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邓拓
邓拓的长女邓小岚在北京冬奥会后辞世
曾全程陪同44名山区孩子唱响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马兰花儿童合唱团创始人邓小岚老师，3月19日在马兰村做音乐节准备时突发脑梗医治无效，3月21日在北京平静离世，享年79岁。
马兰村的孩子们说：“邓奶奶生前最后的那些年里，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我们的儿童音乐教育，她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满足！”北京冬奥会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的奥运会会歌获得世人高度赞扬，更将邓小岚的快乐推向高峰，她在自己生命的高光时刻离去，而且走得安详平静，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慰藉！
邓小岚的姓名，取自父亲的姓氏，母亲的名字。
邓小岚父亲——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邓拓，母亲丁一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邓拓曾带领晋察冀日报社的同志们在太行山深处的阜平马兰村生活和战斗过多年。缘于个人身世和父辈情结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邓小岚老师从北京退休后，把自己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阜平，为当地脱贫攻坚、儿童音乐教育倾注了大量心血，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由衷地敬仰和赞美。
战火中丁一岚与邓拓结缘
丁一岚穿一身纯棉服装，脚踏青布鞋，头发乌黑，风致端庄，眼神清澈，用微笑迎接前来看望的客人。在他的桌案上摆着邓拓的照片，他神态清奇，额骨略高，眼光熠熠，可惜他现在只能用照片上不屑的微笑来迎接客人了。
丁一岚告诉记者她同邓拓一段文字缘。在抗日战争时期，邓拓是晋察冀日报总编辑，丁一岚是一个从天津来的中学生，任山西一个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会长，她写了一个童养媳的悲惨故事，寄到了当时的《晋察冀日报》去。这篇稿子写的情深意茂，文清词顺，给邓拓看中，很快就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不久丁一岚收到了邓拓的一封信，信中充满了赞美和鼓励。丁一岚当然愿意接受这位总编辑的指教，也就回了信，于是，这两个人结下了文字缘，然后，这文字缘也就顺理成章发展到了一个好姻缘。
八头骡子的办报生涯
卢沟桥的炮声响了以后，邓拓给一位朋友写信说：“西方有巨人焉，吾将往从之。”不久，一天夜里，邓拓在风陵渡附近逃脱了国民党军警的监视，跳下火车渡过了黄河。邓拓一路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来到了五台山，他在路上向老百姓请教，哪些野菜可以吃？叫什么名字？一路上尝了好多的野菜，又收集了好多野菜，走到了五台山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
到了五台山，就奉命办起了《抗敌报》，后来这张报纸改名为《晋察冀日报》。在战争环境中难得有个安宁的时候，八头骡子就把报社的全部装备运来运去四处转移，他上马凝神构思，下马援笔写文，那时候的报纸是用杂草浆做成的，用老百姓家的锅底灰加点水，和一和就成了油墨，他号召大家做文章，不要超过3000个铅字，这样一来骡子就可以少驮些铅字了。
战争是长期的，也是危险的，一手拿枪，一手拿笔，既要办报也要打仗，在一次夜间转移中遭遇了敌人，邓拓的坐骑被敌人打伤，他从马上摔了下来，然而他从容不迫，指挥若定，在他的率领下，队伍安全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村庄，照样出报，因为过于劳累，一次他晚间熬夜睡着了，人们送报纸清样请他审阅，才把他叫醒，可是他把清样拿到手又睡着了。
当然生活和战斗也不是经常紧张的，邓拓在闲的时候，他组织了燕山诗社，提笔作诗。许多从北平来的老教授，当地的民主绅士都钦佩他的才能。在一次行军途中，他曾指着一排一排参天的白杨说：“看，这些白杨活像一只巨大的毛笔，直伸向蔚蓝的天空，要写出伟大的篇章。”
一天，几位英国和美国的教授，从北平来到了五台山参观，那时候根据地没有合适的翻译人才，在一次军民联欢大会上，邓拓出来为外宾翻译，音语准确流畅，达意传神，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在《勋报社诸同志》一诗中，邓拓写道：
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
奋发挥毛剑，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
人们称赞邓拓说：品德、才华，兼而有之。
从品德上讲：诚恳、谦虚，直率，庄重，和蔼，活泼，风趣、平易；
从才华上说，文章、诗词、历史、文物、书法、外语，无所不精。
邓拓，在抗战中办了十年六个月零三天的报纸，报社先后牺牲了二十多人，而在这整个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一天也没有停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建国后兢兢业业办党报
