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官儿
王官儿多大官呢？他官儿可老大了，是我们六队的生产队长，论亲戚也是我的表大舅。王官儿五十多岁，紫黑的圆脸，一双不大的三角眼睛，厚嘴唇子，矮胖的身材，穿着一件印有“模范党员”的跨栏白背心子，已被汗水浸得没本色了，常年披一件青布衫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他的大名叫王忠良，我们都习惯地叫他“王官儿”。在我们屯儿，都管大小队干部叫“官儿”，姓张的叫“张官儿”，姓李的就叫“李官儿”。那年头儿，在庄稼人眼里，县官儿、公社官儿都不算啥官儿，只有大小队的干部才是真正的“官儿”，这大概是因为这些人能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吧，要不怎么说，“县官不如现管”呢。
那些年讲究“大干促大变”，“男女老少齐上阵、大打歼灭战”，“能咬动大酱的都要上阵”。我从念小学五年级时起，每周六（下午）、周日都得到队里参加劳动，说是为了“改造世界观”，其实是想为家里多挣点工分，爸爸的身体不好，经常闹病耽误工。初中毕业以后，我更是顺应时代潮流，当了回乡知识青年，这样，跟我大舅王官儿的接触就多了起来。值得可乐的，是他教我们唱歌的事。元宵节过后，我们几个学生来到六队的粪场上，跟王官儿一起搞“高温造肥”，方法是把牛马粪与草炭（冻土块）混合起来，堆成一座小山，“山”底下留个空洞，洞里塞满柴草，完事将柴草点燃，顿时小山上空浓烟滚滚，白雾腾腾，好像火山要爆发一般，多天以后，烟消气散，发酵成功，就可以往地里送了。我们几个同学跟着王官儿一边往粪堆上扔粪土，一边七嘴八舌，说起元宵节的晚上，大队民兵连表演灯舞，那个精彩劲儿啊，连王官儿也十分地兴奋。
你们几个小同学喜欢唱歌吗？喜欢。那我教你们一首歌咋样？我们都感到好奇，这老头儿不光能干活，还会唱歌呢。好哇。听着啊，我唱一句，你们跟一句：火苗往上蹿，绿叶往上飘，大队民兵连长是孙福双……原来这歌儿是他看舞灯有感而编的，词儿不像话，曲儿也难听，他自己却觉得妙极了，我们唱了几句都不想唱了，他竟然逼我们学，不学他还要揍我们。那一天过的，好悬没要我们的命！多年以后，有谁一提起王官儿的《舞灯歌》，都感到牙碜得睁不开眼睛，又笑得肠子要断了。
王官儿是我们新胜六队的一把手儿，共产党员。他没上过学，一个大字不识，虽为党员，对政治和党章，一窍不通，他就认准一个门儿——就是一个劲儿地干活儿。“劳动创造幸福嘛”。也不知哪次会上听来的一句话被他记住了，总挂在他嘴边上。他仿佛是机器人，别人干活都知道累，他干活儿好像从来不知道累。除了到上边开会，他几乎是一个工都不耽误，不论什么活儿，只要他干上了，你就很难让他停手。一般说来，队长早晨两三点钟就敲铧了，社员应声来到小队当院，队长开始向打头的派活儿，张三率一线上某块地，李四率二线上某块地，其余某某干零活儿……等把劳力都支派走了，队长往往以有事为名，之乎者也，不知钻到哪块儿眯着去了。
王官从不是这样，他派完活儿，就跟一线或二线走了，到了地里，他先拿一根垄干起来，然后是打头的挨着他拿一根走，其他人依次类推在后面跟着他俩。王官儿的活儿干得是又快又干净，他远远地把大家甩在后面，然后又回来跟在大家后面查边儿（检查质量），发现铲不干净的垄，就在后面边铲边骂：他妈了个逼的，铲的什么鸡巴玩意儿，埋里古汰的！没长眼睛咋地！就这活儿还他妈有脸拿工分？等大家都铲得跟他平齐的时候，他又接着铲他那根垄，再次超过大家，再次回来查边儿，再次骂人。大家都很怕他，他一骂谁谁就主动回来返工，不然怕他扣工分。分儿、分儿，小命根儿。他老是拿扣分威胁大伙，但是很少扣过，只要你回来返一下工，他也就算了。
