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我的奶妈
文革后期有一年我从部队探亲回家。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三位中年妇女，她们见到我母亲，激动地唤着母亲的名字，“少欣同志，可算找到你了！”已经50岁多岁的母亲一下怔住了，猛地，母亲也激动起来，忙唤大家赶快坐下，我忙着给她们倒水喝。
刚坐下，就有一个妇女指着我对母亲说：“这就是晓明吧？”我母亲笑着回答：“对，就是晓明！”接着，母亲指着她们对我说：“快叫妈妈！”我一下子堕入五里雾中。心里想，我有两爸爸，怎么又跑出来这么多妈妈？“快叫呀！”妈妈又催了我一声。我嗫嚅地叫了一声：“妈妈。”尽管声音小，她们还是听到了，三人不约而同的笑了，一起应道“哎！”那“哎”声拖得长长的。
她们笑着说：“晓明都长这么大了，是大小伙子了，当了兵，还是四个兜的呢。真好！”这就算是寒暄过了。接着，转入了正题。她们是来找证明人的！
事情是这样的：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党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委，在苏北盐阜地区成立新四军军部，继续进行华中的抗日战争。苏北盐阜地区有盐城、阜宁、阜东、淮安、淮阴、建阳、射阳、涟水和滨海九个县。日伪军除了盘踞几个县城据点外，广大农村都是我们的根据地。
我党领导根据地的人民做了许多工作：剿匪除霸，减租减息，开荒垦地，搞活经济，建立作坊等等。几年后老百姓就流出了这样一首歌谣：“棉花白，稻子黄。根据地里好风光，纺车转悠转呀，棉纱细又长，织成千匹布，军民喜洋洋。”生活好了，家庭结构也起了变化。家中的女孩长大了，“女大不中留”，要嫁出去；男孩大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娶回来。于是适龄男女青年结婚的多了，生孩子的也就多了。
不幸的是，就在日本鬼子投降的时候，我的父亲牺牲了，当时他在新四军二师六旅和津浦路西地委任组织科科长，而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
1945年9月19日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毛泽东主席给延安发来电报，说：“（一）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为什么要向北撤呢？毛主席说：“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蒋介石要建都南京，卧塌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服从统一战线的需要，我母亲挺着妊娠的身躯跟隨新四军淮南根据地路西地委机关一同向北转移。我母亲童年时缠过小脚，现在又有孕在身，小腿还浮肿，要转移到淮安，路途有600多里，长途跋涉一步一艰难。母亲讲，她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坚持跟着队伍走下去，不能掉队。为了保住烈士后代，部队主动组织了担架队，轮流抬着我母亲行军。母亲噙着眼泪对我说：“没有同志们的担架，我和你都可能成了下落不明的人了。”
终于到了淮阴，母亲被分配到清江市委妇女部工作。
1946年2月12日晚上七点，在淮阴市岳飞巷的军区医院里，我出生了。为我接生的医生就是当年在二师六旅卫生部第一卫生所抢救我父亲的医生，他叫方里。因为会英语，同志们都叫他“米司方”，又因为他长得又高又大，也有人叫他“大老方”，还因为他皮肤黑，有人叫他“黑人牙膏”，我则一直叫他“大老方舅舅。”
