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赃陷害,冤假错案。古而有之,不足为奇。六月飘雪窦娥冤,风波亭岳武穆莫须有。文革期间,更是层出不穷。没想到哇!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厄运有一天竟然降临到我的头上。

  那是1990年初,我被调到杜尔基苏木经联委,协助搞造纸厂的建设。一个白手起家的乡镇企业,工作压力很大,离家40公里,一个星期才能回一趟家。

  突然,有一天,一辆吉普车停到苏木政府门前,两位旗检察院的检察官走下车。苏木勤务员骑车来到造纸厂工地,找经联委刘主任和我,说让我们回去一趟,检察院找我们有点事。

  他们先把刘主任叫进去,听到里面叽叽喳喳吵嚷起来,不大时间,刘主任满脸怒气地走了出来。

  我走进苏木的办公室,只见两位检察官,身着制服,扣着大檐帽,正襟危坐在那里,板着个脸,好像借了他们家谷子,还了糠似的。其实,一个小旗县相互间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悉,我打一声招呼,只听到鼻子哼一声的回音,眼皮朝我吧嗒一下,指一指椅子示意我坐下。

  然后,非常严肃地问到:“知道找你什么事嘛?”(怎么和电视剧里使一个剧本呀?那就配合演一下吧。)我假装木讷地摇一摇头,说:“不知道!”听到我的回答,他们脸色难看到极点。

  他说道:“政策就不用和你交代了吧?我们是检察院的检察官,代表着国家司法,没有真凭实据的把握,也不会找你的,你还是老老实实交代为好,争取宽大处理。”

  哦!还整出宽大处理了。看着那装腔作势,一本正经的样子,心中不禁好笑。其实,他说的事我知道,前天,我回旗里办事,就有人和我讲:“田会计让检察院叫走了,审了一夜,承认受贿交了2000块钱,马上检察院就要找你,据说是煤矸石的事受贿。”这不是纯粹无中生有的诬告嘛?煤矸石的交易我根本就没参与。心中坦荡无愧何惧小鬼敲门。可我家就在爱人单位防疫站院里,我不能在众目睽睽下让检察院把我从那里带走,就赶紧回到杜尔基。我非常反感检察院这种职业病,看谁都是罪犯,不调查清楚,就拿大帽子扣人。我现在解释他们也听进去,认为是我狡辩。再者说,我还想看看后面的戏,想法知道是谁在我后边捅刀子。

  我也没有好气地说:“你说的交代,宽大处理,我听不懂。你们为什么找我,我也不知道。”

  看我挺横,他们就软了一点说:“其实,也没有多大事,你说清楚了,咱们在这里就结案解决了,要不然还要把你带到旗里,到那时候还是得说,何必闹得满城风雨呢?”

  我说:“你们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别跟我在这里搞有奖猜谜。”

  他们说:“看来!你是不打算老实交代了,那今天就带你回检察院进行审查。”

  “那是你们的权利,随便!小心到最后你收不了场。”

  下午,检察院的吉普车,把我和刘主任直接拉进旗检察院,控制了起来。先审的是刘主任,隔壁一会儿传来一阵阵窃窃私语,一会儿又传来大声的争吵。其实,我已经和刘主任事先通了信儿,告诉他局里不知道是谁把咱俩诬告到检察院,(我俩原来都在乡镇企业局上班)可能最近要找咱们。因为,心里没有事,也就没把这事放到心上,没想到这次检察院还动真格的了。这时,就听刘主任喊:“我血压高上来了,心脏病犯了,我要吃药,需要休息。”听到一通忙乱和开关门之声后。寂静了,看看手表八点半,这是不是该我过堂了?

  果不其然,过来一人招呼我到隔壁房间。我以为是电影里的审讯室那样有,皮鞭,老虎凳呢,原来就是普通办公室的样子。两张写字台对着摆放,左边坐着把我从杜尔基苏木带回的检察员小柳,右边坐着额日和付检察长(蒙族人),让我坐在写字台的侧面。

  二人注视了我许久,那眼神似乎在向我传达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无所谓的态度似乎激怒了他们,一整套的例行公事的询问,连珠炮似的向我轰来。姓名、年龄、性别、家庭住址、工作单位……明知故问不过是增加心里压力罢了。可是,在我这里无效!我逐一回答后望着他们。

  小柳问道:“这么长时间,也应该考虑的差不多了吧?是不是该跟我们说点什么了?”

