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堂弟一个普通百姓，他的妻子竟然是红军师长的女儿。

我也没有想到，一位年轻的红军妈妈为了奔赴前线，把刚满月的女儿托付给他人的时候，如同摘下自己的心肝，悲痛欲绝，泪流满脸，并且从此再未回还。

我也没有想到，一个街道妇女为了保护红军师长的女儿，面对国民党反动军队严刑拷打，竟然守口如瓶，遭遇枪杀，光荣献身。

牺牲，奉献，竟然就发生在我身边。

我还没想到，又是一位老红军，贺龙元帅当年警卫员，和一位红军营长，为堂弟媳的身世提供了有力的见证，使她的烈属身份得到确认。

生活如此作弄人，铸就一个女子的传奇人生！

我的堂弟毛文楹，和我同年出生，只是比我晚生一个月。桂花开放的月份，小名叫桂生。

他的妻子原名郭青云，家住卾西北山区房县城关镇中西关，和我家住同一条街上。小时候，我们都在西关小学读书，学校校址是老关庙，供的神像是关羽，位于我家东边。郭青云家住在我家西面，她上学放学回家都从我家门口过。当时印象是，这个姐姐品貎端庄，寡言少语，齐耳短发，常穿一件很合体的深色旗袍，身材匀称苗条，腋下夹个书包。我知道她的名字，叫郭青云，但没有和她说过话。我上初中住校，就很少见过她。14岁，我到外地上高中，后来参军，长期没有回家，对她情况更一无所知。一九七五年我从北京休假回家，才知道她成了我堂弟的妻子。同时也听到一个惊人的故事：

乡亲们告诉我，文革中街道忆苦思甜，在群众大会上，烈士叶八奶奶叶戢氏的女儿说，她妈告诉她，郭青云是红军师政委王鹤的女儿，说郭青云的妈妈也是红军。（后来查明，不是师政委王鹤的女儿，而是师长王一鸣的女儿）。

那是1931年，贺龙带着红军来到湖北房县建立革命根据地。房县县城位于神农架林区之北，武当山之南。四面环山，交通闭塞，解放前一直不通公路，老百姓没见过汽车，没见过电灯，民风朴实。贺龙司令部就设在城内，西关还有个福音堂，是红军医院。当时县委书记是柳直荀，毛泽东主席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柳，指的就是柳直荀。

当时红军有位师长，名叫王一鸣，是红三军第八师师长。二十七岁，打仗十分勇敢，他妻子是一名红军军医叫汤爱德，就在西关福音堂红医院工作，生下一个女儿。第三天，贺龙到医院看望汤爱德和小孩。贺龙抱着婴儿高兴地说：“红军有后代了！”王一鸣夫妻更喜欢的了不得。谁知刚刚满月，红军忽然接到命令，全部撤离房县东下洪湖地区作战。王一鸣反复考虑，此去少不了昼夜行军，厮杀恶战，带着孩子是不行的，斟酌再三，决定把孩子托付老乡家寄养。作为妈妈的女红军汤爱德实在舍不得，想要把孩子带着走。贺龙知道后亲自来到福音堂，对汤爱德说，部队每天要行军打仗，带孩子不方便，还是留给苏区人民哺养吧，等全国解放了我们再来接她。这既是劝说，也是命令。汤爱德只能服从，为寻找合适寄养人家，找到了叶八奶奶。

叶八奶奶，姓戢，她的丈夫，姓叶，排行第八。人们叫她叶八嫂，叶八婶，叶八奶奶。她中年丧夫，靠帮人洗衣服带三儿三女艰难度日。红军来到房县，她送两个儿子参军。她自己积极参加苏维埃政府的妇女工作，发动妇女为红军洗衣服、作军鞋、护伤员。被誉为房县妇女楷模、巾帼英雄。她找到王一鸣师长夫妻问，寻找寄养家庭有什么条件，王一鸣师长夫妻商量后提出三点：一、灰色家庭，避免遭敌迫害；二、要养活；三、不改姓。叶八奶奶按照要求找到一户叫王朝梁的人家。王朝梁是洪帮小头目，他妻子叫毛风美，没有儿女。部队出发前，在师政委王鹤陪伴下，汤爱德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来到王朝梁家。王朝梁逃跑在外，不在家。汤爱德见到毛风美，泪流满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说，毛妈妈，这孩子就托付你了，请你好好照顾，等孩子长大了我们会重谢你。同时掏出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连孩子一并交给了毛风美。王鹤搀起汤爱德，并对毛风美说，请好好照顾孩子，红军会回来的。

女红军和女儿骨肉分离，心如刀绞，疼啊！可是部队已经出发，情况紧急，她抹了一把脸上泪水，然后回转头就同王鹤政委一起大踏步地追赶部队去了。

谁知这一去母女成永別！在异常残酷的战斗中，王一鸣夫妻再也沒有回来。

红军撤走了，苏维埃政权机关转移了，国民党反动派回来了。他们得知红军师长有一个小孩留在老百姓家寄养，便要斩草除根，把叶八奶奶抓起来吊打拷问，要她讲出孩子下落。英雄的叶八奶奶，为保护红军后代，坚贞不屈，守口如瓶。敌人气急败坏，把叶八奶奶枪杀于县城西门外河滩上。

多么令人崇敬的叶八奶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穷苦百姓心连着心，穷苦人民为保护红军后代不惜豁出性命！

