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 邓先群：致力于“双拥”工作的女将军
非凡的母亲，非凡的一家人
“我的小姑姑邓先群，是我们家长辈中最小的一个。奶奶说她从小就是一个‘野人’，上树掏鸟、下河摸鱼，什么调皮的事都做，从小挨打也多。”
这是毛毛（即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的一段话。此时，毛毛担任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她在书中所说的小姑姑邓先群，是邓小平的同父异母妹妹，时任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
邓先群父亲名叫邓文明，先后娶过四位妻子。13岁时，娶张氏为妻，不到两年，妻子就病故了，没有生育。之后，将淡氏娶进家中，相继生育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1926年淡氏去世，娶萧氏。萧氏生下儿子邓先清后不久便病故了。最后娶亡夫不久的夏伯根为妻，共生了三个女儿，分别是邓先芙、邓先蓉、邓先群。邓先群出生不到一岁，历经沧桑的父亲就远离儿女们仙逝了。
夏氏是嘉陵江上一个推船工人的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没有母亲，与躬着腰在江边推船的父亲相依为命。可一个女孩子长年跟着父亲在江边跑船毕竟不方便，十几岁时就不得不嫁人了。没想到，在她生下一个女孩不久后丈夫就病死了。没有了生活来源，只好带着女儿再嫁到广安邓文明。丈夫去世，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不幸。她是寡妇再醮，没有生过儿子，又不当家，处境可想而知，但她聪明能干，颇识大体，为人爽快又侠义，一副天生的热心肠，东邻西舍，谁家有什么为难事，不用请也不用叫，自己会找上门去倾心倾力地帮把手，因此甚得乡亲爱戴。她会织布，会种田，还特别会做饭。当家的三哥邓先治并不理家，全是夏氏辛苦操劳，里里外外地忙碌。她是邓家赖以生存的顶梁支柱。
夏氏善待前妻遗下的众多儿女，同时拉扯着尚在襁褓中的邓先群，艰苦度日，从不求人施舍，也不强人所难。老人家虽然没有多少文化，却以其勤劳善良和坚强勇敢的品格教会了邓先群怎样做人。在苦难中长大的邓先群，从母亲身上懂得了正直和善良是为人之本。
有一件事，邓先群到晚年仍记忆犹新。一天，她见邻居的伙伴没吃饭，就把自己的饭给伙伴吃了，自己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母亲得知后，但没有责怪她，还拍着她的头夸奖：“要得，要得，这个样子要得。”
邓先群的母亲深明大义。那时，两个哥哥（邓小平、邓先修）、一个姐姐（邓先芙）在外面参加了革命。家乡有风言风语说，邓家是“共匪窝”，母亲也为干革命的哥哥、姐姐提心吊胆，常常半夜三更吓醒来，坐在黑暗里等候天明。即便是这样，母亲也从不拖后腿。母亲认定自己的儿女都是好人，儿女们参加的共产党也一定是好人。所以，当先芙姐姐把几个遭到追铺的华鉴山游击队员领回时，母亲二话没说，就把人在家里藏了起来。
1949年12月，邓先芙悄悄回到广安老家，给全家人带回了一个喜讯，说大哥邓小平到了重庆。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以一个农村妇女少有的果断，一把老黑锁把祖传老屋一锁，领着刚满14岁的邓先群，提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充饥的干粮就上路了。老家不要了，田产和房产都不要了，风尘仆仆赶到重庆，找到了大哥邓小平和大嫂卓琳。
邓小平时任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12月上旬，他与刘伯承司令员率野战军机关进驻重庆。邓先群跟母亲到重庆后，就与邓小平一家住在了一起。
（右图为邓先群母亲夏伯根与大嫂卓琳）
在重庆，邓先群插班进女子第四中学读书。女子四中位于长江南岸，离家很远，平时只好住在学校，星期六才回到江北的家。她跟侄女邓林、侄儿朴方年龄相近，因此很能玩到一块儿去，没有长幼之分。爬树上房，挖土掘坑，什么都敢干，家前屋后充满了欢乐。于是，就有了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的那段极尽人物个性的描述。
同事玩笑中小孩流产，落难时将军丈夫相伴
1959年10月，24岁的邓先群考上了享有盛名的哈尔滨军事工院，从祖国的首都来到了美丽的冰城，成了一名军校大学生。
三年军校生活，邓先群不仅受到了知识的熏陶，还找到了爱情的归宿。在同班北京籍同学的热心张罗下，她与比她高几届的栗前明喜定终身。