母亲生下我后就开始发疟疾，幸好宋庆龄设立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来了一卡车的奎宁。可能是吃奎宁过量的关系，我母亲感觉右乳房跳得厉害，很痛，第二天乳房就变了颜色，清江市委马上送我母亲到军区医院开刀。右边的刀刚开过，左边乳房也有了肿块，再开了第二刀。开刀的时候我母亲就数数，数到六十就数不下去了，只在心里默念着：“我要是死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想着想着就昏迷了，算是命大吧，总算醒过来了。可是，妈妈没奶给我吃了，我就只能吃奶粉。
当时宋庆龄救济总署给中国抗战胜利的救济物资中有美国奶粉，我母亲就从章温同志那里要了两桶。可奶粉调成糊也喂不进我的小嘴里。为难时刻，一同从淮南北撤过来的联合中学的老师送来了救命的奶瓶。
洪克平老师就住在隔壁女生宿舍里，她的爱人叫宋亮（原名孙治方），在上海创建新知书店时曾得到我舅舅的鼎力支持，关系很好。我母亲是洪老师的学生，在母亲分娩前，洪老师就经常来看母亲。正在发愁的母亲看到奶瓶就喜出望外地问：“你怎么有奶瓶？”
原来，洪克平是上海的一个富家小姐，立志参加革命，跟当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孙冶方结成伉俪。孙冶方1941年到新四军根据地，在中共淮南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任部长。洪克平也随之到了根据地。国共合作时期经常有人从上海给她带东西来，她需要什么上海也会托人转过来。洪老师说，是一位同志请她从上海带来的，因为那位同志一直没有来取，就赶紧给我救了急。
农村出来的母亲，又是第一次生孩子，从来没用过奶瓶。洪克平就教我母亲，放多少奶粉，怎么冲水，怎么试温。当时一个上海的玻璃奶瓶都很稀罕的。因为有了奶瓶，我才能喝奶了，所以我一直叫洪克平为“洪妈妈”。解放后到上海，她是我在华东军区干部子弟学校的校长，改革开放后我到北京去看望过她，她和我父亲的同乡战友杨岩住在一幢楼里，她的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
还有一个人，对我们一家也有恩，他叫涂中庸（安徽寿县人，1939年11月至1940年5月任中共合肥中心县委书记。解放后先后任淮南煤煤矿党委职工部部长、安徽省劳动局副局长、省政协常委），在寿县就跟我父亲在国民党的抗日救国军里做我党卧底。涂中庸问母亲，是不是把孩子送回寿县去？他说：“孩子的祖父在寿县是个老中医，在当地很有威望，他家是一个大家庭。”我母亲没同意，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孩子的爸爸为革命牺牲了，我就要把他的孩子带大，养他成人，教他子承父业，让我们新四军后继有人。”见母亲没同意，他关照母亲养好身体，带好孩子，还留下了500元边币，跟着部队走了。
一同参加革命的同乡，杨岩和杨卓群两对夫妻也来过，他们也都结婚了，还没有孩子。跟我母亲说要把我带走，让我做他们的儿子，承诺他们会把我养大成人，让母亲趁着年轻（当时24岁）再重新组织家庭（当时部队里男多女少）。母亲紧紧抱着我说：“孩子的父亲没有了，我就是他唯一的亲人，我不能让他离开我，再苦再累，我也要扛着。看到了孩子，我就看到了孩子的爸爸，就看到了希望。”
3月，我母亲被安排到淮安五地委工作；6月到新安小学工作。那时我母亲带着我和奶妈，还有一位老师住在一个祠堂里。7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我母亲带着我随机关北撤。当地是摩擦区，来回转折转移是正常现象。9月，我们一起离开淮安到了马家集。这是新安小学的老根据地。就在这个时候，奶妈家中有情况就回家去了，我又变成没奶吃的孩子。
正好宋庆龄组织的救济总署给中国抗战胜利的救济物资里有外国奶粉，我母亲到章温那里要了两桶，我又开始吃奶粉了。不知是不适应洋奶粉还是什么原因，吃了奶粉消化不良，一直拉肚子。七天六夜下来，人瘦得皮包骨头，小嘴都合不拢，眼睛也闭不住了。我母亲抱着我到马家集找到医生配了拉肚子的药，吃了也没用。
