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间老房子

　　小时候，我们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三间祖屋，老一辈分家时，我们这一支得了一间半；父辈再分家时，由于我父亲在外面有份工作，这一间半就分给了在家务农的二叔。母亲只好带着我和弟弟，在村里租了人家一个房间。后来二弟出生，四口人还是挤在十来平方米的房间里，锅灶和床占去了一大半空间，还有一张柜子，一张桌子和一台织布机，剩下的地方连转身都难。

　　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堪回首。母亲自尊心极强，平时处处小心谨慎，生怕被人家说长道短。农忙季节晒粮食，她不敢随意使用门口的场地，都是在房东不用的时候，忙里偷闲用一下；只要房东想用，立马收起来。二弟小时候好哭，房东大奶奶性子很躁，常有怨言，母亲心里流泪，只能忍气吞声。

　　自己有个房子多好啊，哪怕是茅草棚，也比租人家的强。受尽委屈的母亲，做梦都想建自己的房子。可是，这谈何容易？当时父亲一个月拿几十块钱，既要养活我们，还要负担小姑母读中学，哪里还有积蓄建房子？为了建房，母亲拼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起早带晚织小机布，赚一点加工费。那时候没有电，母亲晚上织布用一种老式的灯盏。墨水瓶底座，黄豆大的火苗，不知伴随母亲度过了多少个黑夜。有时候我一觉醒来，还看到母亲在摇曳的灯光下弓着腰来回穿梭，天不亮，又听到织布机嘎吱嘎吱的撞击声。一点不夸张说，后来我们家的那三间老房子，就是母亲靠织布换来的。

　　三间老房子，是“文革”前两年建的。小五架梁，土墼墙，墙脚都是泥巴打的，屋顶上盖的是青瓦，但瓦的下面没有旺砖，都是芦帘，芦帘下面也没有像样的椽子，全是弯弯曲曲的杂棍。但那时，我心里美滋滋的。打夯的那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夜未眠，躺在床上，听着那嘹亮的号子，脑海里一直憧憬着新房子的样子。房子砌好后，母亲在后檐口和左右两边栽上木槿。年把时间，木槿就长得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夏秋时节，开满了粉红色的花朵。我家的房子看上去生机勃勃。我一次一次地把墙面刷白，贴上我自己画的画、写的字，房子里弥漫着书香。邻居家的大人小孩经常到我家串门，夏天的晚上，他们都喜欢坐在我家门口乘凉、聊天，那种邻里间的和谐，一直留在我心底。

　　建造这个房子，母亲除了愁钱，其他方面操的心、吃的苦，说起来同样心酸。先说宅基地，求爷爷拜奶奶，总算弄到了，但后面有个大粪坑，房子建好两年多，生产队才肯把这个讨厌的粪坑移走。为了填这个坑，很长一段时间，母亲每天收工回来，饭烧好了顾不上吃，盛上一碗凉在那里，到很远的地方去挑一担土回来填坑。再说土墼墙，房子砌好没几年，夏天连续下暴雨，墙被泡烂了。有一天早上，我们弟兄三个还没有起床，后墙轰的一声塌了。母亲赶紧把我们从床上拉起来跑到屋外。村里的叔叔伯伯们闻讯赶来，冒着大雨，先找来木头帮我们把房子撑住，又找来草帘子把后墙扎上篱笆。雷声滚滚，雨下个不停，母亲一边配合叔叔伯伯们抢险，一边清理断壁残垣，浑身湿得就像从河里上来的一样。那一天，我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母亲的艰辛，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乡情的浓烈。

　　后来，我当兵离开了家，父母亲又在老房子后面砌了一进新房子，我忘不掉的还是那三间老房子。然而，就是这座浸泡着母亲血汗，一直让我魂牵梦绕的老房子，后来却被我给卖掉了。父亲离世后，我不放心母亲一个人住在家里，把母亲接到身边，觉得老房子空关着不是事，于是，在征得母亲和兄弟们同意后，我咬咬牙，把它和后一进房子一道卖给了儿时的一个朋友。

　　买卖协议，是在村西头橡胶厂二楼的接待室里签的。签字的那一刻，我眼泪掉下来了，手抖得很厉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天厂里特地准备了晚饭，几个本家长辈执意留我，但我还是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回到城里，我实在憋不住了，捧着那份协议，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那一刻，我感到卖掉的好像不是房子，而是母亲一辈子的心血和左邻右舍的乡情。多少年了，每次回故乡，我都想去看看那三间老房子，但又不敢去。年纪大了，真怕拨动心底那根敏感的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