王官儿干活儿除了骂人，往往一声不吭，在前头闷哧闷哧就是一个劲儿地干，他对大家说笑扯蛋是极为不满的，在拉拉着脸子干活。他认为你要干活就一心一意地干活，别搁那儿扯王八犊子，扯王八犊子就得耽误活儿，不影响速度就影响质量。他不让大家扯那些个跟干活没有关系的玩意儿。开始大家说的倒是庄稼嗑儿，说着说着，就扯到别的上去了，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对这些王官儿虽不满意，但还能忍耐，说着说着，互骂起来了，黄段子也溜出来了，他就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回头怒目圆睁，臭骂一顿，把那股声浪镇下去，他又接着往前铲。大家仅仅消停了一小会儿，不知谁引的头，又开侃了，侃到太不像话的程度，他又破口大骂。时间长了，大伙摸透了他的脾气，对他的骂也不上火了，只是在后面拼命地憋笑。
按老规矩，社员干活每半天都要歇两气的，头气儿半小时左右，二气儿十五六分钟。但是王官儿一来，他无形中取代了打头的，歇不歇气儿由他说了算，打头的不敢吱声。他一说了算就两气变一气儿，一气变没气儿，要是大家不强烈要求歇气儿、借口要学毛主席语录，王官儿带着大家能一气闷到晌午歪，哎呀妈呀，这王官儿，可了要命了。
所以私下里大伙都对王官儿怨声载道，每天上工前都纷纷祈祷，老天爷啊，今天可别让王官儿来我们二线干活，他要来了，倒了血霉了！他不在的时候，大伙说笑打闹更加放肆，东家长、李家短，老母猪拱翻酱栏子，家雀扑楞房檐子，都来了。张大小子好跟高老坦儿（河北人）闹着玩儿。张听到林子里的两只鸟的叫声此起彼伏，前呼后应。一种是“老坦儿咋好”鸟，一种是“布谷”鸟。张就拿高开涮，他问大伙，你们听林子里鸟在说啥？说啥？一个说：“老坦儿哪好？”另一只呢？另一只说：“屁——股！屁——股！”这下子笑得众人人仰马翻、狼狈不堪。高老坦儿不甘被涮，进行反击，他说那小鸟说的是“臭迷子（黑龙江人）哪好——屁股屁股”，这一下引起众怒了，因为我们这一些人都是“臭迷子”，上来几个小伙子给他扒裤子。扒裤子是我们农村闹着玩儿中的一种“酷刑”，就是把一个人按倒，把他的裤子活活剥下来，这真比凌迟处死都可怕。不过大多数只扒到半捞儿，只要“被害人”告饶，就放开他了。这个闹法啊，我想要是王官儿在场得把他气翻白儿。对此打头的也不深管，甚至也跟着说笑，活儿干得特别地轻松自在。只是当他看到人们都不正经干了的时候，他才提醒一下：大伙儿动嘴别停手啊，明天王官儿知道该骂我了。据反映，王官儿上一线的话，一线社员也对他有意见，尤其对他不愿意歇气儿的作派也很是不满。
我到地里干活时，干的是又慢又埋汰，连那些小姑娘都不如。大舅王官儿一再警告我，不要杀苗，千金难买春天苗，可我手头没准儿，再者我撵不上大帮儿心里着急，三整两整，把苗砍去了，一埯三四棵苗一棵没剩，被大舅看到了，心疼死了，在后面恶声恶气地骂我，骂得我痛心疾首，一紧张，又砍去了一墩苗，他骂得更凶了，你小子真他妈是瞎子闹眼睛——没治了！再有他看不上我的是，每天我背着书包来干活儿。我虽然毕业了，但没有摆脱背书包的习惯，他一看我背着书包来上工了，脸子呱嗒就撂下了：你他妈是来干活的，还是来上学的？我任他骂，也不吱声。到歇气儿时，那些小青年都仨一伙、两一串地坐地头上打扑克、下棋，扯闲白儿，还有进林子里谈恋爱的，我则坐在一棵树下，拿出书来看，或者做数学题，那时我想报考师范学院。大舅在一旁就生闷气，他可能是觉得，你既然回乡务农了，就应该“扎根农村干革命”，想考大学，就是不安心工作。
当时，县驻队工作队住在我家东屋，工作队队长小马叔叔是县武装部来的，穿一身绿军装，头上五角星闪闪发光。小马叔叔对我的好学精神很是欣赏，他看我用废纸订的本子做题，就送给我一本漂亮的塑料皮日记本。接到高考通知以后，我去跟大舅王官儿请假，他不但不给我假，还把我骂了一顿，把我气急了，跟他吵了起来，我说你不给我假，我也得去考，他听了火冒三丈，你去吧，考上我也把你扒拉下来！他说的是实话，要是他不吐口，我考上了也是白搭。