母亲在新安小学当老师，上课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收发室，请收发室的陈兵同志照看一下。就在这时，有一位教师的姑妈来看她的侄子。看到有小孩就过来逗逗玩，一看到我的情形就急了，说：“这个小孩怎么搞的，瘦得都脱形了！”门卫说：“孩子原来的奶妈家在淮阴，那边有情况，回家去了。现在一时找不到奶妈，只好吃奶粉。可能不适应吧，拉了几天肚子。”正好我母亲下课过来，一进门，收发室的同志就跟这个姑妈说：“这就是孩子的妈妈。”姑妈看到我妈妈就说：“这个孩子这样不行的，再没有奶吃就要饿死了！”接着又说：“我家三娘有奶，你快抱着孩子跟我走吧。”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母亲跟陈兵打了个招呼，抱着我就跟姑妈去了。
到了姑妈的三娘家，姑妈跟三娘说：“这个孩子吃奶粉拉了几天肚子，快不行了。三娘你还有奶，快给孩子喂喂吧。”我母亲穿的是新四军军装，三娘一看，二话没说，撩起衣襟就给我喂奶。闻到了奶香味，我一下子振作起来，小嘴噙着毫不犹豫地吮了起来，吃饱了奶，休息一会儿，我母亲就给我服药。过一阵子再吃奶，再服药，再过一阵子再吃奶，再服药。三个来回下来，眼看着我的身体就好起来了。
到了半夜，我的两只手可以交换着拿调羹了。姑妈喊道：“看，孩子有精神了！”到天亮时，我拉了一次黄色的大便。这就算好了。就这样我就被寄养在三娘家里了。因为有工作，我母亲差不多一个月来看我一次，我每次见到母亲总是伸出双手急着要到母亲怀里，把头靠在母亲的胸前蹭来蹭去，痴情享受着母亲的气息......母亲还要忙工作，总是偷偷地离开我。发现母亲不见了，我总会哭喊着叫“妈妈”……
1947年，我一岁时，会走路了，妈妈来看我，我会牵着妈妈的手到我曾经吃过奶的奶妈家走动。翻身的农民妈妈看到小新四军牵着妈妈来了，也高兴极了，有的还当场给我喂几口奶。刚来的时候三娘奶很足，可她也有自己有孩子要奶，日子长了，奶水也不足了，她就抱着我到处去“化缘”，所以我有多少奶妈，真的说不清了。
我母亲先在新安小学教书，因工作需要到五地委工作。我访问过解放日报社的老同志胡子恒，他说：“我们从淮南北撤到淮阴，再从淮阴撤退到盐阜地区，这里是我党的五地委。曹荻秋是五地委书记，负责工作队工作。我和你母亲五六个人在一个工作组，搞三查三整。大家都知道你母亲的身世，所以都很照顾她。我们知道你母亲有一个孩子，但没有见过你，可能在老乡家里。工作组里还有一个叫尤嘉的女同志，是组长。”
1947年冬至1948年秋，中国共产党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整党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以纯洁党的组织，改进党的作风，增强党的战斗力，保证土地改革的完成。可能就在这个时期，我母亲和地方干部有了密切的接触。文革中，许多地方要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干部来找证明人。来访的三位奶妈就是这种情况。她们当年既是我的奶妈，也是根据地工作人员，或者是妇联和民兵。
我清楚记得，地方工作人员还拍了工作需要的照片，当时的底片是用玻璃上化学药品做的，比较大，一张底片可以拍两三个人，印照片的时候可以分开给个人，为节约底片，把我夹在两个人中间也拍了一张。这次，他们也给我带来了。
1947年5月，原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兼苏北军区司令员的新四军二师六旅旅长陈庆先到五汛港检查工作，我母亲和工作组的一位同志去看他。司令员问到我的情况，母亲如实地告诉他说：“我要工作，天天背着孩子行动不方便，就寄养在奶妈家了。”陈司令当即就说：“国民党反共军事活动已经开始，我们这里是摩擦区，国民党反动派和还乡团随时都有可能打过来。对于我们的革命后代，国民党是要斩草除根的。孩子放在那里不行了，你要带着走。你一个女同志带着孩子不方便，把我的挑夫拨一个给你，行军时让挑夫挑着孩子和文件走。”稍微停了一下，他又说：“你现在就骑上我的马去把孩子接回来。”