（左图为邓先群将军与丈夫栗前明）
栗前明是老红军的后代，诚实本分，勤勉好学，是妥妥的“学霸”，在哈军工颇有些名气，毕业后分配到国防部七院七所（天津塘沽）工作。因为有“恋爱关系”的缘故，邓先群后来也被分配到这个研究所上班。1963年11月的一个星期天，他们携手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
40多年后，邓先群在北京的寓所回忆说：“结婚那天，我们老栗紧张得命，害怕人家会闹他。他人老实。不会随机应变，怕闹得厉害下不了台。我见他紧张成那样，也觉得好笑，就给他出点子。结婚那天，两人都穿军装，穿军装人家就不好太闹了，否则就太不严肃了。”
新年放假，邓先群夫妇回北京拜见双方家长。一向喜爱这个小妹妹的大哥大嫂，特意给她们小两口买了两床红绸被面，还置办了床单、枕头等床上用品，算是娘家的陪嫁。尔后，又请栗前明的父母吃了顿饭，算是补了喜酒。大哥说，这样简简单单的好，以后孩子们的婚事都照这个样子办。邓先群在邓家算是开了个头，后来侄子侄女的婚事全都是按这种模式办的。
婚后第二年，邓先群怀孕了，夫妇俩对肚子里的小生命充满了祈盼和喜悦。她很要强，生怕别人知道她“有喜”给予特殊照顾，就瞒着大伙儿天天坚持上班，默默地承受着妊娠的反应。
一天，邓先群去夜校上课。一个同事开玩笑，用脚悄悄地勾住凳子腿儿，等她将要坐下来时，猛地拉开凳子，她屁股坐空，摔倒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她顿时感到肚子刀绞似的痛，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大家忙把她架到医院。尽管住院一个多星期，医生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那个孩子最终还是没能保得住。孩子三个多月了，都成形了，就因为一个小小的、不慎的玩笑而失去了。
1969年，邓先群跟栗前明一同被下放到湖北当阳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日复一日的开荒种地，清淡得不能再清淡的伙食，很快就使身体单薄的邓先群患上了肾炎，尿血，全身浮肿。当时，没有医生，又缺乏药品，后来被耽误成了慢性病。尽管如此，她还得跳进冰冷刺骨的水稻田里插秧，而且一插就是大半天，腰痛得像有一把刀在割……
“那段日子可真苦啊！”邓先群回忆说，“我得了肾炎这个病，不能吃盐，不吃盐又没有力气干活，好多次差点儿晕倒在水田里。老栗就用休息时间，来回跑几十里的山路，买回红糖和猪油，给我泡水喝，有了力气才能下水田干活儿。”
后来，农场领导见邓先群病得实在不能再下水稻田了，就让她在场部为几十人挑水烧水。听说清水炖乌龟能治她的病，大家就在劳动的空隙抓乌龟。说来也怪，她吃了乌龟后，身上的浮肿消了，病情也得到了控制。
1975年，邓先群跟栗前明双双调到第二炮兵工作，还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她们又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天安门事件”后，两人都上了“四人帮”的黑名单。邓先群说：“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我给女儿贴身衣服缝了个小口袋，里头放了10斤粮票10元钱。我把儿子的小手塞进女儿的小手里，告诉她，一旦爸爸妈妈不见了，你就领着弟弟去找你的叔叔，千万要带好弟弟。女儿懂事地对我说，妈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带好弟弟的。”
这一年，邓先群的女儿11岁，儿子不到4岁。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邓先群一家的生活才真正安定下来。进入九十年代，她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工作，1992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栗前明也以扎实的脚步走上了领导岗位，1992年担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员，1993年晋升中将军衔，成为人民解放军中的又一对将军夫妇。
（右图为栗前明中将在发射场留影）
从资料员到群工部长，“双拥”评选不搞“终身制”
邓先群从哈军工毕业后的20余年时间里，先后在国防部、海军、六机部、第二炮兵、解放军军事法院等单位任职，从资料员、档案员、秘书、研究员干起，脚踏实地做事，实实在在做人，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1990年，她调解放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任群众工作处处长，几年后升任副部长、部长。
