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里的好队长
每当黎明划破黑暗，晨曦的影子蹒跚走来，生产队部门前的铁铧就“噹……噹……”的钟声响起，队长仿佛打鸣的鸡，鸡叫三遍后他准时来敲打上工的钟。
钟声就是命令，听到钟声，男女老少伴随霞光的微笑，有的风风火火，有的打着哈欠，有的伸着懒腰，有的一边梳头一边走，有的趿拉着鞋子边系扣边走。大家来到队部，有站着的有蹲下的，有依着房门靠着的，有的吞云吐雾“吧嗒吧嗒”，抽着老汉烟，在队部里恭敬地等着领差。队长每天都在这个时间里安排一天的农活，如果你去晚了，会追着队长要活，追上了，还得挨一顿批评，然后，让你再找队副，折腾大半天，也许找不到活，白白扔了十分工。这就是生产队时期，农村社员生活的一个最普通的的场景，也是当时社员们日常的生活片段。
生产队时期反复的农村生活，到了晚上收工，吃完晚饭，如果钟响在响起，那是队里开会了。这个时候所有的社员男女，无论怎样忙，都要来到队部里开会，如果没有来开会，可能是轻则被队长批评一顿，重则会被扣几个工分。那时候的队长是生产队里权利最高的统治者，生产队里的所有事情，都是队长说了算，生产队里的吃喝拉撒睡，到社员们每家大事小情的，都会找到队长来解决。可以说队长是生产队里的主心骨，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队里有一个副队长叫祁德兴，这个副队长就不受社员们的欢迎和尊重，他做的一些事情很叫大家寒心，甚至可以说他特别缺德。
比如说每年的秋天，在生产队的场院里都经常的给社员们分口粮，社员们都会拿着麻袋和筐去场院里领口粮。有一年深秋，父亲因病去世，家里只有母亲领着我们姐弟五人艰难的生活，那天我和哥哥去生产队的场院里领口粮。我记得领的是苞米棒子，我们来到场院里按照会计的告知，在苞米堆面前往麻袋里装玉米。刚刚将两个麻袋装满，等着会计称重，这个时候叫祁德兴的副队长来到我们跟前，对会计和我哥哥说:“他们家里没有劳动力在生产队里干活，不能分给他们口粮！”说着就把我们装在麻袋里的苞米给倒掉了。这时哥哥就和那个祁德兴的队长吵了起来。
在哥哥和那个副队长吵架的时候，我跑回家里找来母亲，母亲听说后就来到场院里和那个祁德兴大吵起来。从那个时候起，叫祁德兴的副队长，在我的幼小心里永远的记住了他，同时也有一点复仇的心理。生产队的年代，一个村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大队辖几个自然屯，每个自然屯就是一个生产小队。有的自然屯大的就可能分为两个小队，一个生产小队，有小队长、队副、会计、保管员和妇女队长、还有贫农代表组成的队委会。队委会和党组织一样，“五常”是生产队的一品大员。妇女队长，记工员，是七品芝麻官官，八九十户人家，三四百口人，四五百亩土地都属于小生产队长管辖。小队长就是一方诸侯，或者一方土皇帝。
我们老家屯子里是凌河大队的第一生产小队，我记事儿的时候小队长正当年，他叫于谦，三十多岁，没有太高的文化，口才很好。他虽说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但是做什么事情和讲话，安排生产上的农活都有条不紊。而且对于啥事情看得很准确，处理一些事情干净利落，并且经常看书读报收听广播。他是队里唯一经常出外开会学习的人物，见多识广，社员大会上，他铿锵有力地讲话博得社员们的羡慕。只有在社员大会上，社员才知道国家大事，才知道国际形势；才知道公社、县内的新闻。哪里粮食“过黄河”，哪里粮食过“长江”，同时从外面带回家很多信息，那年叫祁德兴的副队长把我们领的口粮倒掉了，还是于队长叫我们重新装回口粮的。
这个生产队长特别勤快，他几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天天鸡叫就起床来到队部，安排好一天的社员农活，然后顶着早霞敲响社员上工的钟声。春夏秋还好些，天亮的很早，每当鸡鸣叫三遍后，外面天已经大亮了，而在深秋和寒冬季节里鸡叫三遍的时候，外面天还是很黑的。六十多个男劳力，三十多个妇女劳力，男劳力干什么活，女劳力干什么活，谁干重活，谁干轻活，谁干既清闲又有好处的活，小队长说了算。他也很清楚哪些活累和不累，哪些活干完需要什么质量好和标准，对于这些队长安排得井然有序，社员们都很佩服和信任他。
