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电影演得可好啦！

　　这里说的“电影”，其实不是电影，是幻灯。

　　1967年至1968年间，我因病休学。病情好转时，也会参与孩童们的一些游戏。别的孩子喜欢抓鱼、摔跤、上树掏鸟等游戏，而我却喜欢画画，这期间玩儿的东西比别人“高雅”多了。玩什么呢？演幻灯。

　　那个年代，公社电影放映队巡回到各村屯放映露天电影，是最受欢迎的一件事。说得玄乎一点，电影队一来，整个屯子都会沸腾起来。尤其是孩子们，欢喜的不得了。影片放映之前，先播放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如《毛主席来到咱农庄》、《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唱支山歌给党听》等，放映一些幻灯片儿。这些幻灯片儿的内容，都是令你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等。到了“文革”期间，大多放映的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之类的图片。电影队每次来放映电影，只要放映幻灯，我都会挤到放映机附近，仔细观察、揣摩，后来我就学着去做。

　　“文革”初期，围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的活动十分频繁。由于我自幼喜爱绘画，也曾在墙壁上写过“大字块儿”（宣传标语、毛主席语录），在纸上、玻璃上或是木板上画过“伟人像”，临摹过伟人的题词。

　　我休学的时候12岁。因为有喜爱绘画的基础，所以在制作幻灯片过程中自然也就“得心应手”。起初，我把自己画的画（大都是连环画上的古代文臣武将，如关羽、张飞、赵云等）剪下轮廓，在煤油灯前比划，墙壁上可以呈现出“实心儿”的影像，光源与物体之间距离的变化使得影像亦发生大小的变化。虽然这比用手指摆弄出的图案（如狗、兔、鹰等）好玩多了，但是它是实心儿的，很不如意。后来知道，幻灯片是采用照片底片经过技术处理后，用光源加凸透镜放映出去的。我想，如果把图画画在玻璃上，投出的影像不就栩栩如生了吗？其实，这就是在玻璃上画的白描工笔画。

　　有一天下着小雨，我“发动”了几个小朋友，帮我在屯子内去捡拾玻璃碎片。捡回这些玻璃片后，按所需大小，用剪刀在水中把不规则的玻璃片剪成约10㎝×6㎝大小的长方块儿。剪完后的玻璃片四周“狼牙锯齿”的，为防止划破皮肤，把玻璃片四周的双面用比较厚的纸条粘起来，中间留出统一规格的面积，擦干净后在上面画画。后来，求人用玻璃刀把玻璃割成大小规格一致的玻璃片，较之以前就好得多了。

　　开始时，用手拿着画好的玻璃画片，在煤油灯前晃来晃去，各种影像较清晰的投映在墙壁上。“电影片”成功啦！当时高兴极了。幻灯片画成后，我与密友张书强一同“研究”制作幻灯机。那时，我们只有小学四、五年级的文化，没有学过物理学，不懂得凸透镜放大成像的原理。我们制作的幻灯机十分简单：用硬纸壳做成方形筒状的小箱子，把手电筒去掉聚光的“电碗儿”，置于纸箱后部作光源（后改进为木制3—4节电池盒，用导线加开关连接，选用较大度数的电珠，增强亮度），纸箱前部留出方形射光孔。取纸壳两片，做成长形槽状而且可以来回抽拉的“匣”，用以装入幻灯片，装入一张幻灯片推进箱内放映，另一侧放入另一张，再推入放映……如此更迭，循环往复。

　　我绘制幻灯片的方法是：把选取的画样儿放在玻璃片底下，用毛笔描画下来。虽然是描画的，但也很吃功夫。因为画面很小，笔迹很细微，稍有纰漏，放映出去一放大就很难看了。起初，幻灯片的内容很杂，有花鸟虫鱼、自然风光、木刻式的毛主席画像、漫画、宣传画、美术字等等。后来，根据连环画绘制了有故事情节的成套的幻灯片，主要有《英雄儿女》、《智取威虎山》等。

　　由于玻璃片笨重、易碎，后来改成采用玻璃纸作幻灯片原料。用两片硬纸壳片将其夹在中间，既轻便又不易破损。刚制成的玻璃纸幻灯片不十分平整，采用加温（冬天在火盆上面熏烤）的办法，使之绷紧，十分平整，用指一弹，有鼓声。但是，采用玻璃纸的缺点是绘画时不能修改画面，必须一次性完成，因为玻璃纸上的墨迹是擦不干净的。

　　刚开始制成的幻灯片，无论是玻璃的，还是玻璃纸的，都没有颜色，只是黑白片。在实践中我发现红色墨水是透明的，可以点缀一下画面。于是，我就把凡是画面可着红色的部位（红旗、军装上的帽徽、领章等）涂上了红墨水，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那期间，我画了大约有二、三百张幻灯片。1969年，我重新入学后，就没有时间再玩儿幻灯片了。1973年12月，我被批准入伍。临走之前，把装有书籍和幻灯片箱子的钥匙交给了爷爷。1975年爷爷病逝后，钥匙落在了二弟手中。他把那些幻灯片以“等价交换”的形式都给“处理”了。现在我只保存有一张未完成最后程序的玻璃纸幻灯片，内容是《智取威虎山》中的一个画面，那是因为画重复了保存下来的。

　　刚开始玩儿幻灯时，在室内放映，只是家里人和少数的外人观看。后来挪到室外放映，许多人围观。那时农村都是土草房，墙壁是黄泥的。影像投映到黄色的泥墙上不醒目，就在墙上悬挂一张白纸，图像清晰多了。后来，又制成与电影银幕十分相像的小巧精致的“银幕”。方法是：在约100㎝×60㎝的纸壳上粘贴上白纸，四周染成黑色边框，四角镶嵌上从破旧的鞋上抠下来的“乌眼儿”，可以使之悬挂于墙上，亦可以用木杆和绳子支挂在道路的中央。夏季的夜晚，我和张书强经常支起“银幕”，调整好距离和高度，演起“电影”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我当年住在爷爷、奶奶家，距父母家有三、四百米。母亲平时哪儿都不去，连到左邻右舍家去串门都很少，我放映的“电影”她自然是看不到了。一天晚上，我特意把“放映机”搬回家去，给母亲放映了一次“专场”。母亲看到结束，一直笑到结束。我猜想，那肯定是满意的笑，得意的笑。现在，我的脑海里还经常浮现出母亲挂在脸上的甜蜜的笑容。

　　我参加工作和成家以后，有时回到家乡探望父母，乡亲们见到我，还经常提起我当年演“电影”的事：“哎呀妈呀，那电影演得可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