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那校 那检讨

　　那年是1976年，中国刚刚结束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

　　那校是山西省委党校，一座与共和国同时成立的学校，是山西省委为培养党政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的学校。

　　那检讨是我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的个人检讨。

　　就是说，1976年在山西省委党校，我，一个三十多岁的厂级干部，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做了一次深刻检讨。

　　事情得从1976年说起。这年，山西省党校文革后首批进修班在全省各单位招收学员，经过层层选拔，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开学典礼上，省委书记宣讲了办班目的，宣读了各项纪律。从中我知道了省委办班意图，知道了全班有多少人他们来自哪里，以前做什么工作，知道了干部培训班划分为雁北组、晋东南组、晋中组与晋南组。知道了我属于晋南组，组员有古县柳秀兰、大宁张兰贵、西钢文慧、临钢王林平，我来自侯马电厂，担任晋南组组长。走出会堂，我心里一阵兴奋，不是因为担任小组长，而是一直渴望上大学，终于在我人到中年的时候，圆了大学梦。至于组长的管理工作，简直不值一提，原来管理几百号人马都得心应手，现在属下只有十二人，管起来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么！

　　可就是这种思想，最终导致我犯错作检讨。

　　紧张的课堂生活，热闹的校园活动，使这些常年在工厂、机关的中年“大”学生，忘记了烦心事，一心沉浸在党校的学习氛围中。

　　国庆节到了，按照国家规定，学校放假三天。小组例会上，我宣布完放假通知后，有学员悄悄说：“就三天啊！这么长时间没回家，单位和家里要处理的事太多了，能不能延长几天了？”

　　我也感觉时间太少，他的话与我想法一致。略微思索后，我痛快的说：“那就延长两天吧。五号晚饭前必须到校，不能误了晚上的政治学习。”那时，做侯电领导的身份和霸气仿佛又回到身上，我大手一挥，决定立即生成：全组放假五天。

　　五天的时间实在过得太快了。

　　返校后，晋南小组不是参加政治学习，而是参加全校大会。因为我擅自主张，晋南组成员全部旷课两天，学校责令我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出深刻检讨。

　　直到今天，检讨会上的发言还回响在耳边：“因为我没有组织观念，纪律性不强，违反了校纪校规，导致全组成员旷课现象。现在，我认识到了擅自做主的危害性。以后，我会与党保持一致，严格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办事，不说有损党员形象的话，不做违背党纪国法的事，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那时，我是这样说的；后来，我是这样做的。

　　在侯马电厂，我掌握着人事大权，没有我的批条，任何人都无法进厂上班，那怕他是厂长亲属。当然，我的亲属也不例外，三弟就被我硬生生拒之厂外了。那时，三弟毕业了，他周围的同学，有的当兵有的招工，眼看着朋友们都有了着落，三弟急了，坐火车到侯电，想走后门进厂。想到党校时的承诺，想到厂党委会的规定，我没有答应。为此，三弟好长时间都不搭理我。

　　那时，我没有动用手中权利，为自己和家人谋私。

　　在平阳钢铁厂，我保管着平钢所有财产，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无法拿走一针一线，那怕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当然，我的亲朋也不例外，景同学就被我拒过多次。时间已经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周围人用各种方法发家致富，有的经商有的办厂，眼看着不如自己的人都成为富翁，景同学急了，他走进我办公室，暗示我劝说我，“借用”一些钢材，让自己先富起来。想到党校时的错误，想到保管的职责，我拒绝了。为此，他讥讽我是“傻瓜，何必那么认真，你不说谁知道呢！真是拿着金碗讨饭。”后来，景同学还是因为变卖厂子财产入狱，在监狱里，他对前来探望的我说：“那时，真该听你的。”

　　那时，我没有动用手中权利，为自己和同学谋利。

　　现在，当我以耄耋老人的身份，回忆往事的时候，心情是平静的，因为我始终以那次检讨为戒，没有违背做人原则；现在，当我以老党员的身份，回忆往事的时候，心底是坦荡的，因为我始终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没有违背党员守则。

　　1976年在山西省委党校的检讨，成为我一生的行为约束，它使我自觉遵循着 “人”的标准为人处事，使我严格按照党员的要求立身行事。

　　哦，那年，那校，那检讨，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