邓拓从农村进入北京，奉命办《人民日报》，这是党的机关报，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邓拓笔不停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赞美社会主义，歌颂社会主义，他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活动在祖先血汗洒遍的燕山地区，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当放松努力，要学习得更好，做得更好，以期无愧于古人，亦无愧于后人。”
战争年代，邓拓被人们誉为是“军中才子，马背诗人”，“上马杀敌，下马办报”。解放后为了学得更好，做得更好，更好按照党的指示精神办报纸，歌颂成绩，也批评缺点，无论从报纸上看，从他的文章中看，邓拓用九个指头，诚心诚意的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当然他也用一个指头，甚至还不到一个指头，来批评我们党的缺点。这些缺点是应该批评的，现在也仍然需要这样的批评。
邓拓，看到了陆游的两句诗，“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便写道：“这是切中要害的警句，想想看病人遇到了庸医，乱给你开药方，乱治一治，小病变成大病，大病则吾乎哀哉，这条性命，不是掌握在庸医的手中吗？一篇好文章如果落在俗子手里，他自以为无所不知，吹毛求疵，乱加删改，岂不可惜？”但是，当庸医负责治你的病的时候，你的性命也就掌握在他的手上了，当俗子做了编辑的时候，你的文章也不得不由他随意的议论和取舍了。”
“历来只有真正的老实的劳动者，才懂得劳动产生财富的道理，才能摒弃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而踏踏实实的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主义也为自己创造财富。”在另一篇文章中，邓拓说，“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的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就是说大话的人，也有本性难移死不觉悟的，”在另一篇杂文当中，他说“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可以遇见，上面这些话说得多么尖锐，然而不尖锐，是不会感到痛的，感到痛，才可以知道病之所在，才可以痛下针砭。文章写得使人感到痛痒才好。不然，为什么人们批评某些文章写的不疼不痒的？”
邓拓的书法
“反右”中屡受顶层批判
到了1957年的暮春，人民日报社召开一次编委扩大会，邓拓神情冷肃，拿出了笔记本，仔细的传达了毛主席对他的批评的原话，他忽然把眼眼光转向报社的同志，用很重的语气说：“毛主席说，你们能写，就叫你们写吗！”他还找报社的同志说：“毛主席最近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其中提到了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
他决定让报社理论部的编辑写一篇社论，题目就叫做《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邓拓说，去找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来看，他提出来要在这篇文章里提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编辑答应了，就去构思，邓拓又说，“你能快一点吧，最好明天能够交稿，因为我们是贯彻中央的精神，要快。”可是过了几天，邓拓挨了批评，罪名是“书生办报”，他又让编辑连夜写的那一篇社论，发表在1957年4月6号的《人民日报》上。
邓拓写文章很快，被人称之为“笔走龙蛇的人”。这话倒是真的，并无过错，大约他喜欢笔走龙蛇，也就喜欢笔走龙蛇的人。报社的编辑，可不敢这么自诩为“笔走龙蛇”。但是只要你是喜欢动笔的，他都要夸奖你，鼓励你。不久邓拓又挨上级骂了，说他是“死人办报”。他挨骂以后在办公室里发牢骚，人们走进去听见他说“又是书生办报，又是死人办报，是谁叫我办成这个样子了？”自然，话说到这里也就清楚了，他对那种教条主义的宣传方法是深恶痛绝的，不过他的确有些书生习气，他写道“书生习气未能无”。
如果把书生当作一个杂家，那么邓拓，就是一个杂家，他在《欢迎大家》一篇杂文当中说，“殊不知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却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这也叫做杂家，那么我们倒是应当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旧时代知名学者，程度不等的都被说成是杂家，我国古代学者的文集，几乎都可以说是百科文集，都是值得重视的文化遗产”。
是的，邓拓的杂文集《燕山夜话》就是一本百科文集，就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邓拓是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也是北京市委书记，但是他更像是一个仗义执言的新闻记者！
邓拓，作风朴实，喜欢深入采访，一天，邓拓过了永定河来到了门头沟，这里有一百所明清两代民窑的遗址，他下到煤窑深处，查看了许多老窑坑收集了大量的材料，包括契约文书137册，民窑登记本和账本各一本，民窑业主家谱一册，民窑手执的诉状两本和一个抄本。他说离开了对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大量的材料的研究，孤立地观察某一个个别的现象，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邓拓并没有满足于手头的这点资料，他翻遍了中国2000多个县的县志，摘录了许多的材料，他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篇论文，《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