这个队长说起来还是我的叔伯舅舅呢，在我们那个小队，有多少亩水田和旱田地，每块地种什么庄稼，用多少个劳动力更种，都由这个队长说了算。“宁用武大郎，不用穆桂英，你能咋地？”春天谁出粪，谁用地排车拉粪，谁修田埂，谁耕地，谁挖草，谁上山起石头，谁拧辘轳，谁推水车，谁外出干活，队里搞大跃进让谁做饭，他一锤定音。除非有重特大的事情，需要开队委会商量讨论来决定，其余的都是队长一个人就可做主。所以，这个生产队长就生产小队的天，也是这个队里所有社员的最高统治者。
看场院，和夏季的水田看水员还有很多种农活都是队里比较轻松，挣工分多的活，也是队长信得过的老实人干的活。修田埂者是队长看着顺眼的人干，拿着大戟或铁掀，柱着掀吹大牛，半天铲一铁掀土，填到被水冲了的窟窿套。半小时干的活，一上午干不完，耕地者是技术活，唯有老把式的营生，队长喜欢的社员，愿意干啥话干啥活。队长看你不顺眼的社员，整天干脏话累活，仿佛把污水泼到阴沟里一样理所当然，但是我们小队的队长，我的叔伯舅舅于谦他可不是这样的看人下菜碟的队长。他是一个很公平和正义队长，对那些吃苦耐劳，老实巴交的干活很认真的人，他就是安排适当的农活给他们干，对那些油嘴滑舌干活藏奸不实在的人，专门安排去干比较累不能占便宜的活。这也给那些二滑屁没有可乘之机。
为了干轻活，干好活，机灵的人会攀近乎巴结队长，或者讨好队长夫人，会给队长或送几个鸡蛋，或送几支挂面，或送一包烟，不检点的女人会送上自己讨好队长。尽管会来事的人很多，但是都是为了偷懒耍滑头的人，这个队长最看不上这样的人，无论那些人怎么去阿姨奉承和讨好队长和队长的家人，到最后该干什么活还是干什么活。这就惹恼了那些溜须拍马的人，这些人反过来就造队长的谣，说什么:“队长偏心张三李四了，和某某家的女人有不正当关系了”，等等一些无中生有的闲话。最后被队长当面训斥一番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躲在一边去了，还有的人甚至找茬和队长打架，结果被社员们批评痛斥而不得人心。
我在队里劳动的两年多，这样的事情还真的经历了好几次，有一次，队长媳妇常在街面上说：“你看看，昨晚上谁又给俺送来十个鸡蛋，多不好意思？”说完会甜甜地笑：“孩子感冒，看看就看吧，拿鸡蛋，白糖，干嘛？这是干什么呢？”边说边做出不好意思的样子。明白人都知道，这是说话给你听，要干好活得意思意思，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队长就亲自把别人送给他家的东西，如数奉还给送礼者。那年月，我们都知道，谁舍得吃鸡蛋？一个鸡蛋可换两盒火柴，一斤鸡蛋换一斤肉票或者一斤糖票，所以，那些为了干轻巧活的人就舍得出去。可惜还是不能如意，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我们队里的队长，在当时可以说是公私分明的好队长。
五保户分多少粮，过年军属给多少肉，困难户补助多少水稻，过年杀几头猪，每人分几斤肉，会计得请示队长。过年生产队里杀了猪，谁要是买猪下货，得报名抓阄，一般人你都抓不到，这里面有玄机。哪家社员家来客人，要是请到队长陪客，那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哪家请到五常之一吃饭，也是很体面的事。逢年过节，队长排着号去吃请，当然，娶媳妇来新客，只有队长到场，或者五常之一去得多，才显示出这家人的风光。不然，会笑话这家人没人缘。我九年级毕业回生产队劳动，也看到诸多不合理的事，在社员大会上我发声提意见，队长还很虚心接受的。但是有的副队长感觉很舒服，因为副队长做的一事情很不得人心。特别是那个叫祁德兴的副队长，在很多年前就搬走了，不在我们老家的大队里生活了，如果他不搬走的话，我也许会报复他的……。
在一次全队的社员大会上，队长对有的人干活塔拉，偷懒耍滑不认真，干活的质量很不好提出了批评，会场上鸦雀无声，大家的心也砰砰跳。这时队里有一位老初中毕业的中年人，他站在社员中手拿着纸稿，也是唯一在社员大会上站起来拿着稿子敢说实话的人，也是第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敢说疯话狂话的男子汉。音未了，居然响起几声巴掌声。第二天，这个中年人，荣幸地得到外出修公路的美差。每天12分工，是当时的一等工分，吃公家的饭，一天还给补助四角钱，那真是半个“工人阶级”，人物，的美差。
