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劲

　　父亲走了已7年，而在我的心里，父亲一刻也不曾离开：他老人家还坐在客厅，谈笑风生地给孙儿们讲述打仗故事；还每天晚上中央台新闻联播后，挨家告诉我们明日的“天气预报”；还喜滋滋地为每一个高考得中的孙儿、孙女准备奖学金……

　　对于父亲，我后知钝觉。大凡父子之间的内敛、罅隙与隔膜，我概莫能外。然而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父亲在我心里，愈发地如山仰海深，他的许多曾被我轻看漠视的教诲，也愈发深印脑际，给我蓄能，让我受用。

　　一

　　父亲，永远是一个严父形象。文革狂飚下的福建漳平，父亲要么行色匆匆，不见踪影，要么闷在家里，摔碗扔筷。父亲的激愤与母亲的无奈伴随着我度过无助的童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回到河北沙河老家，父亲如鱼得水、如鸟归林。组织派他创建上关战备医院，他突破当时的禁忌，大胆重用知识分子，促成了以洪声涛、钱家岭、王寿增、李振洁等为代表的优秀医疗团队，为解决山区农村缺医少药做出了贡献。时至今日，山区老百姓谈起上关医院，仍然交口称赞。而这一期间，他眼里不揉沙子的秉性，也让儿时的我记忆深刻。

　　刚到上关，医院正在山岙里建病房。木工高师傅看到我家刚搬来，缺少坐具，便用边角料给做了两个小板凳，谁料父亲发现了，一把扔出窗外；我家刚从福建回来，购买的大圆桌还没上漆，母亲便自己备料托高师傅帮忙漆上。谁料当晚被外出回来的父亲看到。只见他一怒之下，将整瓶的清漆一股脑全倒在白天刚打好色底的桌面上，口里责声不断：“咱自己咋就不能漆！”第二天，横七竖八如泪线般的漆痕便永久地刻在了偌大的圆桌面上。经年过往，每每家来亲友，总会惊诧，为这漆坏了的家俱而唏嘘一番。

　　在上关的后两年，父亲经常下乡，先后在王窑、安河、西柳泉等村包队。劳动是那个年代的必修课。每到放麦、秋假，父亲便把我们赶到上关村离医院最近的第九生产队干活，或者让我们跟着到他包队的村劳动。那时我才十一二岁，上关的七沟八岭，我全都爬过走过，哪怕最远的赵村岭，也曾去抗旱点棉。记得1974年一放秋假，我和弟弟便背着母亲干烙（不加油）的一布袋白面饼，乘公共汽车来到安河村。白天，跟着父亲到生产队干活；晚上，睡在大队部临时搭起的木板上。带去的干粮早上啃，中午便跟着父亲吃派饭。热情朴实的安河村大娘大婶们看到我们兄弟俩和大人们一样下地劳动，一样吃派饭，很是疼爱，便想方设法给我们做好饭。当时条件艰苦，说是好饭，不过是用红薯面压饸饹，用玉米面掺和白面包菜包，或者在熬得很道的小米汤里加些菜叶等等，对于我们这些常年吃高粱米高粱面的商品粮孩子，这无疑是美味佳肴。每顿饭后，父亲都会将准备好的钱和粮票放在桌上。

　　二

　　回想父亲，最深刻的记忆是他对我学习上的支持。我于1978年高中应届考入大学，年仅15岁。而当年与我同进大学校门的同学大都饱经风霜，他们是文革前的老三届毕业生，年长我约一二十岁，其中最大的已38岁。有的当过支书，有的是车间主任，还有的是煤矿工人、下乡知青，更有趣的是一对师生同进校门、侪为同窗。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高校教育史上令人欣喜又让人辛酸的奇观。十年文革让他们失去了进入高校学习深造的机会，坎坷的经历又锻造了他们成熟达观、坚韧执着的品格。我的隆尧籍同学刘彦仁，年约三十来岁，看上去却要苍老许多：黝黑的面庞布满刀刻般的皱纹，不高的个子似承载着生活的重负。除了助学金，他每月要从8元的菜金中再省出几元钱来贴补一家四口家用。两年的学习生涯，他每顿饭几乎只要两分钱的咸菜和二两玉米面饼子，就着稀米汤裹腹。他酷爱文学，也乐于助人。我的每一篇习作几乎都得到过他的细研和指点。许多年了，我的眼前总浮现他躺在上铺，手捧我的小说习作轻声细读的情形，脸上漾着温润的光。前不久，听闻他因病去世，心中十分难过。

