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爱到白头
我有一个幸福的小家，一个贤惠的妻子，从与她订婚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幸福时光。
订婚
我与妻子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的，属于老式婚姻，跟现在先恋爱后结婚不一样，我与老伴是先结婚后恋爱。
10岁那年，家里几十亩地的麦子长势很好，收获季节，麦子比往年多收了好多，父亲就用多收的那几斗小麦，给我定下娃娃亲，女方姓潘，小名银香，学名维秀，年长我一岁。她家是距离我家十里地的东郭村。东郭村是个富裕的村子，第一次去她家我10岁，未婚妻刚刚放学，她扎着牛角辫正跟小伙伴们踢毽子。我跟在父亲后面，一步紧跟一步的走在陌生的院子里，陌生、胆小、害羞，我目不斜视，甚至都不敢抬头。
那几个小女孩叽叽喳喳的说着话，我太紧张，从她们身边走过，也没听清她们说的什么。结婚后，想起这事，就问老伴儿，我堂姐说“你女婿来了”。
10岁的孩子，对于将来还处于懵懂状态，对于未婚妻的实质意思也没有具体概念。那时只是觉得在十里之外的村里，有一个我认识的女生，有时候想起她来，心里还有一丝激动。
参军
婚后第二年，国际形式发生了急剧变化，印度入侵中国，中苏关系恶化，老蒋反攻大陆。古人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国内国外的紧张局势，使关心国家命运的年轻人热血沸腾，他们纷纷要求参军打仗。我所在的单位太原发电厂，年轻人也积极要求参军。政审，体检，一项一项筛查后，有好几百人合格，我是其中一员。知道自己要成为一名军人，我非常激动，写信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正在山西师范学院求学的爱人。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那场誓师大会。誓师大会上，山西省的1008名预备军人，穿着崭新的军衣，戴着鲜艳的红花，精神抖擞队列整齐的坐在大礼堂。省委领导讲话了，部队首长讲话了，新兵代表讲话了。
“下面，请家属代表潘维秀讲话”。
主持人话音落下，主席台上，一个身材娇小长相清秀的女孩子出现在话筒前，她落落大方，不怯场也不扭捏。她说：“我的爱人是新兵中的一员，我想告诉他，要听党话跟党走，要思想进步，积极锻炼；部队是一座大学校，在这里，你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文化，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你们放心，家里有我们家属，我们会照顾好老人。你们参军保家卫国，我们守家建设家园。”
听到这些嘱咐，我心理像吃了蜜一样，甜丝丝的。在各级领导的祝福声中，在火车的汽笛声中，怀着保卫国家的决心，带着妻子的嘱托，我跟战友们一起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前往地广人稀的大西北：甘肃。
住院
我住院了，因为门牙被一匹烈马踢掉4颗。四颗门牙在被马蹄踢碎的时候，巨疼一下子就让我晕过去。
那年我22岁。22岁大约还是不怕疼的年龄，是逞能的年龄。做手术的时候，我拒绝上麻药，手术床上，我忍着疼，看着医生戴着橡胶手套，伸到嘴里清除破碎的牙齿；我忍着疼，听镊子与碎牙在嘴里碰撞的声音。军区医院的住院部，安静整洁，病房里病人很少。我一个人躺在床上，静静的看信。这是妻子的来信，她告诉我生了个女孩子，大人孩子都平安。家里有好多人照顾她，不要担心。“你安心服役，不要牵挂我们”。
有了妻子的那封信，牙一疼，我就拿出来看看，我想象着女儿的模样，想象着妻子的样子。妻子的信就像是去疼片，成了我治牙疼的良药了。
为啥不打麻药呢，医生说过，牙齿离大脑太近，打麻药会影响神经。不是我勇敢，而是有私心，我是这样考虑的：妻子是大学生，我是初中生，俩人的文化水平本来就有差距，这要是脑子不聪明了，那距离就更大了。现在想起这些，还挺佩服自己的勇气的。
这以后，我不再怕任何疾病。那次住院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疾病就是纸老虎，你厉害它就怕你，你软弱它就欺负你。
厮守
复原后，我回到了太原第一发电厂。组织信任我，任命我做电厂厂长，这样，我以26岁的年龄当上了电厂厂长，也是太电历史上最年轻的厂长。上任后，恰逢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让厂办给年轻工人约法三章，其中一章是“没有假条，任何人不能走出厂门”，而要请假去串联必须由我签字。我穿着军装上下班，那身绿色的军服，让许多人害怕得不敢来向我请假。
虽然单位离老家临汾不是很远，也不像在部队那样不能回家，可是做厂长需要过问的事太多，我还是顾不上回家探亲。想起在家劳作的父母，想起缺少陪伴的孩子和妻子，我毅然辞去了厂长一职，回到离家略近的侯马电厂。后来我又一次辞去官职，那是改革开放的事。三中全会以后，与其他地方一样，我们这里也分产到户了，我们也有了自己的责任田，这是建国以来农民们第一次拥有这么多土地，家家户户真是高兴极了。男女老少的积极性被极大调动起来了，广阔的田野上，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可我家田地里，经常只有妻子一人除草、追肥、收割。父母年纪大了，妻子不忍心他们继续劳作；女儿备战高考，妻子不想耽误她功课；两个儿子在上初中，妻子不想他们落下功课。知道情况后，我毅然辞掉侯马电厂锅炉车间主任一职，回到离家很近的平阳钢铁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第一次辞官，别人都说我傻，说我放着有职有权的厂长不做，偏偏去那个还没建好的小地方，辛苦不说还挣不到钱；第二次辞官，人家说我憨，说我放着风不吹雨不淋的办公室不坐，偏偏要回这个乡村似的小厂当工人，土里泥里不算还挣不着钱。我不这样想，我只想减轻父母的负担，别让他们那么辛苦；只想多陪陪孩子和妻子，别让她们那么孤独。我一生中的两次辞官，一次辞官为父母，一次辞官为儿女。对于两次辞职，妻子从没责备，也从没怨言。
每天，吃完妻子做好的早餐，我骑车去上班。天上的太阳，路上的熟人，心中的温暖，家中的妻子，让我人到中年才认真享受到生活的满足和幸福。以后的日子，很平凡也很温暖。我们一起赡养双方的老人，一起教育自己的孩子；一起在厨房做饭，一起去田里劳作；我们还会一起去看戏，一起去赶大集；偶尔，我们也会坐在小院里，看着天上的月亮，想象自己80岁的日子会是什么样。
路上碰到的亲朋好友，知道我辞官了，有人摇头惋惜，有人点头称赞。我不管这些，我觉得健在的父母，贤惠的妻子，懂事的孩子，温馨的小院，才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和妻子慢慢变成了80多岁的老人，原来五口人的小家也成了现在19口人的大家。回想几十年来的点点滴滴，我感觉成功的人生不一定是官做了多大，钱挣了多多，而是夫妻和睦，儿女孝顺，是到了80多岁还可以跟老伴儿一起去打牌去看儿孙，是可以带着老伴去听戏去赶集。
原来，普通夫妻一起操持的生活，才是人间最好的日子，才是最值得拥有的人生；原来，夫妻之间不只是“我爱你”话语的重复，还是相互关心的一日三餐，是相互照顾的日常起居，是互相扶持的简单日子，是相爱到白头的普通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