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
杨力瘪瘪的坟包爬满了荒草，草尖上擎着几朵不知名的小花，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着细瘦的身姿。因杨力还没有成家就英年早逝，按世俗规矩是不能进入家族坟茔的，故尔他的小坟埋在离他父母坟墓一百步开外的杂树丛中，此刻显得孤零零、冷清清的。
时隔四十来年，现在一闭眼睛脑海里还能浮现出杨力的形貌特征来：细长细长的身材，刀条似的脸上，一对细长细长的眼睛，五官还算端正，笑时好仰着下颌儿，那两只板牙略微往外呲着，当时让我理解了老师教的“得意忘形”一词的真实含义。加上他细长细长的手指头，构成他体貌特征的的“三元素”。他小时候得过阑尾炎，做手术时，大夫没给他灭好菌，留下了后遗症——肠息肉，经常发生肠梗堵，肚子一疼起来满炕打滚，因此，长得这样细瘦、羸弱。这病也最终也要了他的命，这是后话。
杨力是我的中学同学。说是同学，其实既不同班也不同届，只是天天相伴着一起上学去而已。在我们屯儿，小学念完了，都得到公社所在地上中学。我们屯子距离公社所在地大约十五华里，中间要爬五华里长的大岭，道路凸凹不平，蜿蜒起伏，道两边林深树茂，有的地方怪石兀立，有的地方坟包累累。因此那时候的中学生，除了少数几个有钱人家的孩子骑自行车之外，其余的都得结伴步行。我和我们村刚上六年级的同学每天都要跟随七八年级的大同学一起往青川走，成了大同学的“跟班儿”。这期间，因我和杨力都是一样的“书虫”，惺惺相惜，在一起搭伴上学的时间比较多，每天吃完早饭，我就到他家去找他，同时去找他的还有张大军、王四、马五等几个小子，都坐在那儿等杨力吃完饭，一起上学去。杨力家住我家后趟街偏西的三间草房里，张木匠住东屋，他家住西屋，中间是两家的厨房，西屋的格局跟别人家没什么两样，都是南北大炕，南炕杨力爸妈睡，炕稍有个画着鸳鸯荷花的很古老的炕橱，北炕由杨力睡，地中间靠西墙立着一个黑色八仙桌子，一把椅子，是杨力读书写作业的地方。所不同的是，桌子边的地上有一盆仙人掌，长得顶天立地，顶尖儿那节已经钻进纸棚里去了，再长的话，我担心它会把房盖顶起来。我们等杨力吃完了饭，就跟他一起往青川进发。常常看到，一个瘦干的大个子领着几个小矬把子在崎岖的山道上跋涉，一边跋涉，还一边说着笑话、讲着故事。
当时我最崇拜的偶像就是杨力，主要的原因是他读的书特别多，学识相当的渊博。虽然他仅仅是个初中生，却读完了许多文学名著（当时都是“大毒草”，），那些文言书籍，什么“之乎者也”的，对我来说是一窍不通，而他却看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文革开始以后，我家大哥在城里当了造反派头头，因害怕这些“大毒草”给他带来麻烦，就把很多藏书从宿舍偷偷转移到家里隐藏起来了。对于很多白话书籍，我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对那些古文书刊，我就一筹莫展了。有时，我就偷出来一本，让杨力读并讲给我们听。我记得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最早就是从杨力嘴里听来的。通常是，我让杨力读某本书再讲给我听，杨力读后，对该书爱不释手，就提出拿别的书跟我换，一本换一本，我要是不同意换，就两本换一本，甚至三本，直到我同意为止，反正那些古书我也看不明白。我家那些古书基本都是这样被杨力给“套”走的。现在我才明白，我家那些书都是宝贝，给我多少钱都不能卖的。这些书，我是最近几年才从网络上重新买回来的。
书读得多，杨力的文章自然也写得很非常漂亮。最让我佩服的，是他写过的作文都没有丢，从小学到中学，订成几个厚厚的本子。这些作文那时成了我写作的样板。
读过的书中，杨力最喜欢《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他如数家珍，经常是一边走路，一边讲给我们这些小朋友听。对里面的各种计谋也津津乐道，有时，也模仿里面的故事玩一下小伎俩。有一次，有个岭西村的小孩儿，不知怎么惹了他，一看见我们就骂我们，骂我“李向奎，大肚隆冬捶”。骂杨力：“杨力、杨力，王八放屁！”总之，几乎每个岭东的孩子都被他这样编成歌谣骂了。我们上前捉他，他就跑，我们追不上他，他像猴子一样快。一天，我们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还骂我们，我们没理他。一拐弯儿，来到粮库大门前，杨力让我们藏到大门旁，一会儿，猴子上来了，他以为我们已经走远了，没想到我们埋伏在大门旁边，等他来到我们跟前，杨力乘其不备一把捉住了那小子麻杆儿似的胳膊，我们一拥而上，像逮小鸡一样捉住了他。大家要捶他，杨力不让，他拎着那小子的脖领子，质问他，你还骂不骂我们了？那小子吓得直哆嗦，直劲儿说以后再也不敢了。杨力警告他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再敢无缘无故地骂我们，看我们不捶死你的！