  我说:“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找我,我也没做什么违法的事,你让我说什么呀?”

  二人对视了一下,然后说:“你不要抱什么幻想,纸里包不住火,咱们也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给你提个醒。你们公司是不是进过一批煤矸石?”

  我说:“进过。”

  柳说:“那就把这个事说一下吧?”

  我把联系订货采购、签合同、数量、金额、收货、交货等逐一讲出来,就看他们的脸色越来越凝重,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

  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地吼道:“行了!这些细节不要讲了,不要避重就轻,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要你说的是这交易中有什么违法行为,不是听你念商业经。”

  “有没有违法行为,我不知道。”

  “你是公司经理,你怎么会不知道?”

  “更正一下,我是公司付经理,老钱才是正经理。这些事你们可以找他去调查。”

  “这些不用你提醒,我们已经调查了。”

  我说:“煤矸石的事,是我事后听汇报才知道的,合同签订和运作我都没有参加。那个时间段,我在北京处理我父亲的丧事,我是按四年一次探亲假报销的,你可以到公司财会去查账,那里有我报销的车票凭证。”

  柳说:“这个我们会去查的。煤矸石的事证据确凿,这里有实名检举信,有我们询问检举人的证言,还有你们共同受贿人供认不讳的供词和交来的赃款。你们不是铁板一块,知道你最难对付,所以,证据收集齐全,才最后一个找你,这是铁案,你翻不过来,劝你不要抱什么幻想。”

  说完,晃荡晃荡手里的几张纸。年轻时我的眼睛特别好使,虽然离着有近两米多,拿眼一扫,那熟悉的笔体字迹,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我不禁冷笑了几声。

  很久没有吱声的额日和付检察长,耷拉着脸子,手一拍桌子,用那蒙语腔调的汉语说道:“你不老实,藐视法律。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比你顽固的有的是,照样得伏法。把你的简历说一下。”我心里想:又是玩精神压力这一套,有没有点新鲜玩意呀。

  我把从上山下乡到当时的工作经历,叙述了一遍。然后抬头瞪眼看着他,我看你鸡蛋里能不能挑出骨头来,他眨巴眨巴眼睛不吱声了。

  你们不吱声,那我说:“咱们没有必要兜圈子了,你说的检举信,我一眼就看出是谁写的了,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告,既是对我的污蔑,也是拿你们司法部门耍着玩,一封诬告信也值得你们这样兴师动众?难道你们的职责就是为诬告撑腰的?”

  听到我如此说,他们有些怒不可遏了,又不禁一愣问道:“你怎么知道是谁举报的?”

  “我看到的。”

  “在哪里?”

  “就在这里,就在刚才。”

  “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你看看乡镇企业局的业字,是不是写成了树叶的叶字了?”

  凝视了半天手中的材料,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尴尬。不服气地说道:“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我说:“问题大去了!你们搞案件侦查的不会不知道,笔迹是会说话的吧?”

  “那是谁?”二人异口同声地追问道。

  我暗想:如果,我没有猜错,这封检举信一定是冒名顶替写的,检察院找署名人落实情况碰了钉子,也在急于找到真正的幕后检举人。

  我说:“那你们把检举信给我看看,我再具体确认一下。”

  那位额日和付检察长说:“检举信绝对不能给你看的,我们要保护检举人。不要转移方向,还是老实交代你自己的问题吧。而且,你不仅仅是煤矸石这一件事,也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是一个受贿的团伙,另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问题。还是那句话,不要抱什么幻想,企图蒙混过关。”

  “保护检举人?那诬告的检举人你们也保护嘛?”

  “不能光凭瞥一眼,就判断是谁吧?你们这里是衙门,我不想草率地表态。至于说我有什么问题,我什么时候都是那句话,没有!就是没有!‘疑罪从无’的道理你们不会不懂吧?”

  “行啊!你连‘疑罪从无’都懂,看来没少在这上没少下功夫呀?早有准备吧?”

  “我们公司的受骗案,我跟着公安局跑了一年多,追回三十多万钱款和东西,怎么也能学会几句法律术语吧,不能白跟着跑呀。你们连这举报信是谁写的都没调查清楚,就认定我受贿,想立功的心太急点了吧?”