农村的生活像走马灯一样，不知不觉的有很多的同龄人，都干上了好活，有的在去大队当了民办教师，还有的人在大队里当了拖拉机手，可惜这些俏活和美差轮不到我的头上。只有耳朵长的人，或者内部人物，才知道，都想尽千方百计“走路子”，最后能干上这些美差。当然这些我并不稀罕，队长后来找我谈话他说:“在大队不是长活，你去参军吧？你有文化留在生产队里会耽误你的前途，生产队能有啥出息？”我听了叔伯舅生产队长的话，开始准备参军去军营。这个队长在生产队里无论做事，还是处理事情都特别认真，果断，而且特别公平公正，从来没有私心。全队里的社员都十分信得过他，不管有什么困难，都愿意和队长商量，都拿他当主心骨。
队长的权利很大，几百亩地哪块地种水田，哪块地种大田，哪块地种菜，哪块地种谷子，哪块地种高粱。哪块地上多少粪，哪块地浇水，哪块地种大豆。哪块地该收庄稼了，打下的粮食，大概交多少公粮，玉米交多少，大豆交多少，虽然是大队分给的任务，小队长不点头，不成。集体提留多少，分给社员多少？这些作为队长他心里很有数，每年到了秋后决算分值能剩多少钱，这些是队长会计和其他队委会的领导集体协商估算，最后形成一个决议。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雨雪天，社员干什么？晴天社员干什么？节日怎么干？总之，社员的每一天，都属于小队长来安排。所以，队长权利在自己的队里是很大的，也是很操心的，就连年节队里杀猪分肉都和队长请示和报告。
队长的工分是三百六十五天，只有小队长是按10分每天跑的计算，卯子工社员干一天10分。另外社员的工分按季节忙时和闲时也评工分，农忙的时候活累的时候分为三等工分制。我记得活累农忙的时候一等工分是13分，二等工分是12分，三等工分是11分。只有农闲的时候，干卯子工一天10分，也叫大帮轰，男女劳动力，都在一起干活，我在学校毕业后，在生产队里干了两年多的活，头一年只能干卯子工，挣十个工分，后来的一年多里我去出民工，都挣的是一等工分。那个时候挣工分都是靠社员大会集体评工分，谁该挣多少工分，大家评出来后，队长在研究定下来。最后落实到会计那里，会计在按照季节给每个社员计算工分，到了深秋决算就按照工分分红。
一队之长，虽然当家，但是非常的不容易，如何如何让庄稼高产，如何如何让社员多分粮食，如何如何在大队里工钱更高，去年一个工一元二角毛，今年想什么法一个工能升值到一元四毛钱。去年每人平均四百斤口粮，今年怎么样让社员每年分四百三十斤，后年每人五百百斤。今年水浇地八十亩，今后怎么扩大水浇面积。怎么样把小块土地变成大块地，生产思路怎么改方便，几百口人的“家长”确实不容易。
我们生产队的队长，我的叔伯舅舅当了二十多年的队长，给全队社员们做了很多很大的贡献。从我记事的时候每天的十分分值八九角钱，到我参军离开家乡那年的一就九七六年，每天十分的分值达到一元六七角钱。队里面社员家里生活水平都比较富裕，那个年代的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还有收音机“四大件”基本在全队普及了。一九八0年，我回家探亲的时候生产队里地分了，小队长成了老队长，没有了集体，也没了权利。在开会分地的会议上，“五常”都泪汪汪，队长的脸上的特有的笑容没了。他读完公社红头文件。有的老农也心痛，因为，他们感觉在队长领导下，日子越来越好。分地，莫不是又回到“单干”年代了吧？他们都知道“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他们想不通，好好的大集体，怎么一夜之间就没了？也有人高兴，虽然他们不理解，但是他们相信党的政策一定是好的。
如今，小队长早就离世了，可是在经历过生产队的人们，还都记得他，这些人也年过花甲了，大家还都怀念那个年代的人们生活很舒心。生产队从建国后活跃在中国各地二十多个年头，生产队长也在这个历史时期存在着二十多年，从八0年后就消失在历史记录中。我们的国家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新兴的社会主义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队时期早已经过去，生产队长也早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回忆。计划经济时期已经成为历史，生产队长在工作中也会得罪很多人……。
有人骂，有人恨，有人夸。今天的生产队长，只是一个名词，仿佛幸时的侄女败时的姑，我们老家的生产队长，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当时社员们信得过，被受尊敬的好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