教训一顿，就把他放了。
还有一次，事儿整得比较大。我们屯的张大军跟我同班同学，跟我一样，每天跟着杨力一起上学，往往，我到杨力家找他，杨力正在吃饭，大军已经在他家等他了。大军也是杨力的“铁哥们儿”。大军平时喜欢下军棋，最近新从供销社买来一副军棋，有时在食堂吃完饭，趁午休时间，就在食堂的餐桌上跟杨力或其他同学杀上两盘儿。玩着玩着，不小心弄丢了一个棋子，是一颗必不可少的“炸弹”。怎么找也没找着，说这也没法儿玩了，大军就问杨力咋整，杨力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伏耳上来：明天中午，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第二天，二人来到公社供销社，大军先招呼女售货员过来，把那副军棋拿给我看看。女售货员把军棋递给了他，他就在柜台上看，那边杨力又叫女售货员过来，给我拿那本书看一下。大军趁女售货员没注意，相声讲话了，“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从兜里掏出玩过的那盒军棋放到柜台上，又迅速把那盒新军棋揣进兜里。女售货员回来，你到底买不买呀？多少钱？一块五一副。哎呀，我钱不够哇，还差五毛，明天再说吧。售货员也没看出什么，把军棋放回了原处。
没想到下午就有人来买军棋了，那个人一查，少了一个棋子，售货员才发现了问题，立即向供销社主任作了汇报，供销社主任又找到学校领导，学校领导又带着女售货员到各班指认，杨力和大军两个先后“落网”。
对这一切我一无所知，是我们班团支书告诉我的。那天团支书找到我，传达了班主任杨老师的指示，让我写一篇批判稿，对杨力和大军的错误行径进行彻底的批判。因为杨力是我的好朋友，我上学还靠他仗胆呢，我怎么会得罪他呢，我就推说不会写。
不会写？团支书一筋鼻子，你是不想写吧？这两个家伙不都是你一个屯的吗？你作为共青团员，连这点界限都划不清了？你写批判林彪、孔老二的文章，怎么都写得那么好呢，连县广播站都播了？
我那都是照报纸抄的。
我不写，团支书就是不答应，说老师说了，敢不敢于与坏人坏事做斗争，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实在没法儿，我只好答应写，但我不上台念，你们找人念，对外也别说是我写的。
行。
第二天上午，学校在操场用领操台作主席台，利用间操时间召开全校批判大会，杨力和大军两个被押上台，低着头站在台前，校领导都坐在他们屁股后面，各班都派代表上台发言，纷纷“帮助”这两名同学认识自己的错误，早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尤其我们团支书的发言，深刻挖掘了他们犯错的思想根源，说他们的所做所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灵魂深处兴妖作怪的结果，偷换一盒军棋事小，但是挖了社会主义墙角，摇撼了无产阶级红色江山。团支书念的果然是我写的稿。我一边听，一边暗自得意，看咱写的稿儿，词儿整得多硬！
各班代表发言完毕，校长让他两个向全校学生做深刻地检查。张作云先发的言，他也没有稿儿，吭哧瘪肚半天，也没说出什么完整的话来，憋得满头大汗。到杨力发言了，他从兜里掏出两张稿纸来，对着麦克铿锵有力地朗诵起来了。他的检讨书写得太棒了，前有头，后有尾，中间是几个排比段，有抒情、有议论、有反省、有自我抨击，全文一气贯通，珠联璧合，拿我的批判稿一比，真是天壤之别、自愧不如。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对杨力说，二哥，你真是太有才了！你连检讨书都写得这么尿性。你把它送给我吧。杨力两手一摆，你没看所有的发言稿都被学校收上去了吗？再说你要它有啥用，你还准备以后犯我这样的错误咋地？
说着，杨力细长的眼睛盯着我，你们团支书那篇批判稿是你写的吧？
我一时窘红了脸，觉得杨力可真神了，连我写的稿都听出来了。
……你怎么知道的？