  就听“啪”的一声拍桌子响,“我们怎么办案,还轮不到你教,认清楚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嫌疑犯。你们受贿赃款的一部分两千块钱,已经收缴在案,还抱什么幻想?”

  我这个人脾气就是倔,好说好商量还行,跟我玩橫的,别看你是检察院,我还真不服气。我这平白无故地含冤受屈,半夜三更地听你们这么吆五喝六的。

  我也急眼了,说道:“甭拍桌子瞪眼的,我不吃那一套。你们不就是检察院嘛?不就是公诉人嘛?有罪没罪你们也定不了!现在,你们问什么我都拒绝回答,我等到法院去当被告了,有什么话咱们法院去说,有什么理咱们法院去辩。”

  我说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起烟来,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就是不搭茬儿。

  “你不要以为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这是对抗国家法律。我们是执法机关,比你顽固的见过多了,要不要请你去拘留所里去想一想?”

  “其实,你的事没有多严重,不就是3000块钱嘛?事说清楚,钱缴上来,也就没事了,不会影响你以后的工作。”

  这软硬兼施的审案套路,我太懂了。钱数都抖搂出来了,这都什么水平呀?可惜了,那顶大檐帽让这些白痴戴着。听听还能爆出什么。

  果不其然,检举信的内容一点一点在言谈话语中,渐渐被揭开,我把前因后果联系起来,也闹明白怎么回事了。感觉老这样僵持着也不好,真把他们惹急了,送进拘留所待上两天,也得不偿失。怎么能把这局面搬过来,从困境里脱出来,还真是不容易!公司田会计已经承认受贿2000元,而且说这钱还是经我手给他的,钱已经上缴检察院归案了。栽赃陷害还能再无耻一点嘛?这样的局面我怎么能翻盘呢?我的大脑急速旋转着,我不能等着六月雪把我活埋喽!

  问题的关键是那封检举信,本来就是诬告,检察院还把它当成宝,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实际上,我们那个旗里检察院就是这个水平,这样的冤假错案没少办,我的遭遇也不是唯一。国家检察机关让别有用心人当枪使,还感觉理直气壮,说是依法办案,真替他们害臊。

  沉默了许久,我终于又开口说话了。我说道:“你们开导我半天,我听明白了,也开窍了。我想呢?你们先不要把我认定为罪犯,我们共同一起探讨一下这个案情。你们看可以吗?”

  “你说吧。”

  “煤矸石这笔交易,是给布敦化砖厂进的,烧砖掺内燃用。一共是一万八千元的买卖。其中煤矸石一吨不过几块钱,主要是火车运费和短途运输费占80%以上。也就是说不论卖方,还是买方利润甚微。一万八千元的买卖,按检举信上说,行贿钱就用了一万多,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样赔本的买卖没有人去会做吧?”

  “再者说,为这点小买卖,拿出一万多块钱拉关系,他们图的是什么?而且,钱还撒得这么广?这检举信里就四个人,两个联系人,一个会计,一个付经理。既然是拉关系,那为什么没给一把手正经理一份钱呢?”

  “行贿是极其秘密的事,既然钱到我手里,我有什么必要给会计分一份呢?我自己独吞了不好吗?再说,我也不会傻到经我手把这样的钱转到别人手中,留下后患吧?”

  “煤矸石的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可这封检举信早不出,晚不出,为什么我刚从乡镇企业局调到杜尔基不久,检举信就递到你们检察院?”

  “你们说这是实名举报,你们找举报人落实了嘛?他又是怎么知道这些受贿细节的?我认为这封信就是冒他人姓名的诬告信。至于是谁?我已经猜个八九不离十,等反告他诬告罪时,我会一五一十地讲明白。”

  我一连串的为什么,把二位检察官问得一愣一愣的。二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说来,我都替他们脸红,案子办成这个水平,一塌稀里糊涂,连举报信真假都没闹清楚,谁是举报人也不知道,就敢传讯当事人认罪。)。

  两个人感觉很尴尬,不吱声了。相互使个眼神,起身到别的房间去商量了,回来后,脸色也不像欠他八百吊钱的样子了,和气地和我讲:“这个事到此为止了,不在追究了,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落实一下,如果,进一步查实与你没有关系,那就彻底洗清了。不过,这段时间你不要离开中旗,要离开必须和我们请示。”

  我说:“我要告检举人的诬告罪,是你们受理嘛?如果受理,我现在就告。”