我母亲听到指示，刻不容缓地起立出门，和马夫一起上路了。马夫牵着马，我母亲骑着马。看看马很老实，我母亲骑得也很稳。马夫就说：“缰绳给你吧。”，我母亲就自己握着缰绳。母亲一接过缰绳，它就跑了起来，越跑越快。我母亲慌得忙拉紧缰绳，它还在跑；放松缰绳，它也不停下来。我母亲心跳得实在受不了，只好从马上跳下来。慌忙中跳下，右腿落了地，左腿还在马镫上，情形好危险！
马夫远远看到我母亲跌下来了，一个吆喝，马就停下了。马是不跑了，可我母亲的脚崴了，左脚不能落地。总算到了奶妈家，奶妈的妈妈有办法，摘了一些树枝和树叶来烧水，然后再泡脚，第二天就好多了。早晨，母亲抱着我告别奶妈，要返回五汛港。走到村头，村里下地的，打水的，砍柴的老乡们看到了，都来跟我告别：“小新四军再见啦！”奶孩子的妈妈们拍拍乳房叫：“晓明，还要吃吧！”我看了看她们，不好意思回过了头。母亲抱着我返回了部队。
从此，一个挑夫挑着担子，一头是装着我的箩筐，一头是挑着装文件的铁箱，一直跟着母亲。
1982年我探亲回上海，妈妈告诉我说：“陈司令在华东医院看病。”我就到医院去看他。看到我穿着军装，他很高兴。问了我在部队的情况，我如实的做了汇报。我问陈司令，还记不记得我的情况，他说；“怎么会不记得呢？我们革命，流血牺牲是为什么？就是为了我们的后代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你父亲牺牲了，我是一定要把你带着走，不能让敌人给杀害了。”
既然有奶妈来找我，我有了线索，也要去看看奶妈们。三位奶妈高兴地答应了。以后，我收到她们的来信，说住址比较固定的奶妈是在阜宁县马家集明吴庄王油坊，奶妈没有名字，大家都叫她“王安泰家的”。
1979年，一批从苏北入伍的战士退伍了，本是要我送他们的，但分别有几个县，不能一起送，再加上战士们要“组团”自己走，我就只剩了送档案的任务了。我向领导汇报我要顺路看奶妈的事，领导同意了。
坐上长途汽车到了阜宁县汽车站时，天色已暗。车站里有七八个骑自行车的老乡，在那里等客人。我问，谁认得马集明吴庄王油坊？有一位老乡认识，一问才知道，他是当地的支部书记。改革开放了，书记也要自谋生路，就到汽车站接客赚点钱。我问，您认不认得“王安泰家的”，你说巧不巧，这个书记还是王安泰家的亲戚。正值饭点，车站没有饭店，但有卖麻油馓子的。我请这个书记一同吃一点，他也没客气，也懂得吃法。卖馓子的小摊有借用的大碗，用个大碗掰碎馓子，冲上开水，加点糖，就吃了起来，吃饱了就上路了。
他骑着自行车车，我坐在后面。后面的书包架很长，包了很厚的麻袋布，坐在上面不硌屁股。他不让我横坐，要我骑坐，说是怕我跌下来。看他是“老司机”了，客随主便，我便骑在书包架上，踏上了“寻亲之路”。
苏北的冬天，广袤的大地没有一点绿意，满眼都是枯黄的土地，崎岖不平的公路坑坑洼洼。幸亏听从了老司机的指导，骑坐在车上，否则不知道会跌下来多少回？好在不用问路，“寻亲专车”直接送我到马集明吴庄王油坊王安泰家。
在一幢草顶土墙的房子前，书记帮我叫开了门，记不清他是叫“姨”还是叫”姑”？屋里太黑，幸好外面有月光，从屋里走出一位梳着盘头的小脚老太太，她就是“王安泰家的”。我深情叫了她一声“妈”！她懵里懵懂地，也没答应。但她认识送我来的支部书记，他俩攀谈起来。书记对她说：“抗战胜利后，曾经有个新四军女兵把小孩寄养在你家，吃你的奶水。有这个事吧？”她听清楚之后就点了点头。
知道我就是那个“新四军女兵的小孩”，她的眼角渗出了泪水，她忙招呼媳妇烧锅做饭。幽暗的煤油灯下，我俩一人吃了一碗面。天黑了，她安排我和书记住下了。家里有人外出没回来，有空着的木板床，她给我们打开了一床新被子。我和书记对脚睡。
大概是累了，我躺下就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做饭的忙碌声中醒了。奶妈的媳妇抱着孩子告诉我，“婆婆昨天夜里点着油灯，坐在床边看着你，边看边擦眼圈儿，直到鸡叫头遍......”
太阳出来了！趁着光线好，我抓紧和奶妈拍了几张照片。拍完照，我给奶妈留下50元钱和30斤全国粮票（当时我的月工资是62.5元，粮票是回家探亲部队发的）。最后，还是书记踏着“专车”送我去了汽车站。
（写于2022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