邓拓来到前门外，见到了一家酱园门沿上有一个古老的牌匾，上面写着“六必居”三个金字。“路人都说前门外，四百年来六必居”。邓拓来到这里，找到了自己的老友，向他采访六必居的经营历史，邓拓还仔细观看了那个据说为严嵩所写的牌匾，后来他写了一篇杂文，《六必居的材料说明了什么？》
一代报人，风范长存
历史不会重写了，邓拓的深入采访，在中国新闻历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章。那一年，人们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看到了荣宝斋的大橱窗里陈列着邓拓写的大字。书法直径约三尺见方，那书法写的龙飞凤舞，潇洒飘逸，很见骨力功夫。
丁一岚说起邓拓的书法来，她说“邓拓是福州人，出生于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中过举，教了几十年的书，对邓拓管的很严，每天早晨起床不让他小便，就得先去写大字，据说这样可以养真元，就可以把字写好了。邓拓从床头上面拔下来一些草，捆扎成笔，桌子上放了一张颜体或者柳体帖子。帖旁放了一块方砖，方砖旁放了一盆清水，他就用笔蘸着清水，在方砖上写字，字写好了以后，在方砖上还可以看到清楚的字体，等到再蘸好一点清水，要写第二个字的时候，水已经给方砖吸收了，字形也就隐去了，他就这样苦练书法，一直到写完规定的字数，才能出去小便。
学界认为邓拓的书法是下过苦功夫的，邓拓做学问也是下过苦功夫的。下苦功夫并不在于冥搜苦索，而在于开动脑筋多看多想。一面看一面想，这样你下的苦功就活了。
邓拓当年常到基层去，看望工农群众，甚至还访问过和尚和道士，他和他们聊天，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然而，他绝不是信口漫谈，而是做有心人，往往他同人谈话完了，一篇文章的题目也就出来了。这当然要有功力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不过，这也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的经验，要在生活中学习，寻求生动活泼的学问，要学会随时随地的动脑筋去想办法。
《燕山夜话》有152篇，大多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如果允许他写下去的话，他会不止于写上1500篇的，即使如此，现在也难找出人来同他相提并论了。
在新闻界写文章的人中，邹韬奋的叙述文，议论文交替取胜；范长江以文笔纵横见长，各有千秋。而邓拓的文风却是以思想风华领袖报界。在《燕山夜话》杂文集问世以后，各地报纸相继出现大小不同的夜话专栏，专栏作家应运而生。
邓拓没有架子，大概是人们见过的处在领导岗位上的最没有架子的人，他虽有才气当了总编辑，行政是七级官员，可是没有架子。有一个笑话，说人民日报有两个胖胖的女同志，身材都差不多，容貌也略为相似，一个叫牛健，在行政部门工作，一个叫蓝村，在编辑部门工作，进城以后不久，邓拓见到了蓝村，就招呼她坐，“牛健同志好久没见面了！”，蓝村当时脸就红了，邓拓知道了以后在一次人民日报社务大会上公开向蓝村道歉。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邓拓联系群众不够，相反可以说他是很联系群众的。对于一个不太熟知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作为总编辑能够主动打招呼，这就很不容易了。
邓拓礼贤下士，有古代士大夫之风，恭谦让本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春秋时期的平原君，春申君、孟尝君都留下了许多恭谦让的美谈。但是好些时候，恭谦让曾经被当作恶德来批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极了，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
邓拓的身体并不好，在战争当中摔坏了，经常腰疼，还患有偏头疼病。一天值夜班，他对同事说，我老是偏头疼。同事说，你不能吃点药吗？他笑着说：“我从来不喜欢吃药，工作学习就是治病的良方，只要有工作和学习起来，就把疼忘了。”
不知怎么的，很多老记者都记得邓拓的话，他不喜欢吃药。后来一位老记者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夫人丁一岚。她笑着说：“邓拓自己动手做过一个梅花针，工作繁重时头疼了，他就拿梅花针，轻轻的敲敲自己的额角，甚至敲出血来。”
丁一岚拿出了两幅珍藏的丝帕说：“这两幅手帕上的诗词是邓拓在1948年4月28日写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我就把它随身带着，走过了枪林弹雨，没有想到全国解放以后，在那乌云遍布的十年里，我却把它藏在棉袄当中，度过了艰苦的时光。”
这两幅一尺见方的丝绸手帕，已经有些发黄了。手帕上的墨迹也有些地方模糊了，丁一岚在劳动惩罚盛行的时候，“我也下去干活了，出大力流大汗，棉袄里子都汗湿透了，这个丝绸手帕也被弄污了，字迹也就变得模糊了，一直到云开见日，手帕才算解放了。”
人们接过手帕，见到上面的字，有银杏大小，写得密密麻麻，计有《恋歌》四首，共310个字，七律一首，计56个字，五律一首，计40个字，加上题跋，约500字，人们看到这些，颤抖着摘记下来几句，邓拓写道：
古道凄凉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只如今抖擞旧精神，酬尽心头文字债。待取新衣上征途，好将身手试，常为孺子牛。
想旦夕四野起烽烟，顾不及惊起伯劳飞燕各西东。负笈携囊早登程，且休回首，向茫茫平沙舞干戈，莫念那衡岳巍巍云里人。
1966年文革中“五一六通知”第二天夜，邓拓在家中自尽，从此《燕山夜话》再无后话。邓拓是个战士，是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支笔就是他的干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