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屯子里的三个“说书人”
我父亲虽然只读过两个多月的书，没有多少墨水，却喜欢听古书、看古书。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也喜欢听古书。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话一点儿都不假。
在我记忆中的最早一次听大鼓书（东北大鼓）是五六岁的时候，那时我们家没有自己单独的居所，与侯家、王家一同居住在一幢三间泥草房中。一次，大概是春节期间，屯子里来了一个说唱大鼓书的，绰号叫王白嚎。他说书的时候，要戴着一副老花镜照本宣科，那一次说的故事是杨金花夺帅印。我家住在西屋北炕，炕稍有一个长条柜，我就坐在柜子上的一角，靠近柜子的北墙上，张贴着一张年画《打焦赞》。王老先生照本宣科，眼睛只顾盯着唱本，鼓键子经常敲击不到正经的地方，引起笑声。
听书，是当时农村大多数人比较喜欢的。因为在那个农村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里，一年除了看上几场露天电影和二人转表演外，偶尔能看上一场县剧团演出的露天大戏，再也没有什么消遣的了，尤其是漫长的冬夜。
那个年代，由于机械化程度很低，农民很辛苦，生产队里有干不完的活儿。直到进入了腊月，才能逐渐的放松下来。到了来年正月和备耕前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从终日劳作中解脱出来，听听书，看看戏，玩玩牌。我稍大一点的时候，听过马凤山说的《大八义》，两次听过孙守学（当时人们都管他叫孙守xiao）说的《响马传》等。每次说书从晚餐后开始，一直到后半夜一两点钟，先生要停下来，明天继续说。大家商量他再来一段，每晚如此一两次方能罢休。许多孩子也去听书，用不了多久就蜷曲着睡着了，而我每次都精精神神的一直听到先生最终放下了鼓键子，渴望着明天晚上的到来。我与妻子举行婚礼那天，可巧孙先生正在我们屯。当晚，有人张罗请来孙先生助兴。那一次，他说了两个小段儿，一段是《西厢记》中的“拷红”，另一段是《三国》中的“草船借箭”。这个时候，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对先生们的文化程度及品位有些辨别能力了，也能产生共鸣了。如今还记得那几句开篇唱词：一治一乱圣人留，争名夺利几时休。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流到汉献帝三国分头……
听书，引起了喜欢看书；喜欢看书，也令我更加喜欢听书。
等我上学读书认识了一些汉字以后，便开始喜欢看反映古代故事的画册子（连环画）了。“文革”前，我在爷爷家居住时，在父亲那里拿来一本残缺不全的、已经泛黄的71回本《水浒》的下册，吃力的阅读起来。由于这本书是繁体字，需要经常查阅字典。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许多繁体字。这是我阅读的第一本古典小说，也是我汲取繁体字营养的开端。
我听屯子里许多人都说过，父亲会讲书，会讲《三侠剑》。但我没有听他讲过。可能因为是自己是生产队长，公务很多，没有闲空；再就是如果讲说了古书，就触犯了当时的 “破四旧”。父亲是个很敬业的人，工作认真负责，又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向民众传播“四旧”呢？
父亲不说，不讲，可还是有人讲的，而且都是文化人。
第一个说书人——张玉。“文革”前后，我们屯子来了一户从鸡西下放的职工户。他家的三儿子张玉刚成家不久，另居一处（老二张晓东、老四张晓昊与父母同居）。不知道是谁怎么给开的头儿，一些年轻人经常在晚饭后去张家，央求张三叔给讲书。只要一开讲，就像电台的小说连续广播一样，每天晚上讲三四个小时，直到把一部书讲完。我记得一共听他讲过三部书。一部是《小五义》，说的是宋朝皇帝的叔叔襄阳王谋反，以小一辈的徐良等五名义士为主要人物的一些侠士抓获襄阳王的经过。一部是梁山泊一百零八将聚义以后的故事，它不是《水浒全传》中的征辽，也不是征剿田虎、王庆，更不是打方腊，具体的故事已经模糊了。第三部大概叫《龙蛇传》，主人公是绰号为江洋独行大盗的小白龙。小白龙有一个关系密切的身份为道士的师兄。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很吸引人。我经常在第二天白天为同伴们复述这些故事，因为那时我正因病休学。张三叔对《水浒传》十分熟悉，他讲的书中一些行侠仗义的侠客、义士的绰号，经常与《水浒传》中人物的绰号相吻合，因为我那时已经能背诵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姓名和绰号了。
第二个说书人——侯占江。侯占江比我大20岁，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与我母亲同庚，都是属猪的。他结婚前与我爷爷家住东西屋，我从小就管他叫二叔。侯家二叔是20世纪50年代的师范毕业生，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高的学历了。他毕业后曾经当过教师，后来因故退职。他给我们讲书的时候，大概是1971年前后。我只记得他讲过的一部书里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盛英（盛子川）、韩秀（韩小帅）等人以及“大破莲花湖”等情节。这就是多年以后看到的《三侠剑》。
第三个说书人——刘超。据说刘超来自哈尔滨，是投奔他的叔伯弟弟和叔伯姐夫来的。刘超是个文化人，性格耿直。他颇喜欢京剧，会唱一些传统戏，对“金派”花脸有些研究。但是，他的嗓音非常沙哑。他给我们讲的书，段子都不长，一个晚上就可以讲说完毕，甚至可以讲说两三个故事。这些故事，大都是来自于京剧折子戏或连台本戏，这是我接触传统戏以后才知道的。记得，他曾经讲过《狸猫换太子》《乌盆记》《大保国》（现在经常上演的京剧《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等。有一次，他讲了一个爷俩开木匠铺夜半三更引来一对儿黑白二鬼的故事。那天晚上我们听了之后，回家都有点害怕。“文革”期间，传统戏被列为“四旧”禁止演出。“文革”结束之后，广播电台陆续恢复播放了一些传统剧目。我听了这些传统戏的录音和一些剧目及演员的介绍后，方才知道刘家伯父对传统戏了解的多，知道的多，而且非常熟悉，可以说是一个资深的“戏迷”。一出折子戏演出不过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如果去掉那些一波三折、咿咿呀呀的唱腔或武打场面，用文字叙述整个剧情，用几分钟就可以讲完。可是，刘家伯父就可以讲得很长。为什么呢？是他把剧中的道白和唱词都变化成了口语，有时还学几句舞台上剧中人的韵白，使得故事更为生动。如果不对剧目十分熟悉，这是办不到的，也不会有那么生动。我们曾经在一起聊戏，说故事，说唱腔，说流派，等等，获益匪浅。
听书，听戏，看戏，一直是我的业余爱好。每晚入睡前都要靠听书催眠，清晨醒来时要听一会儿评书，这已经形成了多年来的规律。通过听书品戏，不仅心情愉悦，还增长了许多知识，这也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