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盐场生产海盐拥有两千多年文字记载历史,生产工艺经历了煮、煎、晒的曲折过程。制盐工艺的演变自始至终离不开一个原素“草”。数百年来盐场也就流传着“离离盐上草”的说法。

        古时海州一带盛产原盐,而煮盐就用这“盐”上草,大致有芦苇、盐蒿和观音柳等耐碱植物,一般在春季发芽,夏季开花,秋季种子成熟,冬季枯萎死亡,来年春风一吹又是绿茸茸的一片。“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用来描绘盐场“煮海为盐”的历史也十分贴切。

        曾经的徐圩、台南两个盐场中间地带有个叫蒿子头的地方,因蒿子生长茂盛而得名,盛产的“盐”上草也专供煮盐之用。其实蒿子头就是个大草荡,野草肥硕,历来为禁地。所谓禁地就是只准官批,不许民用。宋代就有规定,各盐场的草荡必须由官府分拨给盐民专用煎盐,不许盐民私自辟地以草为业,更不许典卖草荡。到元代,盐煎草地更是任何人不得侵占砍伐及引火燃烧,并把管草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职责,用现在的行话说就是纳入“考核指标”。柴草管得好不好,体现出地方长官是否有“执行力”。

        当然,在后来执行过程中朝廷感到管得太死了,没有一点活透气,老百姓连做饭柴草都成为问题,就“人性化”地修改了部分规定。如元朝大统年间提出:凡灶户多占及多开耕的草荡地,可以依例分拨给无柴草的灶户营业,使贫富灶户都能有柴草煎盐,也略有节余供生活所用。明代对草荡管理又宽松了许多,规定只要是盐场的灶户,都可以按每户拨给一段草荡,相当于“口粮草”式责任田,由他们自由砍伐,煎盐交税,灶户之间不准相互侵扰。同时还规定,隔五年一次清理灶户,审查草荡使用情况,也不准商夺灶利,民占灶业,即使同场同灶之间,没有经过审批也不许私自砍伐。为了确保草荡的柴草长得串肥、育得繁盛,清乾隆时期甚至出台一条禁令,严禁各盐场私垦草荡,违者按律治罪。一个“草”字,竟事关人命。

        如果说盐是朝廷的命脉,那么草就是盐的口粮。煎盐必须用草,无草不煎盐。所以历朝历代发展盐业生产时,都将草荡规划统管在内,可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兴办盐场,必先办草荡。附属于盐场的草荡多得很,大盐场有大草荡,小盐场有小草荡,动辄几千亩上万亩,甚至还有二、三十万亩的。比如盐城的古盐场刘庄,曾有盐场三十五万亩,而草荡就有二十二万多亩。到清雍正年间,又新淤了六万多亩草荡,加起来达二十八万多亩。到清光绪年间,又新淤草荡八万多亩。这样,草荡就扩至三十多万亩。产地还是三十五万亩,草荡却不断增大,保证了产盐之需,也足见当时煎盐之盛。

        现如今的徐圩盐场过去叫徐渎盐场,煎盐用的草荡在东陬山以东的左营一带,这个草荡当时也有十几万亩,因为有了草荡的支撑,所以徐渎盐场的盐产量始终居高。

        草荡的生长有其规律性,一般早春生出新芽,经过春夏长至茂盛,秋后才能砍伐备煎。草荡少的地方,一般一年砍伐一次,称单青草。草荡多的地方,两年砍伐一次,称双青草。草荡里的草,产量都不低,一般单青草亩产近千斤,双青草亩产千余斤。如按千斤一亩计算,一个十万亩的草荡,要产草1亿斤,产量之大,给收割增加了难度。所以,砍伐是件挺费人力的事,这么多的草,在运输上虽有牛作为脚力,却是从砍伐柴草的第一时间起,就把“辛苦”两个字架在了灶户头上,可谓“要到盐乡来,带个薄皮材;要吃盐场饭,就拿老命掼。”

        盐场的草,以草荡为代表,伴随着淮盐度过了历史发展的兴盛—衰落—再兴盛—再衰落的周期。从汉唐起到清代,只要有煎盐的地方,柴草始终是淮盐人心中的宝。后来晒盐逐步取代了煎盐,晒盐也就用不到草了。这时的草才从草煎工艺中消失,草荡也从民国以后逐步放垦。生产方式的转变推动了材料运用和资源利用的变革,科技进步改变了淮盐发展的轨迹。从此,柴草只有苫盖茅屋和烧火做饭两个作用,“煮海为盐”只能成为盐民脑海中的记忆了。

         离离“盐”上草,岁岁相煎融,春风燃不尽,与鹾共此生。草,虽然野性十足,价值也相对低廉,但用于生产海盐却是贡献巨大的。这也许就是盐乡人能够生生不息、春风吹又生的真实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