群众工作在战争年代主要体现在遵纪爱民等方面，人民军队与穷苦百姓是鱼与水的关系。敌人来了，百姓藏粮躲避；亲人来了，百姓送上自己的口粮。军民的鱼水情谊，举世罕见。现在，时代变了。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离战争远了，军民关系淡了。改革开放之后，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更是面临着新的考验。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邓先群走上了全军群众工作的领导岗位，决心开拓创新，促进和发展新形势下的军政军民关系。
“双拥”是群众工作的高度概括，而开展创建双拥模范城（县）活动则是在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创新做法。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开阔了邓先群群众工作的思路。她带领部队相关人员与地方的同志研究制定了《双拥模范城（县）命名管理办法》，并会同有关部门对那些积极申报争做双拥先进城（县）的典型进行重点考察，逐一审核全国各地上报的参评单位。在此基础上，筛选出命名对象，把评选过程变成促进各地检查“双拥”工作的落实情况、检验自己“双拥”工作成绩的过程。
之后，邓先群又根据新时期军民关系重在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对132对军民共建的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这次表彰，使军地双方都受到了很大鼓舞，不少单位表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军民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为国家和军队的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成绩面前，邓先群没有陶醉和满足，她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全国性的表彰已经搞过三次：第一次在福州表彰了10个城市，第二次在北京表彰了39个城市，第三次在延安表彰了56个城市。再往后怎么办？如果是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的接着表彰下去，每次表彰几十个城市，那若干次后，全国的城市都会是双拥模范城市了。满大街都是典型，典型就失去了意义，评比活动也就会走进死胡同。
基于这样的考虑，邓先群提出建议：双拥模范城（县）活动要打破终身制，搞动态管理。“双拥”工作做得好就评，做得不好或者不如以前做的好也不评，不管是新老“双拥”城市，不够条件坚决不评，不搞照顾，不搞平衡。
（左图为邓先群将军在团拜会上）
邓先群的建议与国家机关和总政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
各省选送的参评城市，由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深入考察后，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初评。没想到，“动态管理”随之碰上了“麻烦”。原来榜上有名的城市听说在新的评选中落选了，顿时感到了空前的压力，于是邓先群那里说客盈门——
某市党、政、军三方联合进京做工作，自己给自己说情。他们找过去曾在这座城市工作过的老领导，联合在北京工作的本地老乡，轮番“进攻”军地有关部门，希望能高抬贵手。
一位市长多次拜会邓先群。他说，如果这次评不上双拥模范城，对上不好向退下来的老领导交差；对下不好向全市的老百姓交代。人家会说，怎么双拥城在你们手里给弄丢了？
中原某市带来一位全国闻名的拥军老妈妈当说客。70多岁的老人满脸倦容，邓先群问后得知是早晨刚下火车，当场就质问带队的领导：“如果这是你母亲，你肯让她老人家受这个累吗？！一切免谈，先送老太太上宾馆休息去！”
邓先群打破双拥模范城（县）评比“终身制”的新举措，虽然得罪了不少人，但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落选的城市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表示心服口服，决心变压力为动力，下一次再榜上题名。
