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小,每每与人说起大姑时我总是不自觉地带上她的小名,自以为亲切地说俺大丑姑。直到有一天被奶奶一顿骂:“小兔崽子,大丑也是你能喊哩?”我这才改了过来。奶奶很少骂我,甚至一直宠着,但我大姑却没少挨奶奶骂,在奶奶活着的时候。

  每年放了寒假,大姑二姑或是叔叔便奉了奶奶的命令来接我去老家过年。进入腊月,尤其是过了二十三,年味儿就逐渐地浓了起来。在离年越来越近的那几个晚上,村庄漆黑的夜色里就开始弥漫着诱人的煮肉香。我们家也把爷爷用竹筐从安平大集上驮回来的猪肉切了,煮进烧得滚开的大锅里。那时讲究吃肥肉,得要四指膘以上,那是爷爷在肉市里精心挑选的。

  晚饭后,外间屋大锅里大火煮上肉,在撤掉大劈柴改为小火儿慢煨的时候,大姑就已经和好了面在厦子屋儿烙上秫面饼了。

  煮好的大肉块子在锅里再焖上半宿,而带着瘦肉的柴骨则被奶奶捞出来盛进大盆里,直接端上灶台边早已放好了的那张饭桌儿。煤油灯下桌前围坐,秫面饼裹肉甚至是直接啃骨头,我大口大口地嚼着,这等的人间美味,我已经盼了好久了。

  看着我贪婪的吃相,大姑说,小白眼儿狼,往后可得跟你奶奶亲!你这张小嘴儿,得吃俺们多少好东西呀?!

  看我吃得顾不上还嘴,奶奶教我,说,你不会说她呀?说她,什么是你家的,你吃的还是俺们家里哩!

  大姑心直口快,所以有时不免招奶奶骂。也因为我在,也因为奶奶宠爱孙子,所以那会儿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姑姑们少不了被奶奶呲哒。

  奶奶总是很欣赏我的大耳朵垂儿,说是耳朵垂儿大了有福气,要是嘴在大些就更好了,男儿嘴大吃四方。

  一旁的大姑赶忙说,我嘴大,我嘴大哩可!

  奶奶嫌大姑又抢话儿,狠狠地呲哒了她一句:“闺女家嘴大吃钱粮!”

  二姑在一旁偷偷地笑了起来。

  那年有一回晌午了,大姑从村东地里拾掇棉花回来,一进门儿大姑就跟奶奶学说上了:“哎呦,你说俺二哥怎么那么傻呀就,怎么就那么傻呀?”

  奶奶正往大锅里添水准备做饭,听大姑这大嗓门儿一嚷嚷,就停了手问怎么回事儿。

  原来,今天大姑去在地里干活儿遇见了一个给地邻来帮忙拾掇棉花的乡亲“快嘴儿”大嫂。这两个爱说的人,在各咱的地里一边打着棉花稞儿上的疯杈儿一边白话起了昨天的事儿。

  昨天是我叔在地里,叔叔干活儿快,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快嘴儿”与她齐头并进了。他擦了把汗,然后笑着热情地与她打着招呼。那边地里的“快嘴儿”说,哎,大兄弟你说啊,这收拾棉花才麻烦哩,要是这棉花稞秋后不拔来年接着长桃儿该多好?我叔一听,乐了,随着她的话茬说了下去,说,那可不呗,要是跟树一样冬天落了叶儿,来年开了春儿再长新叶儿,咱给它浇浇水追追肥,照样长大桃儿,那可就省事儿多了,嫂子你就光等着秋天摘棉花吧!

  “快嘴儿”听完笑得嘎嘎地,叔叔也被对方的幽默逗乐了。

  “快嘴儿”跟大姑说,“你说你哥怎么就那么傻?我就这么一说,他还真信了……”说着又嘎嘎地笑了起来。

  大姑跟奶奶说,你说俺哥也是,怎么就那么傻,人家说什么他也信!怎么就……

  不等大姑说完,奶奶一下子就急了,把刷锅炊帚“啪”地一声摔在风箱上,骂道,傻,傻,你才傻哩,你就听不出来你哥那是在说着玩儿哩、在跟她逗着玩哩吗?!

  大姑一听也明白过味儿了,急忙说:“我下午上地里找快嘴儿去!”

  “找什么呀找!”叔在厦子屋外边,他没进屋儿,收工回来把锄头靠墙放下就焯起扁担挑水去了。

  我知道奶奶为什么急眼,叔那时还没娶媳妇儿,我婶子还没来哩……

  然而,大姑对奶奶的呲哒却从未烦过,她跟我奶奶亲着哩。

  奶奶去世的早,不光大姑,我们全家人都很悲痛。在乡亲们把奶奶的棺材下葬的时候,我们跪在坟坑前,大姑伤心欲绝地哭着,泣不成声地说着,娘,你怎么就走了,往后谁还呲哒我呀!

  就在这时,纸钱黄裱燃着的火苗子“呼”地一下子向大姑扑了过来,她先是惊叫着扑打着孝服上的火星子,随即就明白了过来,又趴在地上哇哇地大哭起来。

  听后面有乡亲说,她娘嫌她又闹话哩……

  奶奶去世以后,大姑刻骨铭心地知道了什么叫做“子欲孝而亲不待”,所以对爷爷就更加孝顺。她婆家是本村,每回做了差样儿的好饭食,不是趁热给爷爷送过去就是做好后去十字街下棋的那儿喊他过来吃。在我叔给爷爷配上手机后,爷爷去十字街边碾台上下棋时也就把它装进了皮大衣的兜儿里。

  爷爷时常与老棋友们在碾盘上杀上一盘,有时也会站在碾盘前观战。有一回,爷爷和他的一群老友们站在碾盘前看人家下棋。大姑蒸好了包子想去叫他来吃,想起他有手机了,所以就打了过去。

  一阵紧似一阵的手机铃声在下棋的人群中响起。起初谁也没在意,都在全神贯注地下棋看棋呢!响了好一会儿,人们寻着铃声的方向,问我爷爷:

  “老头儿,你有手机呀?”