哈哈哈哈！谁听不出来啊，什么“挖社会主义墙角”啦，什么“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啦。简直是万能批判稿，只要换个名字，批判谁都管用。
其实，他能听出我的文章，根本不奇怪，我的多数作文都要在路上说给他听，他帮我指出不足，我再修改几遍，才交给老师批改的。
那怎么写呢？
往深里挖呀！说着，开始模拟我上台发言的样子：“杨力，你虽然出身中农家庭，但你祖父是个地地道道的地主分子，你今天的所做所为，骨子里是你地主爷爷反动思想的萌芽，如果任他的反动图谋得惩，就会把我们拉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去，重新过上那牛马不如的生活！
他一本正经的样子，把我们这些小同学都逗笑了。
讲这两个故事，好像就是说，杨力是个狡猾的人，其实不然。这些“计谋”不过是杨力看三国以后所做的游戏，长大以后，他再也没使过什么“计策”。总的说来，他不是个“小”奸巨滑的人，否则，他人生的最后就不会以悲剧结局。
杨力在他中学还没毕业时，就因病休学回家了。还是小时候得肠梗堵，大夫没有处理好，发展到今天，造成了肠粘连，在尚志某医院做的手术。我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干活时总也撵不上大帮儿，为了偷点懒儿，就当了大队的通讯报道员，这样，有时候当地有人犯了错误，我就可以在家坐着准备批判材料，平时也可以写点广播稿啥的，当然，我每成一稿，都要找杨力帮我参谋参谋。杨力的病反复无常，又做了两次手术，第三次，他的肠子被切除一米多长，术后暂时不能用肛门排便，在他的肚子一侧接出一根胶皮管子来，排便时，从管子里往盆子里倒。他从医院回来，我去看望他。一进院子就看到那盆高大壮硕的仙人掌倒在地上，一节节被摔得稀碎，盆子被摔两半儿了，土洒得满地都是。原来杨力爸妈听屯子里人的传言，说仙人掌这玩意儿是不祥之物，它旺人就不旺，怪不得咱家力儿总是病病歪歪的呢，原来是它妨的，他们就气愤地把它扔出来了。
我进来，炕上铺着褥子，杨力赤身裸体躺在褥子上，已瘦得形毁骨立，像一根鱼刺。我进来时，他父亲手里捋着那条红色的像自行车内胎一样的管子，正在往盆子里抖落，黄乎乎的大便从管口流进破盆里，那种情景真令我不寒而栗。杨力倒在那儿，说话有气无力，但还很乐观，像往常见面那样，跟我讨论文章写法。他问我最近写了什么文章，我跟他说了想写什么什么东西，怎么个思路，他也向我提出了他的看法和建议，说到有趣之处，他仍然呲着板儿牙笑。他不敢像以前那样忘形的笑了，可能是怕把刀口或者肠子的接头给抻开了吧。
一年以后，杨力被送到医院做了第四次手术，他的直肠重新接到肛门上，手术做得很成功，回来又休养了几个月，基本恢复了，再也不用管子排便了。他身体逐渐硬朗起来，精神面貌也恢复得跟上学前儿（时候）差不多了。父母岁数越来越大了，身体也都不太好，他下定决心，以后该我为父母养老送终了，他扛着锄头到所属的五队干活儿去了。时逢大队看屋老头死了，党支部考虑到杨力的身体状况，决定让他到大队部看屋，主管值班值宿、接打电话，报刊信件收发等等，上面来人，再给接待一下，挣整劳力工分。当时他家在五队，我家在六队，都在大队所在地。我家跟大队部隔两幢房子，在晚上和下雨天儿没啥事，时常到大队部找杨力聊天，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找报纸看，看报上有没有我的文章发表。偶尔看到我的文章，杨力准许我把报纸拿走，不像先头那个看屋的老头，报纸不让人动。
我说二哥，你也帮我看着点，一旦发现我的文章，就把那张报纸给我留起来，到时候我来取。
行，他神秘地一笑，发现我就给你打电话。
我家没有电话呀，我对杨力的话有些奇怪，那时候，除了大队部，谁家也没有电话，连支书家也没有。
他说，我用电话跟你说，你在广播里就能听到呀，不信咱们试试。
真的假的？我来了发好奇心，颠儿颠儿跑回家，站在炕沿上，耳朵紧贴墙上的广播喇叭，只听里面“呼隆呼隆”在摇电话的声音，停下之后有人在喊：李老三！李老三！我也冲他喊，哎，哎，我是李老三。哎，我是杨二啊，听到我的声音了吗？听到了！我给你唱支歌好吗？好哇，你唱吧！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他的歌儿唱得难听且跑调，没等唱完，我就跑回了大队，他还握着那个黑色的听筒在那唱呢。我说你还唱呢，调儿都跑南山上去了！他呲着两颗板儿牙笑着，跑得越远越好，远点跑着，就成了我作的曲子了！我揶揄他道，那也不能唱一遍就另作一首哇，世界上哪有你那么高产的作曲家啊！