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这种评比形式好，既表彰了先进，又调动了积极性。这是一条经验，一条好经验。
邓先群经常说，群众工作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工作，军地双方要齐心协力共同维护。战争年代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和平时期军队搞现代化建设，人民同样是靠山。
在多年的群众工作实践中，邓先群处理了无数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受到国务院领导高度赞扬的某省备用机场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某省有两处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影响的旅游观光圣地，但由于交通不便，一时影响了游客的数量。省里决定，建一条数百公里的滨海大道，将这两处旅游景点连接起来。同时，这条滨海大道出也将成为新的观光景点，推动全省旅游事业的发展。
这条规划中的滨海大道，刚好通过军队一个备用飞机场，绕不开，也躲不过。于是，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地方要修路、军方保机场”的“拉锯战”。
1993年3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借全国“双拥”城市评选的东风，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时任总政群工部副部长的邓先群受领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带领由国务院和军队有关部门组成的军地联合工作组，飞赴某省。
某省非常热情地接待了邓先群一行，衣食住行安排得周到细致，还派了一个分管经济的领导干部全程陪同。这位领导干部有着经济学博士学位，思路敏捷，谈吐锋利，刚交谈就知是谈判的高手。当天，联合工作组听取军地双方的情况汇报。邓先群感到，军方有军方“保机场”的道理，地方有地方“修路”的理由，双方都有理，工作组也都有这样的感觉，决定实地考察后再下结论。
第二天，联合工作组坐着越野吉普车沿着规划中的滨海大道曲折行驶。那位陪同的领导干部坐在邓先群身边，一边指着车窗外沿途的景色，指着荒草遍地的机场，一边介绍滨海大道开通后对省的旅游业和全省经济腾飞的巨大作用，介绍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农民兄弟和辍学在家孩子，介绍做地方父母官的难处和苦衷。走一路，讲一路，有理有据，有情有义，不愧是有博士学位的大文化人，把邓先群说得心动了。
工作组回到住地，邓先群找来部队作战部门的同志询问：“那军用备用机场真有那么重要吗？”作战部门的同志忙取出随身准备的地形地貌图，摊开在邓先群面前，详尽讲述了保留这个备用机场的战略意义。之后，一架军用小飞机将联合工作组全体人员和某省参加协商的的全体同志，拉到祖国某海域最前哨的一个小小的岛屿上。
这个小岛很小，没有居住人家，没有淡水水源，吃水、吃菜、吃粮全靠给养船运送。守岛战士介绍说，一次刮台风，给养船上不来，他们没有淡水喝，只好喝自己的尿解渴生存。邓先群落泪了，拉着战士粗糙的双手，久久说不出话来。 
（右图为邓先群将军与栗前明将军接见金兰艺术团长）
接下来，邓先群决定做说服工作。说服的第一个人，就是某省陪同的那位领导。博士以说理见长，将军以说情动人。在国家和民族利益面前。情往往比理更能说服人。最后，博士寡言了。但他代表不了某省，当场表不了态，只好称病不见将军了。
整整一天，某省不见人影，把整个联合工作组给晾了起来。邓先群急得在宾馆里团团转，嘴上的泡都起来了，不得不找医生“灭火”。
第五天，军地协商会从晚上7时一直开到次日凌晨3时。邓先群话说了几箩筐，依然没能解决问题，又急又气又累，她站起身来，一字一句地对在座的各位说：“请同志们别争了，也别吵了。咱们谁也别摆自己的理由了，只是静下心来想一想，想想那个岛上的士兵们，想想那些年轻的生命。一旦战争爆发，没有了那个备用机场，供应补给上不去，我们那些守岛战士可就性命不保！小岛不保啊！”说到动情处，邓先群落泪了。她当着联合工作组全体成员，当着某省与会的全体成员，落泪了，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部队的备用机场终于保留了下来。同时，也为了顾及地方和群众的利益，邓先群把群众种上庄稼和地方政府准备盖学校的土地划了出来。某省为了国防建设的需要、也放弃了修建滨海大道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