  他们说:“不要急于一时,我们还有问题需要落实,如果是诬告,法律和检察院肯定都不会饶过他。”一晚上说了好几车话,就听到这么一句人话。

  夜战一宿,精神疲惫至极,踉踉跄跄,迈着磕磕绊绊的脚步,赶回家中。老婆看我这么早回来,脸色还那么难看,不由心中一惊,赶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她也非常生气。我只好安慰她,事情过去了,就不要生气了,再说我们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回北京了。她去上班,我躺下补了一觉。下午,我来到乡镇企业局,我站在走廊里,痛痛快快地大骂了一通。很多人出来劝我,我说道:“我在乡镇企业局兢兢业业,撇家舍业干了十多年,不敢说是有功劳吧,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我前脚调到杜尔基,后脚一封莫须有的检举信递到检察院,昨天夜里审了我一宿。写检举信的人就在我们局里,别以为你耍小聪明,冒用别人的名字,就可以瞒天过海不知道你是谁?你的检举信漏洞百出,错字连篇,字里行间已经告诉我你是谁!等着我告你诬告罪,到看守所里啃窝头去吧!”

  我又来到会计室,田会计头都不敢抬。我说:“你受贿2000块钱嘛?那钱是我给你的嘛?”

  田会计带着哭腔说:“根本就是没有的事,他们审我一夜不让睡觉,还说要不承认就拘留我。我这糖尿病一拘留还不死在里面,没有办法我就承认了。东凑西借2000块钱,给交上去了,家里老婆、孩子都埋怨我呢,我现在是后悔带憋屈,也对不起你。”

  我说:“你是活该!没有的事,你承认什么。他们说拘留就拘留呀,凭什么就拘留,等查无此事,放可就不好放了。行了,你这个熊样,虽是被逼无奈,也是木匠做枷——自作自受。”

  离开乡镇企业局,我到计生办找原来的公司现金员小郭。一见面还没等我说话,小郭急匆匆地说道:“董经理,你不找我,我还要找你呢,前几天,检察院的人找到我,说我写的检举信他们收到了,表扬我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精神。我当时就回绝了他们,我没有写过检举信,至于受贿的事,我不知道。他们不死心还一个劲儿地劝我,不要有什么顾虑。”

  我说:“你不用解释了,我相信不是你写的。咱们一起工作了十年,相互还是了解和信任的。那封检举信我瞥过一眼,从字迹上,词语上我基本可以认定是谁,后来,听检察院问我一件事。这事是你调走以后的事,不用说你,就是全局也只有三个人知道。”

  “什么事?”她好奇地问道。

  跟她讲一讲也好,她哥是付旗长(付县长)。我说:“咱们公司因为受骗,损失30万,是政法委、公安局出人给挽回的损失,当时,经办人个人欠咱们几百块钱。这你都知道。去年,其他账目都处理清楚了,我就想,人家帮咱们跑了好几个月,挽回那么大损失,这几百块钱就给核销算了。我把想法和铁付局长说了,铁付局长说这件事还是请示一下吴局长吧。我俩到局长室,我把事情一汇报,吴局长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不同意。既然不同意那就在帐上趴着吧。这件事你上哪里去能知道,可事情出现在检举信上,哪检举人是谁?是谁冒你名写的检举信?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嘛!”

  “是吴局长?”小郭感到非常惊讶!我点了一点头。

  “他挺器重你,你们关系也挺好的,怎么会这样……”

  “有些事本不应该说,不过,既然闹到这个局面,那也没有必要隐瞒什么了。他曾几次找我要过钱和物,从开始暗示,到后来干脆明要,都未能如愿,怀恨在心。这不是把我鼓捣到杜尔基去了,随后检举信就出笼了。”

  “他还真够阴险的,平时对谁笑呵呵的,原来,一肚子坏水。他写检举信凭什么冒我的名,给我泼脏水,我也得找检察院,给我恢复名誉。”

  我这里给点上一把火,埋上一颗雷。不响则已,响了就是重磅的。

  晚上,我到刘主任家(有亲属关系,论着我叫老舅),端起酒杯,我俩开始攀谈昨天晚上的事。好多事他还蒙在鼓里不知情,躺在家里生了一天的闷气,我把我知道的,猜测的都和他讲了。

  我说:“案情我基本把检察院说服了,检举信的事基本被否定了,检举信署名是小郭,检察院找小郭,小郭否认写过检举信。对信中受贿的事,也已与了否认。”

  “那是谁告的我们呢?”