收工回到家里，小马叔叔看我的小脸气得煞白，就问怎么了。我把王官儿话跟他学了，小马叔叔平静地笑着：没事儿，你该去考试考试，请假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他是工作队队长，大舅当然得听他的话），他接着又安慰我，别生你大舅的气了，他这个人心眼不坏，也不是不让你出息，主要是在他眼里劳动是至高无上的，谁想逃避劳动，是最让他看不起的。再说了，你要考上了，队里又少了一个劳动力，他能舍得吗？
第二天我就去柳河公社参加高考了。为了支持我考学，小马叔叔还把自行车借给我骑，可惜我辜负小马叔叔的殷切希望，那年高考我名落孙山，又回来干活了。
由于王官儿领活儿太“残酷”了，大伙心里都对他有想法，在新一届的队长选举中，大伙串通好了，都憋着火儿故意不选他，王官儿这个干了二十多年的老队长第一次落选了，而把一个二溜子外号叫黄皮子的家伙选上了。这家伙是个山东棒子，长年不出工，游手好闲，还好跑个小买卖啥的。
当我听到王官儿落选的消息后，跟大伙一样，心里幸灾乐祸，这回你啥也不是了，看你再咋呼一个？第二天上工，王官儿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上来还拿第一根垄，还是闷哧闷哧干在前头，还回来查边儿，看到质量不好的，还是骂个不停。被骂的人小声嘀咕，你算老几呀，还来管我们？歇气时，别人把锄杠一横坐下了，他不歇，还在那儿干。我明白了，他虽然队长下去了，但还是大队支委，还是共产党员，这个只要他愿意谁也撸不下来，当然还得管事儿。哎呀妈呀，这人哪，也是“瞎子闹眼睛没治”了。
大家选黄皮子当队长出于什么心理呢，真实目的是想逼他干活儿。以为你不是懒得干活吗？选你当队长，你总得干点儿了吗？没想到，选上他他更不干活儿了，把社员打发到地里，他看谁家媳妇好看就去泡娘们儿去了，别的事儿一概不管。另外到了年节，他就拿队里钱买猪羊等东西往上面送礼，不到一年还入党了，当上了大队支委。王官儿攒的那点家底，不几年就快给败祸得差不多了。大伙一看，让他继续造下去，六队不得让他造黄铺呀？反思起来，还是王官好哇，王官不拿集体一针一线，还艰苦朴素，任劳任怨，爱社如家，还选他吧。在新一届选举中，王官儿再次当选六队队长。那个黄皮子没选上队长，摇身一变，成了大队副支书，几年后当上了正支书。
我又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三次考试终于金榜题名，我背上行李上了师范学院。暑假回乡，我又到队里参加劳动，却没见到我大舅王官儿，一问才知道，他得了黄胆性肝炎，在家休养呢。大伙说，他是硬累的。我料定他一定病得不轻，小来小去的毛病是撂不倒他的。我妈说长这么大没听说他闹过病，轻来轻去他也不吱声。我回屯买了点东西，和妈妈一起去看望他。他家跟我家住前后院，我大舅母没有生过孩子，有一个儿子据说是花一百五十元钱买的，叫站柱子，跟我是好哥们儿。小的时候，我好找他玩儿，在他家玩恋了，他就不让我回家了，一连好几天同吃同住同游戏。我们进去的时候，王官儿正坐在炕上靠着破被橱在打点滴，我大舅母蹲在地上给他熬药，屋里弥漫着一股中草药的怪味儿。他坐在那里显得很憔悴，原来紫黑的脸膛变得腊黄腊黄，全身裸露部分也都呈现出黄色。
国庆节放假回家，噩耗传来，王官儿在县医院病逝了，大队派28（轮式拖拉机）去接他了！听到这个消息，妈妈哭倒炕上：你大舅他傻呀，当了三十多年的队长，一分钱没捞着，得病连院都住不起，在家打针，拖得不行了才上医院。他这一辈子啊，一天福没享着哇。我暗想，也许大舅是最有福的，他那么醉心于干活，苦中得乐，干活就是他的福吧。
下午两点多钟，28回来了，大红棺材停在六队场院，大队党支部、革委会在他的灵柩前举行了追悼大会，全大队党员干部、以及自发而来的社员群众参加了追悼大会，黑鸦鸦地站满了场院内外，哭声震天。大队孟主任主持会议，黄书记致了悼词。我站在社员同志们的身后，听着黄书记对王官儿的高度评价在空中回荡，看着秋风吹拂着草尖上毛穗的抖动，我的心也在随着那些毛穗一起战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