　　我们这一届是恢复高考后扩大招生中走进大学校门的。接到录取通知书已晚，又是挂“河北师范大学”之名的大专班，学校在仓促中开学，师资很不就绪，很多老师是从干校临时抽调回来的，甚至右派帽子未摘便先登上了大学讲堂；教材出现断档，文革中出的教材充满帮味，弃为不用，而新的教材尚未发行。老师们便拿出他们上大学的教材和笔记来教我们。毫不谦逊地说，我们这一届也是学习最勤奋最刻苦的。“还我青春”、“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是当时最响亮的声音。课堂上，学兄们记笔记时用毛笔书写蝇头小楷的架势让我瞠目；闲暇时讨论《红与黑》、《唐潢》、《包法利夫人》时侃侃而谈的神采，更自愧学浅。没有要求，没人动员，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每天天不亮便奔往小树林早读晨诵，恨不能把所有的唐诗宋词、左传史记名篇都熟记心间——今天谁谁背会了《离骚》，明天谁谁张口即诵《前赤壁赋》、《陈情表》，都会引来啧声一片。每个夜晚，都仍如白天上课一样安坐教室，埋头苦读。我记得入学半年后新教材才陆续发来，而购买新教材又成了大家热议不决的难题：一方面被重印的这些文革前大学经典教材所吸引，一方面不菲的书费又让大家望而却步。父亲在这个时候最给力。当我特意回家告诉父亲自己想尽量多订属于本科的大学教材时，父亲毫不犹豫，一下子给了我三张“大团结”（10元钞票），我知道那几乎是我们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

　　书单在源源不断地来，班里的订购者却日渐稀少，最后，班长念征订时全班只有我在报，也只有我拥有王力的《古代汉语》（全四册），冯沅君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上下编四册），朱东润的《历代文学作品》（上、中编），游国恩和中科院文研所两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郭绍虞的《历代文论选》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等等当时所能购到的全部中文本科教材30余本。三十年来经历不同岗位，我虽保持着阅读的喜好，但大学时购买的这些教材，并未全部通读。如今望着搁置在书橱角落早已发黄显旧的它们，回想起当年父亲的慷慨资助，愧疚之感涌上心头。

　　三

　　父亲非常顾家。这个家不是我家，而是上申庄老家。我以为，父亲的远见之明在于他一生走南闯北，在外二十余年，一刻不曾忘记家，一刻也不曾割断与家的联系：带儿时的我们常回家，带少时的我们常回家，让如今成年的我们也像他那样带着儿孙常回家。他常念叨儿时丧父，1946年瞒母参军，家里全靠哥嫂支撑。1956年他从军十年后第一次探家，将改薪金制后攒下的千元积蓄，按大人10元，小孩2元一应散尽，以至回程路费都没留足，与新婚的母亲到昆明中转时借了战友的钱才回到勐海连队；1964年回家探亲，看到患病的大大爷和两个正上学的侄子，便豪诺资助他们完成学业。那时父亲刚转业至福建漳平，母亲没有工作，父亲每月工资88元不断降薪，还要一分为三：一份寄往沙河城姥姥家，照顾姥姥和正上中学的四姨，一份寄往上申庄给我的两个堂兄，一份留为家用，维持一家五口的吃穿用度。1967年至1968年，父亲每月工资只领30元。日子越发拮据，父母亲的争吵也接连不断。