  我说:“我有90%的把握,认为写检举信的就是吴局长。”

  “可能嘛?”他感到疑问和惊讶!

  我说:“我昨天晚上从检察院的桌子上,顺便看了一眼检举信,字迹我认出来就是吴局长的,尤其企业局的‘业’字,是写成树叶的‘叶’字。这吴局长的特征,和他讲过多少次,就是改不了。”

  “对,他是有这个毛病。”刘主任也肯定。

  我又接着说:“昨天,检察院问我给公安局核销欠款的事。公安局老孙,政法委金桩子,因为跑公司的案子,有个人有几百元欠款,临调杜尔基时我想给核销了,和铁局长商量,他说早应该核销。不过,最好请示一下吴局长,结果,就我们三个人在局长办公室说这事,他不同意,也就拉倒了。这事以小郭的名字写进检举信,小郭已经调走好多年了,她怎么可能知道。”

  刘主任点了点头,说道:“你这么说有道理。可是为什么呢?哪里来的这么大仇恨呢?”

  我说:“我这几天回忆了一下,他刚调来不久,看见我有一台彩色胶片照相机,他就想要,话里话外和我叨咕好几回,还把相机是用公款买的意思表达了出来,我自己花钱买的相机凭什么给他呀,这可能就埋下了祸根。”

  我又接着说:“有一次,他叫我去办公室聊天,先夸奖了一番,工作怎么能干,你这么能干怎么不要求进步呢?连张入党申请书都不写,你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交上来,我现在是旗直党委委员,做做工作,把你的组织问题就解决了。”

  随后话风一转,又说他们家的事:“我那孩子真不听话,非要去盟里学开车,光学费就是800元,跟我要,我哪里有这么多钱,不让去学还不干,真愁人。”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前后两段话联系起来,傻子也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只好含糊其辞地敷衍着,看我不上道,他有点气急败坏直接来了。

  他说:“老公司的旧账不是你还管着嘛,你从那里给我解决800块钱怎么样?”

  此话一出,我不禁心中一颤,这是我的领导局长嘛?这是我心中的共产党员嘛?那心中的光辉瞬间熄灭,灭的连一点点火星都看不到了。怎么回答呢?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如此赤裸裸地索要,还要脸嘛?我只好说,我回去看一看账,看看怎么处理好,听信儿吧。

  “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有点太过分了。”刘主任再一次惊讶了。

  “那后来呢?”

  我接着说道:“第二天下午,田会计找我神秘地说‘吴局长想在公司闹点钱的事,和你说了吗?’”

  我装糊涂,摇摇头说:“不知道,没有和我说。”

  田会计又说:“他今天和我说家里有困难,让咱们想办法从公司给解决800块钱,我看给他办了吧,我开几张饭费条,你一签字,我一入账,就解决了。要不然多开点,咱俩也……”

  没等他说完,我急忙拦住:“甭说了,不行!”

  田会计非常尴尬地说:“吴局长说跟你说好了,你答应了。”

  我说:“没有的事,你不用管了,我去和局长解释。”

  我一想,他们吃豆我砸锅,出了事,你们一推六二五,倒霉的是我。对不起,这赔本的买卖我不做。800块钱换张党票,这是对我的侮辱,更是对共产党的亵渎。我就是一辈子不入党,也不会去拿钱买,这种权钱交易我不参加,我不是党员也有维护党性纯洁的义务。

  我转身到局长办公室,吴局长笑脸相迎。我说:“吴局长,昨天说的事,暂时办不了,以后再找机会吧。”

  我话没等说完,局长的脸当时就耷拉下来了,连问了三遍为什么。我只说了一句,以后再说吧,就转身走了。

  我问刘主任道:“您说这是不是结下仇了?前一阶段,他下令扣欠款,我半年都没领过工资。又以工作需要为名,把我调到杜尔基,联系起来看都是一系列的挟私报复。”

  他点了点头说:“要是这样,还真是个原因。可我也没招过他,怎么把我也牵连进来了。”

  我说:“事出必有因,仔细想想吧?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明天赶紧回杜尔基,咱俩被检察院带走了,那里不定出什么说道呢?”

