宝斋的立身之本，它已经成为一种传承有序的企业精神，成为印刻在每一个荣宝斋人血脉里的“家风”。从这里，我们或许也将可以一窥“金字招牌”，是如何修炼成的。

          木版水印，最经典的文创产品

      我国近些年许多有创意，有特色的文创产品，非常受年轻人的青睐，荣宝斋做文创产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木版水印，就是荣宝斋最经典的文创产品木版水印，这是荣宝斋最得意的两项非遗项目之一，是在继承我国传统雕版印刷技艺基础上，独创了彩色书画复制技艺，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作品惟妙惟肖，精确无误，几可乱真。2006年，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被国务院认定为第1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896年，荣宝斋设立“帖套作”，开始自刻自印笺纸，不久，名声鹊起，这为后来的木版水印事业打下了基础。上个世纪30年代，郑振铎先生委托荣宝斋刻印《十竹斋笺谱》。 1952年，成为荣宝斋新生后的第一个木版水印出版物。郑振铎不仅为重新刻印，还提供了1934年刻印时的缺页，使重印的《十竹斋笺谱》“终成完帙”。后来，郑振铎先生又建议荣宝斋编译出版《敦煌壁画选》。

      鲁迅、郑振铎委托荣宝斋木刻水印的《北京笺谱》，也是技艺精湛的代表作。老一辈艺术大师齐白石、张大千等，都曾授权复制自己的产品，留下了许多佳话。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荣宝斋的经理把白石老人请到店中，在他面前挂出了两幅《墨虾》，告诉他其中只有一幅是他的真迹。老人端详了许久，最终摇着头说：“这个……我真看不出来了。”

      徐悲鸿先生曾多次把包括《奔马图》在内的作品交给荣宝斋复制。有一次，他找技师帮他修改画长了的一条马腿，他说：“中国画，一笔下去就见效果，发生一些笔误在所难免。往往整幅画看上去挺好，可是有一笔画错了，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很影响画家的情绪和效果。丢弃了吧，又太可惜，很矛盾。”

       但是，荣宝斋技师给他修改得天衣无缝，他说：“这真是好手艺！”时至今日，徐悲鸿的马，仍然是荣宝斋木刻水印的当家品种。通过木刻水印的方式，也令普通民众能够有机会，近距离的欣赏名家的作品，在艺术殿堂和百姓生活之间搭起了一个桥梁。看来木版水印，这看家的本事，无论如何也该永存在荣宝斋里吧。

       装裱修复名画是荣宝斋的“绝活”

       除了木版水印，还有一项看家本领，那就是书画的装裱修复。要知道，装裱修复中心是荣宝斋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装裱修复技艺在行业内久负盛名，而这门技艺的传承使荣宝斋更具有代表性。

       2008年，荣宝斋装裱修复技艺更是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1956年荣宝斋装裱车间，装裱技术工人队伍中，云集了整个北京琉璃厂地区各种装裱店铺的顶尖高手，于是荣宝斋有了堪称书画装裱修复最高阵容。

      你可千万别以为装裱修复就是简单地把书画作品裱起来，这里面的门道很多。荣宝斋的装裱是北派装裱，“京裱”——最集中的体现传承了传统的技艺，不仅制作精良，用料选材也极为考究，宣纸、锦、绫、绢等用料都是选用厂家特供，每道工序都严格把关，采用传统制作，有益于日后揭裱重装，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和特点。

       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天安门，政协礼堂，钓鱼台国宾馆，京西宾馆等诸多国家的重要单位，都有荣宝斋装裱的作品，包括名家笔下的《江山如此多娇》《万里江山图》《金色长城》等多幅书画名家巨作的装裱工作，都是出自荣宝斋的师傅之手。

       荣宝斋的装裱修复师傅，也曾展现装裱绝活，能把一张支离破碎的明代倪端的画作，一寸一寸的粘接上千处，修复成一幅完整的画面，让人叹为观止。

国画大师鼎力支持荣宝斋

       荣宝斋木版水印发展之初，就有幸结缘两位中国画大家，他们是张大千先生和徐悲鸿先生。正是与这两位国画大家之间看似偶然的结缘，却进一步强化了荣宝斋木版水印的高雅基因。

       荣宝斋木版水印技术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45年底为张大千先生复制《敦煌供养人》。《敦煌供养人》的复制成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可视为荣宝斋木版水印诞生的标志。

      1945年抗战结束后，张大千先生来北平居，其间，张大千先生与荣宝斋多有往来。

      如果说，张大千先生为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的诞生提供了助力，而徐悲鸿先生则给了荣宝斋重拾木版水印技艺的信心。1952年，正当我们为荣宝斋木版水印平民化尝试失败一筹莫展时，为徐悲鸿先生复制的《奔马图》，使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意外地获得了公众的认知和喜爱。同时，也使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人得以重拾对这项古老技艺的信心。

      1952年初夏的一天，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先生来荣宝斋。在与荣宝斋交往过程中，徐悲鸿先生还与荣宝斋技工共同开创了画、印双方合作完善画作的先例，复制《奔马图》的巨大成功，给荣宝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十几年后，荣宝斋在复制关山月先生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时，再次使用了这一方法。当时，关先生对其所作《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中的房子和题字不十分满意，但又担心重画时，其他部分未必能够达到这张画的效果。这时，人们想起了为徐先生修改马腿的方法，就让关先生只重画了房子、重写了题字。因此，这幅《农民运动讲习所旧             木版水印 张大千《敦煌供养人》

址》也是只有木版水印复制品，而没有与之相应的原作。                                    

       除了无偿将自己的画作提供给荣宝斋复制、销售外，徐悲鸿先生还尽其所能关心和支持荣宝斋的木版水印事业。徐先生知道，木版水印画要获得成功，除了印刷技术精良之外，还需要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影响力的画作。而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大部分名家的画作都散落在个人收藏者手中，一时难以找到符合需求的画作，于是，徐悲鸿就将个人收藏无偿地供给荣宝斋挑选。齐白石先生也曾赠送他24幅册页，可以说件件都是精品。至今，这些复制品仍在印刷、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