　　母亲常唠叨父亲的两大毛病：一个是爱面子，手里藏不住钱，一个是爱钻牛角尖，不怕得罪人。用母亲的话说父亲：别人比家人重要，家人比亲人重要，亲人比子女重要。我觉得父亲为人处事不算计、不设防，关键在于没有私心，而这些又来自于他幼年耳濡目染的由我奶奶、我大大爷所言传身教的好家风。我那没有见过面的目不识丁的奶奶，经父亲夜夜娓娓讲述，其亲切慈祥、开明豁达的形象早已植入儿时我的脑海之中。她老人家的口头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渐而演化成父亲的“关心别人就是关心自己”、“做好事不能图回报，帮别人不能图好处”。数十年来，父亲对老家无论妇孺贫弱、无论鳏寡独孤，惦记和资助不计其数。1983年他响应组织号召提前离休，除了刚领到的2900元离休金外，家里却没什么存款。准备为两个儿子盖房成家时，只好变卖土改时分到自己名下的老宅房产。虽然磨扇压手，筹款在急，但父亲仍坚持按家里老规矩先尽本家后告外人，最后以家内价卖给了本家一位堂兄。晚年的父亲，异常念旧。他用自己50年代在部队扫盲班攒下的墨水，密密麻麻地写了六份回忆手稿，言语中频频流露对母亲、兄长的深切怀念之情，而每次与他谈起曾经对我的两个堂兄的资助，父亲却总是语焉不详，许多细节是堂兄堂嫂告诉我的。2006年春节前夕，他嘱我从他的工资卡取钱按每份500元分成若干份，回老家给每一个堂姐堂兄送去，感谢他们的父亲在世时曾对家里的贡献和对我父亲的顾佑。

　　在老家上申庄，父亲辈份最高。每有家事，本家兄长总会邀请父亲回去。而每次管事，父亲训起人来总会让年长的下不了台，让年轻的没地方躲。偶听家人抱屈，我便试探着劝父亲：哥嫂们年纪也不小了，有的都当爷爷奶奶了，给他们留点面子，也给我们以后回家铺点路。我的劝说立刻被父亲的严词反诘：自己的路自己走！

　　母亲与父亲过了一辈子，也吵了一辈子。现在想来大多为给老家寄钱借钱退还钱等鸡毛蒜皮的小事，母亲的省俭在父亲眼里是小气，父亲的慷慨在母亲眼里是“烧道”。然而，在父亲离开的日子里，母亲与我们谈起父亲总是滔滔不绝，彻夜不眠。父亲的种种毛病在她眼里都成了可爱，父亲的所有不是在她心里却有了全新解答：“你爸脾气不好，但有后劲！”

　　母亲一面将对父亲的思念之情倾注笔端，一面也像父亲一样惦记着回老家。一个周日，我们陪母亲回老家，不料天下起大雨，在侄儿侄孙们的帮助下几乎是抬着轮椅把母亲抬到生妮奶奶家。生妮奶奶和胡孟庭爷爷是母亲与父亲1956年相识结缘的介绍人，当时胡孟庭爷爷在沙中当教师。父亲参军后第一次探家，想在老家找对象。是孟庭爷爷打听到家住县政府西街的高家二闺女正在东九家小学任教。母亲回忆在孟庭爷爷家第一次见到父亲时的印象：说话不多，朴实稳重。从此，母亲毅然辞去正式教师工作，跟着父亲南下云南边陲；而后辗转闽南山区，70年代回到河北老家，相伴相守了54年。在生妮奶奶家，母亲坐在轮椅上跟大病初愈的生妮奶奶唠家常。临走时母亲的举动让我刮目：她从衣兜里掏出准备好的1000元放到炕头。生妮奶奶顿时淌下眼泪，执意推辞。母亲说啥也不肯，执意留下。我知道这笔钱在常人不算什么，但却占了母亲每月养老金的多半，对于省俭一辈子的她，这应当是家人来往中支出的最大数目了。

　　我想，这或许是母亲所说的“后劲”使然　。父亲用他磊落正直的人格铸就了这个“后劲”，用他悯贫惜弱的慈心凝练了这个“后劲”，　用他重义好施的善行累积了这个“后劲”，用他坦荡豁达的人生实践了这个“后劲”，母亲也在默默地用她的行动诠释着父亲的“后劲”。而这个“后劲”，却是我们一家人代代都要传承延续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