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煤矿工会有一种互助金,就是按月从职工的工资里扣几元钱,全矿一万多人,组成一笔基金。谁家有困难,可以申请借用这种互助金。程序也不复杂:由本人书面申请,所在厂、工区或科室的工会审核上报,矿总工会批准发放,一个月一次。那时还有一种救济金,不过,救济的金额比较小,一般三十五十,最多也就一二百块。而互助金却是几百,甚至几千。救济金给了你,就是你的。互助金是借款,却是要还的。这种互助金,开始是只是2元/月,逐年增加到10元/月,凡是参加了互助金,每人都有一个小本子,记载着你拥有互助金的金额,有点像零存整取,你自己想用可以随时到工会取出来,只是没有利息。这互助金后来什么时候取消的,我就记不清了。

  同宿舍的吴城就曾借过互助金,申请还是我帮他写的。理由是老母重病,需要手术费。其实是老家盖房子,他准备娶媳妇。如果照实写,肯定通不过。每个月全矿申请这笔钱的人可不少,必须要有说得过去的急事难事。按吴城的原意申请三千,我估摸着只能批下二千,就替他写了五千,结果借到了四千。一正一反,多了二千,盖房子娶媳妇的事就从容了许多。不到一个礼拜,款下来了,吴城开心的不得了,非要晚上请我们喝一顿。

 酒场就定在我们宿舍。我们宿舍有三个人,都是机电工区的职工。我年纪最大,最小的一个叫袁小兵。参加当晚喝酒的还有吴城其他工区的两个沛县老乡,一个叫马亮,一个叫刘宇成。这个深秋的傍晚,吴城在矿食堂买了两个凉菜,炒了两个小炒,打了一盆大锅菜,又拿了两瓶兰陵大曲。那会儿,我们才参加工作一两年,收入不高,又是从农村来的小伙子,平时也都舍不得花钱。有这样的酒菜已经算是改善生活了。大家喝的很开心,五个人喝醉了仨:我、吴城以及他的那个姓刘的老乡。我倒头就睡,小兵陪同吴城去公厕吐了酒,两个沛县老乡,相互搀扶回了自己的宿舍。

第二天,我们都正常上班去了。下午升井后,我准备去单位转一会,看看有没有老家来信,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走到工区大院门口,被两个人拦住了,我随即被带到矿保卫科。这时,我才知道吴城借到的四千元互助金丢了,或者说被盗了。

我们四个人成了嫌疑人。

四千元,放现在或许没有啥,在八十年代初,可是一大笔钱。那时候,万元户已是富人家庭,一个月能开上百儿八十的,就是高薪阶层。所以,这算得上大案了。

对我的审查进行了三天四夜。第一天还算客气,只是询问,做记录。接着,做我的思想工作,讲政治,也讲法律。然后,关进黑屋。再然后,开始体罚。我被我的父亲和工区领导担保出来的时候,已经不能走路了。

我休息了半个多月,才能勉强上班。到不全是他们打坏了我的身体,而是饥饿和恐惧,让我的心理出了一些问题。有一段时间我常常产生幻觉,从沉思或睡梦中惊醒,认为我真的偷了吴城的钱,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藏在哪里了。这样的癔症困扰我好几年,直到谈了女朋友,我才渐渐走了出来。

我算是万幸的,我没有因此影响后来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我不是那个盗窃之人。那晚我确实喝多了,是第一个倒下的,他们四个人还在喝。第二天早上还是袁小兵喊我起的床,我们二人一起离开宿舍。这一点一查就明,并且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清清白白没有任何不良记录的人,这恐怕也是我最先被放出来的原因。

同舍的袁小兵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天晚上他是我们宿舍唯一没有喝醉的人,吴城也是他伺候入睡的,他有作案时间和机会。至于说作案动机或者说心理,他也有,据说他有偷窃前科。经查,以前在老家上小学时,他喜欢拿学生的书本文具,曾多次被学校批评教育过。只是那会还是小孩,这点小偷小摸,属于手脚不干静,算不得违法乱纪,没有记入档案(要是档案上有,他也干不了工),这是矿保卫科和派出所的办案人员不怕辛苦,深入他的家乡明察暗访,从老师和邻居间采集来的有关他的劣迹和“案底”。他被重点对待了。可能关了十来天,也可能更久一些,我没有再看到他,听说被遣送回乡了。他的哥哥在相邻的一个矿工作,一个多月后他来取袁小兵的铺盖衣物,我正好在宿舍。我问他,小兵怎么样了?他说,废掉了。什么是废掉了?我不懂,他也没有回答我。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女人,看样子应该是小兵的嫂子。那女人一直没有说话,临走时帮我们把宿舍打扫了一下。