  “你说什么?”爷爷大声地反问。

  “你有手机呀?”人家声音也大了。

  “有!你用啊?”这回听清了。

  “我不用!你手机响了,有人找你哩!”

  “哦……”爷爷从皮袄兜儿里掏出手机一按绿健,然后放耳边大声问:“谁呀?谁?怎么了?什么书包?”

  在一顿答非所问的大声喊话之后,大姑终于认输了,说:“好了好了,撂了吧,爹。我听出来你在哪儿了,你等着别走昂,俺还是去碾子那儿找你吧……”

  棋友们笑他笑得都快直不起腰儿了……

  大姑不仅对自己的亲人好,对乡亲甚至不认识的人也大爱有加。

  我表妹小的时候体弱多病,这里看那里看,大姑的婆婆对我姑和姑父说,多做好事,多做善事,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哩……

  从大东乡的邻县来了一对收废品的老夫妇,穿戴得也不好,套着一辆毛驴车。大姑把人家喊进家来,让人家把院子里杂七杂八的废铁旧易拉罐甚至连姑父不用了的破柴油机也给了人家,她还帮人家一起装上车。不但一分钱没收,中午还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老两口儿。

  老人感动了,吃饭时对同桌的大姑表示感谢。大姑说,不用客气,我们这里比你们的日子还宽绰些,看你们也怪不容易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出来这么远……

  多少年了,我脑子里总是有一个难以忘记的画面,那就是大姑在村西地里侍弄庄稼。

  那年夏天我去看望爷爷,从衡水自强街水果市场买了当时北方还比较稀罕的芒果儿。给刚学会说话儿刚知道闹着吃的儿子留下一个,这一个就够他啃半天了,其余的全给爷爷拎了回来。

  爷爷说好吃,又说上你大姑那儿去了吗,给你大姑拿几个过去。我买的不多,给大姑拿些过去,一来觉得少拿不出手,二来剩下的就更少了。当时要是能多买些就好了,多年以后我才这么想。

  我说,爷爷还是您留着吃吧!

  从爷爷那儿出来,骑着车子出了村口沿着围村道往回赶。下午的阳光毒辣辣地,地里很少有干活儿的人。我一边走着一边东张西望。

  大姑?那不是大姑吗?“大姑!”我下了车子喊她。

  夏日的阳光下,大姑在地里忙着农活儿,她黑了也瘦了。她高兴地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然后又责备我嫌我不过来吃饭。我惊讶地问她怎么这么瘦了,她说血糖高,又说,也没什么事儿,吃着消渴丸呢。

  “你姑父在村砖厂干活儿开推土机呢,还得管着修机子。他忙着挣钱,可不地里的活儿就我干呗!”大姑看出了我的心思,解释着。

  两个表妹都在上学,她的压力可不不轻呗。

  大姑仍忙着地里的活儿,贾屯村高高的房基上新建的房子们离我越来越远。车轱辘儿下面这条颠簸的土路,是我所走过的路里边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亲切得不能再亲切的路了。逆着来时的方向,我仿佛看见那年的大姑又骑着红旗自行车驮着那年的我一路疾驰而来。

  大姑的糖尿病后来一直靠打针控制着,还比较稳定,却有一回出村去参加婚礼而忘了带着针药,血糖指标一下子失控了。那一次可把人们吓坏了,从那以后大姑总是自己惦记着打针,并且一到自己设定的时间点儿就先嚷上了:“俺可不管你们了昂,俺先开饭了!”

  就是身体这个状况,大姑还是惦记着来看我爹我娘,她的大哥大嫂。娘经常跟我说,你姑们你叔还有孩子们开着车又来看俺们了,拿着好些个好吃的。

  一边说着,娘还撩开东间屋儿门帘让我看。

  刚看望了还没一个礼拜,大姑就又来了,自己骑电车子来的。她跟我娘说,嫂子,这回是我自己来的,孩子们忙,他们开车拉我来总是坐得时间短,话还没说够就走了。我自己来,晌午在这里吃饭,就为得多呆一会儿。

  大姑的车后架子上驮的是一大块从安平城里称来的猪肉。那年,就是全国猪肉价格创了历史最高记录的那一年。

  爷爷走了以后,我姑们和叔来得反倒更勤了。大姑跟我娘说:“从咱爹没了以后,我就拿你和大哥当个老的。”听娘说着,我眼睛湿润了。当着娘的面儿,我没敢擦,我怕越擦越止不住了,所以就使劲地眨着眼睛,把快出来的眼泪挤回去。

  屈指算来,这疫情闹了三年了,一到过年就严重,一到过年就严重。我三年没在家过年了,也三年没给长辈们去拜年了。大姑说,不拜年没事儿,听国家的话,就地过年,安心工作,咱微信里还常见哩不是!

  听说老家又下雪了,是与北京冬奥会的雪一起飘来的。我也想好了,什么年不年的,等疫情稳定了我就回去。不年不节的,一样可以去转转,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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