王朝梁爱抽鸦片，毛风美爱打麻将、赌钱，这对夫妻本来对孩子就没有感情，他们想把孩子弄死又怕红军回来找他们算账，于是少不了嫌弃和虐待。幸亏他们嫂子王周氏心肠好，为这孩子找奶喂养，并辗转悄悄送给郭姓医生。郭家夫妻年高无儿无女，对外人说是乡下一位亲戚家的孩子来寄养的，他们给孩子改名叫郭青云，如同亲生，抚育成长，上学读书。时过境迁，人们对红军后代的事早已淡忘。连郭青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真正身世。到了婚女嫁年龄，有人做媒，郭医生作主，就嫁给我的堂弟了。他们恰好是街坊邻居。文革中，当郭青云听到叶八奶奶女儿的讲述，不敢相信，又找叶八奶奶女儿等有关人员详细询问，真是如晴天惊雷，如大梦初醒，痛哭好几天。她哭生身父母为革命光荣牺牲，她哭自己命苦，生下来就失去双亲，她感谢叶八奶奶为保她这个红军女儿不怕牺牲，她感谢苏区许多好心人，尤其是郭家养父养母，冒着风险把自己抚养成人。她多么想为自己身世找到更有权威的证明，可是王家郭家老人都已作古，到哪里去找证明呢？她曾写信给人民日报、国防部、总政治部、贺龙元帅办公室，可是在那急风暴雨年月，都未得到有效回音……

 我从乡亲们口中听了弟媳身世的故事，心中久久难于平静，特别是红军父亲和红军妈妈为革命置自己生命和儿女亲情于不顾，让人深深感到革命前辈付出了多少鲜血和牺牲啊!

本来就想去找郭青云谈谈，郭青云听说我回家探亲，主动到我家中来找我，她随丈夫毛文楹叫我大哥，其实她比我还年长两岁。我见她刚四十五岁年龄，因为生儿育女，料理家务，日夜操劳，加上对自己身世得不到确认的纠结，眼前的她，面容憔悴，眼角布满皱纹，牙齿也脱落了几颗。对比三十年前我记忆中的她那秀丽的容颜，心里有种难言的滋味。她含泪讲述自己身世，几度泣不成声。希望我对她证明身份有所帮助。

这事我牢牢记在心里。

事有凑巧，我在《解放军报》记者编辑岗位上，认识了总参管理局局长，一位老红军张明才，采访他的经历，我写了两篇文章，都是他在抗日战争中在晋绥军区司令部当侦察科长的故事：一篇是护送白求恩过铁路，一篇是接送刘少奇同志回延安。两个任务都是贺龙司令员亲自交代的，在敌占区行动，十分惊险。一次采访之余，同张老闲聊。我问张老，你什么时候开始跟着贺老总的?

张老说，1930年就给贺老总当警卫员了。

我想起贺龙同志1931年在我老家房县建立革命根据地，1975年我回家探亲，见县城街中心，有贺龙元帅骑马的塑像，就问张老到过房县吗?

张老说，到过，住在房县城关。

我问当时有没有一位名叫王一鸣的师长?

张老立刻回答，有，王师长年轻能干，指挥部队打了许多漂亮仗。

我问，王师长当时结过婚吗?

张老说，结过婚，生了个小孩，部队撤离房县时，寄托在西关老乡家里，后来夫妻俩都牺牲了，那小孩也不知怎样了。

听到这话，我心中狂喜，激动不已，对张老说，我老家就是房县西关，你说的这女孩已成为我兄弟媳妇，文革中通过一位烈士女儿忆苦思甜，她才知道自己是红军后代，可是收养她的老人家都去世了，当时红军部队也找不到了，正愁找不到证明，张老能不能为她身世作个证明?

张老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可以。

我说，那我就写信让她到北京来一趟。

张老说，让她来吧，我也想见见王师长的后代。

回到报社，我立刻给堂弟夫妻写信。信发出一个星期，一天晚上，堂弟夫妻来到北京，那时我亲弟弟毛文涛带一位朋友也住在我们家里。小小住宅一下子来了4位客人。我爱人忙着腾房子，安床铺，缝被子，备饮食，将客人安顿妥当。第二天我陪堂弟夫妻来到张明才同志家，张老看到红军后代，非常高兴，非常热情，像见到自己的女儿，问长问短，亲自动手写了证明，加盖了印章。堂弟夫妻高高兴兴回到房县，后来从房县媒体报道得知，我弟媳烈属身份还得到另外渠道的证明，特别昰曾在王一鸣师长手下当过营长的张德当年作战负伤，在福音堂红军医院，汤爱德军医为他疗伤一个月，他在孩子满月时还抱过孩子，见孩子长得像她妈妈。张德离休前为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他的证明更具说服力。郭青云的烈属身份终于得到政府民政部门的承认，送来王一鸣的烈士证明书，她享受应有的烈士家属优待。郭青云也正式改名为王青云，她把最小的一儿一女，也改姓王，纪念她的红军师长父亲。最后县里有关部门把她儿子王凯和女儿王丽都安排了工作，夫妻晚年生活无忧。县城的小学生们常来看望和慰问王奶奶。房县苏维埃成立七十周年“苏区情”活动，中央电视台老区慰问演出，还特地请出了这位七十岁的王奶奶，王青云还被邀请和柳直荀烈士的儿媳、孙女共进午餐。她说，这是我最荣誉的一天。她在话筒前对上万人说，我是革命烈士的女儿，但我是房县苏区人民奶水养大的。

我想，如果女红军汤爱德九泉有知，对此一定会感到欣慰。

转眼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但是每当我想到弟媳的经历，想到她红军妈妈悲泪长流，把宝贝女儿托付别人时撕心裂肺的痛苦，想到为革命胜利，多少前辈无私的牺牲奉献，他们奉献青春，奉献家庭，奉献儿女骨肉亲情，以至奉献生命，这时候，我也会想起毛主席说的话，许多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牺牲了，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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