吴城被盗的四千元互助金,没有追回来。

四个嫌疑人中,我首先被排除。袁小兵的嫌疑最大。保卫科对他采取了非常措施,估计就是现在讲的刑讯逼供吧,不过,小兵的嘴很严,身子也够硬,没有屈打成招。保卫科也没有拿到确凿的罪证。至于吴城的两个老乡,最后同样被保卫科排除了嫌疑。因为都没有搜到赃款,也没有被消费的迹象。那么吴城的钱去了哪里?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天晚上有其他人潜入我们宿舍,偷走了吴城的钱。吴城是早上起床后发现放在枕头下的钱没有的。他那天请了假,准备把钱送回老家,他晚起了一会。因此说,这钱肯定是夜里被盗的。据吴城讲,吴城报案后,保卫科对这栋宿舍楼和邻近几个楼都做了排查,到是发现几个可疑的人,不过,后来也都一一否定了。

这件事成了一件悬案。

那天,我被父亲用自行车驮回宿舍,吴城在宿舍等着,忙前忙后的,一副很愧疚的样子,我没有搭理他。我的父亲到是和他聊了很多,我在昏昏欲睡中没有听清他们的谈话。两天后父亲要回单位上班,他在离我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矿上,他把我托付给吴城,临走还给了他两百块钱,说是小孩一下子丢了那么多钱,给点意思,安慰安慰。吴城开始拒绝不收,三番五次后收下了。不过这钱吴城没有自己留下,在接下的日子都给我买了吃的。我们本来是一个工区的两个车间的工友,算不上同事,只是分在一个宿舍,每天并不在一起工作。他伺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说是工区给了他公假,其实是他自己请的事假(没有工资)。我知道后,渐渐原谅了他。

我和吴城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室友。一年多后,我调往另一个单位,也就搬离了这个宿舍楼。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只是在路上偶尔遇到,也停下来聊上几句,但深层次的交流和往来就没有了。我们之间因那件事有了隔阂,让我们渐渐变得冷淡和陌生。我只知道他老家的房子过几年才盖了起来,他的未婚妻却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嫁给他,他在矿上谈了一个洗衣房的女工:恋爱,结婚,生子。后来,我离开了煤矿,外出打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有一年,我所在的公司发生了一桩失窃案,一个同事放在办公室的二万元钱不见了。经过报警后的一番侦破,历时一个多月,最终也成为悬案。不过在之后的某一天,这个同事突然找到了这笔钱,说是记错了地方。这使我自然而然的想起多年前的往事,我的心像被一根尖刺戳了一下:吴城的钱或许根本没有丢!我越想越有这个可能。也许他那天根本没有将钱放在枕头下,而是放到其他地方,他次日酒后失忆,想不起来,找不到,就着急报了案。后来又找到了,他知道我们被冤枉,看到我们被审查,被用刑,袁小兵甚至被废了,他不敢站出来说出真相,不敢面对我们的冤屈。怪不得他那一段时间对我那么好,给我买好吃的,还请假伺候我,分明就是心里有鬼。这个狡诈的家伙!我想到那三天四夜,想到可怜的小兵,我不由怒火中烧,一定要找到他,当面揭穿他,甚至……我开始打电话,给矿上认识和可能认识他的亲朋老友打电话, 我暗下决心,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他。几天时间,找了十几人,终于在老朱哥那里找到吴城的线索:他不在矿上了,前几年矿上停产关井,解散结算,他和老婆拿了几十万买断工龄的赔偿款去了西部一个城市,开始说是西安,后来确定是兰州,说是他儿子在兰州上学,在那里工作和成家。他们去那儿带孙子了。

老朱哥是我调离机电工区后新单位的同事,他也是吴城的同村老乡。他告诉我吴城的去向后,特意交代我:有机会回来,一定要来他家坐坐。

我还找到袁小兵哥哥家的电话,小兵的哥哥已经退休多年,现在一个物业公司做保安。接电话的是小兵的嫂子,就是当年那个帮我们打扫宿舍的女人。她很平静,没有因为我的叙述而有多少情绪的波动。只是说,小兵已经死去几十年了,还提这件事干嘛呢?我问小兵怎么死的?她说,那年从矿上回老家,他就疯掉了,没过年把,自己失足跌到河里淹死了。

我心里一阵悲凉,越发的痛恨吴城。但是除了心里咒骂他,似乎也不能怎么着他!好在吴城在矿上的房子还在,他没有出售,也没有出租,看来他留着,早晚得回来,还有见他一面的可能。我想,总有出口恶气的一天!