  第二天,坐火车回到杜尔基。直接到党委王书记那里,还没等我们说话,他就说:“昨天,我就给检察院打电话了,电话里和他们吵了一通,检察院来杜尔基办案,跟我们党委,政府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我们的干部带走了。独立办案我们尊重,那也不能拿当地党委、政府当摆设呀?”

  等他说完,我们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做了汇报。听完我们的汇报,王书记乐了,说道:“检察院净干这些冤假错案的事,已经有很多起了,也有把人拘起一个多月的事,最后落实不了,不得不释放。闹得人家天天去旗委,检察院去闹。你们还不错,楞是把败局给搬回来了,他们昨天电话里也说了,要去本溪找货主,调查落实一下,没有你们的事,就结案了。放心吧!抓紧把造纸厂的建设搞好,你们不在厂里都不知道干什么。”

  检察院出人,乡镇企业局出钱,他们联合去了一趟本溪。调查结果一无所获,人家说:“听说他们有个董经理,但没有见过面,行贿的事更无稽之谈。”回来后,吴局长蔫了,检察院也老实了。

  两个月后,造纸厂建成投产。我回北京的调令也来了,临走前我去了一趟检察院,见到额日和付检察长。一进门看见的又是那副检长的嘴脸,头都不抬问道:“你有什么事嘛?”

  我说:“我是想问一问,关于我的案子结了没有?我的调令已经下来了,我要回北京了。”

  他这才抬起头来,看了看我说:“你不能走!案子还没有结。”

  我说:“你们审也审了,查也查了。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更和我扯不上一毛钱关系,你们拖着不结案,叫我等到什么时候?”

  他非常生气地喊道:“我们检察院那么多案子,不得一个一个办嘛?怎么办案还要你教嘛?即使没有你什么事,案不结你也不能离开中旗,更不用说调回北京了。”

  我说:“不走也可以,但你现在给我写下一张字据,因为你无故扣押,影响我调不回北京,其后果由你负全部责任。要不然,你叫法警给我关进拘留所。”

  我要走的人了,也没有短在他们手里,现在没有任何顾虑约束我,看着他那付惹人烦的德性,还真拿自己当盘菜了。

  我说:“我这次来,是对法律的尊重,也是对检察院工作的支持。你要闹清楚,我是诬告信的受害人,不是检举信里的犯罪嫌疑人。结案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拖着不结案,是对法律、对工作、对当事人不负责任。你耽误了我回北京,你负得起责任嘛?你觉得了不起了,检察长牛哄哄的,到北京你啥也不是,居委会主任都是科局级。你能算老几?”

  我的一番话,气得他脸一会红,一会白。汉语也不会说了,用蒙古话使劲喊,我理都不理他,转身推开门走了。

  第二天,亲友们送我一家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二十二年的草原生涯就此结束。

  一段离奇而不平凡的经历,深深铭刻在脑海中记忆犹新。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至今也没有收到检察院结案的只言片语。我不懂检察院的办案程序,但30年没有案件结果,这很不正常。即使办错了,即使不道歉,也应该给当事人一个交代,不能让那片六月的雪总压在心头吧?

  我就是一名北京知青,68年来到草原,无亲无故、无依无靠。二十多年靠着勤奋和艰辛的努力,混上了一官半职,那其中的辛酸又有谁知道。这次被惨遭举报,受此无妄之冤。看似很快化解了,没受到什么影响,实际上对我内心的伤害是极大的。也让我明白了人性之险恶,光辉中隐藏着阴霾,神圣中也有着龌龊。这件事受伤害最大的是我爱人,当时,他们防疫站正在讨论她入党的问题,想在我们回北京以前,把她的组织问题解决了,本来是铁定的事。听到我这没影儿的事,他们书记当时就把她拉黑了,贻误了一生。

  田会计上交的2000元钱,打了水漂,几次托人想要回来,检察院说:“没受贿交什么钱,还嫌不乱是怎么着,上交国库了,想要回去就别想了。”憋气带窝火,糖尿病加重,没几年就含冤而逝了。检察院有什么责任我不知道,自作自受四个字送田会计应该是恰如其分。那位举报人吴局长,退休后来北京还找过我,让我帮他做粮食生意,我直接拒绝了。我请他吃顿饭,算是还了一份情儿,我把检举信的事直接阐明了观点,他不承认。后来,据说他得了脑出血,人瘫了、呆傻了,死的挺惨。

  我想这与我的冤屈,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但人在做天在看,古语讲的好“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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