我俩搁那儿就胡扯八咧。他告诉我怎么回事。如今的电话、广播使用一根电线，每当公社广播站的广播节目一结束，他就得拉闸，接通电话，切断通往各家各户的广播线，否则，有人一打电话，所有的广播就都响了。
以后他有事找我都给我挂“电话”，我也成了当时唯一有“电话”的家庭，而且是免费的。
现在的杨力已经不学文学了，转为研究中医中药，我看他有时间就坐在大队办公桌旁，抄写医书。那些医书都是有些残破的、发黄的、很古老的样子，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的那么多的医书。他用白纸自己订的本子，抄完了一本又一本，他永远是不厌其烦地抄着。我明白，他为什么要弃文学医，就他这身板，以后出大力肯定是不行了，学点医术，挣两个钱儿，好歹能养家糊口，维持生活。
他要是这样活下去，最后也不乏为自己的人生画上比较圆满的句号。可惜他的脾气不行，没有把这个活儿干到头儿。干了大约五六年后，我又去找他玩儿，他跟我发牢骚，发泄对这项工作的不满：长点黑嘴巴的就来迷人，成天让人家支使得跟小蒜儿似的，上级领导来了，还得点头哈腰，为他们沏茶倒水，要是有一点做得不周，还得挨狗屁呲，真他妈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这种当奴才的生活，我再也过不下去了！我就劝他，这活儿你可辞不得呀，能逢场作戏就逢场作戏，好歹能养活自己，孝顺父母。一旦辞了工作，你就得回生产队出大力去，就你这体格能受得了呀？
我的身体没事了，回到生产队， 我到三线跟妇女老头一起干活，也累不咋着。
我现在想，杨力要是像小时候那样玩点儿心眼儿，能够在乡村干部中周旋，游刃有余的话，或者他有个忍耐力，坚持到学会中医以后再辞掉工作就好了，可惜他到底没听我的劝告，不几天就回到他们五队干活儿去了。他在五队三线干活，听说干得还不错，还当上了三线的记工员，中间歇气时给大家读报、讲故事。有一天，正干着活儿呢，来大雨了，他跟大伙儿一起跑雨，回到家里，浇成了落汤鸡，冻得哆哆嗦嗦的。换完了衣服，正好妈妈做好了饭菜，饭是二米饭，菜是用山野菜老桑芹拌的海带，他的肚子已饿得前腔塌后腔了，没来得及细想，就狼吞虎咽造了一顿。吃完以后坏菜了，他犯病了，肠子绞劲儿地痛，直痛得他在炕上折跟头、打把式折腾，又用筷子捅嗓子眼儿，企图把吃的东西吐出来，可惜为时已晚。家里把他送到医院，大夫检查完毕，说没有办法了，他的肠子截得太多了，不能再截了，回去安排后事去吧！
听说杨力回来了，我很想去看望他，却没有那个勇气，我的心太软，不忍心看见一个等死的人那种绝望的样子，更不忍看那生离死别的场面。是我妈替我去看的，我妈回来说，她进屋时，杨力正躺在炕上吃冰呢。他什么都不想吃了，就是想吃冰。三伏天，他父亲竖梯子下井给他刨来大大小小的冰块儿，白花花地装满一盆子，放在他的头边，他嘴里嚼得噶蹦蹦直响，竟像吃冰糖那么香甜。火炼膛了，我妈说，人到了这个份儿上，就快了。果然，他在炕上又躺了不到三天，就咽了气，那年才三十二岁。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队里派人放了一棵大杨树，帮他家传了一副白茬儿棺材，把他发送出去了。
他家就他一个孩子，（他小名杨二，我猜想可能是有个老大先他而夭折了），他死后不久，他父母过于悲痛，也可能是为他耗尽了心血，先后也都过世了，那两间破旧的草房人去屋空，他抄的那些医书都落到了他老叔、我的叔伯老舅的手里。我问老舅，那些文学书籍都哪去了，老舅摇了摇头，一本也没看着，也许早就毁掉了，怕惹乱子呗。
那年，我爸肚子上长了一个大疖子，又红又肿，看了多少个大夫、贴了好多贴膏药，都不见好转。据说，这叫肚痈，不太好治。俗话说病怕没名儿，疖子怕有名儿，因此我很着急。那天我老舅来了，我对他说了这个情况，他回家拿来一个破茶缸子，缸子内壁挂满了紫红色的膏药，他说这是杨力活着的时候，给我治疖子熬的膏药，我贴完就好了，你试试看好不好使。这膏药已经嘎巴（干巴）到缸子壁上了。我用螺丝刀子戗下来一些，用火烤化了，给我爸贴上，贴上没几天，果然见好了。我也听我们屯子一些人讲过，他们的家人得过什么什么疑难杂症，被杨力用什么什么药医好了的故事，他们感叹地说，杨力治病，还是有点专招儿的，他要是不死，会成为名医的。
我在山中徜徉，偶遇杨力那座开着小花的荒塚，不由得想起许多往事，内心不禁生起无限的遗憾和懊悔，当时我怎么那么懦弱，那么残忍呢，在他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为什么就没有勇气去看看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