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我退休了,从南方回到徐州。宁静而寂寞的生活,让我变成一个怀旧的老人。我过二三个月就会坐公交车到矿工人村一趟,找几个老工友打打牌,喝喝酒,也会去吴城家的房子附近转转。看看他有没有回来。他家的邻居,从一楼到顶楼,我都熟识了。不过,他们也都不太清楚吴城的近况和归期,这里的邻里关系不好,好像都是互不往来。

今年正月底的一天,我接到老朱哥的电话,他听说我已退休回来,请我几天后去他的沛县老家喝喜酒,他的一个儿子要结婚。还说要请我去做记账,说是要借助我的一手好字,帮他撑个门面。我正好想去看望他,便欣然前往。给红白喜事记账,也有几回了,算得上业务熟悉。一般这是三个人的活儿:一人记账,一人收钱,一人负责发烟发糖,顺带按席位表的安排,指点一下客人们的坐席。沛县这里就简单一些,记账收钱各一个人,烟和糖放在一边,自个拿,坐席不做安排,自己找熟人拼桌。我记账的时候,习惯先扫一下来客的长相,然后再登名造册,主要是看看有没有老熟人。遇到以前的工友难免要寒暄几句,关系要好的,到时候要寻过去,叙叙旧,喝上两杯。自从矿上关井后,好似树倒猢狲散,矿工们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外出谋生,有的投奔了孩子,还在工人村住的不多了。到是徐州下面五县的乡下,有不少回家的工友,这回就见到几个,其中一个竟然是刘宇成,就是那晚也喝醉了酒的吴城的老乡。好像记得他说过是刘邦的多少代嫡系还是旁系子孙?他现在也回老家沛县定居。他和老朱哥及吴城还有那个叫马亮的四人都是同一个村的邻居。刘宇成似乎已经不认识我了,也难怪,当初就喝了一场酒,之后再也没有过交集。我提了一下吴城的事,他拍着光秃秃脑袋哈哈大笑道:啊!是苏弟呀!过去多少年了?不易不易,一会儿得找老弟喝两杯。

婚礼进行了,来客也越来越少。我们开始统计来宾人数和贺礼总额,然后交割账单礼金。事毕,我没有去老朱哥为我安排的席位,没有等刘宇成来找我,我找到了他。沛县人开场酒喝得猛,就这会儿功夫,菜还没有上齐,老刘已经有了醉意,看来这些年酒量一点没涨。他似乎又不认识我了,旁边一个小伙子提醒他,他大眼一瞪:你小子去旁边桌找座儿去,把位子让给你苏叔。小伙没言语,乖乖的起身让座。原来他是老刘的儿子小刘。

我开始在席间寒暄、叙旧、敬烟,喝酒。看似有来有往,热闹非常,其实我心不在焉。我在和老刘喝着酒,听着老刘絮絮叨叨的介绍同桌的客人,我的心却在想,要不要现在马上就和老刘谈谈当年的事?我甚至有点安耐不住,当然,最后还是安耐住了。

这一桌大多数是矿上的退休工人,还都挺能喝,我喝了不少酒,这把年纪,我的身体已经不容许我喝这么多酒,我没有醉,我很清醒。这是我在外二十来年练出来的一种本领,酒醉人不醉,人醉心不醉。我熬到了席终人散,这房间,这席桌,只剩下喝醉了的老刘,站在旁边的小刘,以及赶过来陪我的老朱哥。

老朱哥知道我在找吴城,他似乎也猜到我打算问老刘。他看了一眼趴在桌上的老刘,给我扔了一颗烟,说道:我估摸你想问老刘什么?我来和你说吧。这其实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们几个人都知道。当年那件事,你、刘宇成、吴城,还有死去的那个姓袁的都是受害者,真正的贼,是马亮。对!钱是马亮拿的。他在你喝醉,姓袁的陪吴城去公厕的时候,从吴城的枕头下拿走了钱,送同样喝醉的老刘回宿舍后,连夜去了他的表哥那里,他有一个行李箱存在他表哥的宿舍里,是放冬天衣服的。当初,保卫科并没有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因为姓袁的是最大嫌疑。他逃过了一劫。后来,他得知姓袁的死讯,大概是产生了愧疚,他去了姓袁的家,说是矿上派来的人,他用这四千元钱为姓袁的操办了丧事。应该是十二年前吧,他得了癌症,肝癌晚期,只活了半年多。临死前,他把我、刘宇成、还有吴城喊到他的病榻前,和我们讲了这件事,只是当时没有联系你。

我已经目瞪口呆。我望着老朱哥,老朱哥的满头白发在我眼前晃荡。

我说,前几年我打电话问你吴城的情况,你为何不和我说?

我看到老朱的眼泪从眼眶里跌落下来。

那时确实有点难以启齿,你可能不知道,我就是马亮的表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