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读书游学生涯
读书是一种力量，一种习惯性的力量，非有志者不能为之。读书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爱好。他嗜书如命，常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又说，“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和阅读偏好早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养成，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与读书与图书馆建立起密切的关系。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冲，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上学。临行前，他改写了这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激动得难以自抑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东山高等小学原为东山书院，随着清末教育制度的革新而改为新式学堂。同旧式私塾相比，东山高等小学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设有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学校新设了藏书楼，里面收藏大量中外书籍和新潮报刊，这是毛泽东接触大量图书的开始。
青年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中外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书籍，他对外国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世界英雄豪杰传》中所记载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故事也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毛泽东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他的表哥文咏昌曾借给他一套《新民丛报》合订本，他反复阅读，一些重要文章能背出来，还写下许多批注。
毛泽东在北大游学的日子
北京的毛泽东故居很少人知晓，位于景山东吉安所左巷8号，灰墙灰瓦，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房2间。1918年9月19日到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居住于此，现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1918年，毛泽东由湖南来到北京，组织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先住在鼓楼的豆腐池胡同杨昌济老师的家里。
为了工作方便，由新民学会总干事萧子升出面。以北大学生的名誉租了景山东街三眼井的三间房屋。他便从杨昌济的家里搬了出来。当时住在这里的，除了毛泽东外还有萧子升、陈绍休、陈玉兰、罗章龙。欧阳玉山、蔡和森等。由于人多屋子小，起居显得十分的拥挤。
睡觉的炕上，每个人仅有一块儿砖头那么宽的地方。要想每人各盖一条被子都不可能。正如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里所说的，“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里毛泽东是这样描述的，”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个招呼。然而。艰苦的生活条件并不能影响毛泽东的乐观情绪。这一点小小的困难。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他最关注、最愿意讨论的大事上。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由他们的住处向西出胡同口儿，就是景山的围墙。南面不远。就是被波光粼粼的护城河环绕着的紫禁城红墙和金碧辉煌的故宫。再往西走，就是北海公园了。这一带是北京市的中心，也是北京城里环境最好的地方。毛泽东说，“古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了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城数不清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当然，那时候，毛泽东自己也不曾想到。1949年，当他又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他在中南海里的新住所离原来住过的三眼井那个破旧的小院子，仅仅隔着一段很近的路程。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六七个月。他离开北京南下，游泰山，谒孔庙，拜访孟子故里。几经周折到达上海。毛泽东在上海为去法国的学生们送行。
后来，毛泽东自上海返回湖南，结束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一次北方之行。这一处毛泽东故居位于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八号。原来称为吉安东夹道七号。如今是普通的民居。由于巷道曲折，较难寻找。据悉有关单位正在修缮毛泽东故居，相信不久会对外开放。
体味读书学与思的关系
毛泽东在游学中认为，一个人光喜欢读书是远远不够的。一本书，读而不思，就无法得其要领，可能就变成人云亦云，这样一来，书籍就不是你的奴隶，而你是书籍的奴隶。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充分说明了学与思的关系。
毛泽东读南宋著名学者吕祖谦在说到他看史书、读史书的心得方法的时候，说：“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 毛泽东认为这才是真正善于读书、独立思考的学习方法。把自己代入其中，感受其中的种种。
南宋大儒朱熹在谈到自己的读书经验，阐述得更为明白透彻。 朱子认为求学读书，最需要“耐烦细心”去学习、去体会，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如果求学读书之路有捷径的法子，那就是误人子弟的深坑。没有见到真理的时候，就如同“数重物色包裹在里许”，无缘可以看得到里面的东西，只有今天剥去了一重，又见得下一重，明天又剥去了一重，又见得下下一重。只有去尽了皮毛，方能见到血肉；只有去尽了血肉，方能见到骨髓；只有去尽了骨髓，方能见到精神。这一重重的剥，粗心大气不得。 故而下结论道：“圣人言语，一重又一重，须入深去看。。。。。。渐渐向里寻到，那精英处。”
对古代学者善于质疑，爱好提问，独立深思的读书方法，青年毛泽东是非常推崇的。他不只是赞赏前人先贤好思好学的治学方法，他自己在学习中也养成了独立思考、不盲从他人的良好习惯。他还经常号召周围的亲朋好友都要发奋学习，勤于思考。
从幼年时期开始起，毛泽东就开始培养自己边读书、边思考问题、边写笔记的良好习惯。1936年他在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谈到：“小时候，曾读过两年儒家经书、可是年幼的自己一点都不喜欢儒家经书。那时候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话本、志怪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官逼民反，关于大侠劫富济贫的故事。许多故事，他和童年时期的小伙伴几乎都能背诵。
后来，当青少年时期继续读这些古典小说的时候，有一天，毛泽东忽然发现了一个令他十分费解的问题：为什么书中的主人公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从来没有种地的农民成为书中的主人翁？ 他带着这个问题询问了周围许许多多的人，大家都答不出来。
“对于这件事，我当时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古典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书生士绅，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用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种的。”
可见，毛泽东从小就喜欢读书和思考问题，后来他为了寻求各式各样问题的答案，他如饥似渴地向未知领域进行探索。少年毛泽东好学深思，这可以从他读晚清睁眼看世界的著名学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看到。毛泽东并不是走马观花地、一目十行的翻翻书而已，他从头到尾仔仔细细读完这本关于救亡图存的书籍之后，开始为自己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感到担忧，“开始有了政治意识”，并产生了明确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观念。
20多年后，毛泽东依然还记得这本书中的内容：“我甚至于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是这样一句话开的头：“鸣呼，中国覆亡无日矣！’” 他对书中记述的帝国主义、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史实还记忆犹新，“我读到这些史实的时候，觉得国家的将来，非常可忧，我逐渐认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国人的天职”。
1911年春天，青年毛泽东第一次出远门，来到省城长沙继续读书。 他仍然按照“自己读书，自己思索”的学习路子走下去。
1912年，他在湖南省图书馆，自主学习了长达半年之久。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在生活条件十分清苦的情况下，刻苦认真读了许许多多古今中外的书籍，特别是关于社会科学类的书籍，极大的开阔了自己的眼界，更为自己深造读书夯实了基础。
他为此自喻为“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 就是从湖南图书馆里，毛泽东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这里，他开始开动脑筋思考问题，探求真知，寻找救国救民之正确道路，直到几年后，他来到北大图书馆，正式坚定了信仰，走上了革命道路。
北大旁听勤学、善问、慎思的毛泽东
北大有着悠久的北大旁听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就曾是一位北大旁听生，北大西校门“北京大学”四个遒劲有力的校名，便是他的手书。他的成功，永远鼓励着在北大旁听的兄弟姐妹。北大研究生会新闻社的藏书中，后人欣喜看到《毛泽东年谱》，对于毛泽东在北大的足迹，学生都一一抄写在笔记本上。他们最敬仰的人，便是毛泽东。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大是在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到达北京。在京之初，主要是会同蔡和森等人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9月底，经恩师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不仅解决了必须的生活费用，而且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刊，使毛泽东从中吸收了许多新鲜有益的知识。为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还与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等人有了交往。在工作之余，他还时常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并加入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
在参加这些学会的过程中，认识了许多名人学士，如陈公博、谭平山 邵飘萍等。还参加了邓中夏等进步青年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名义，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等作报告及解答问题。在北京，毛泽东及时阅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同时，他也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颇受影响。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曾谈到他在北大的岁月。他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们的钱来到京城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的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更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从此每月可以领到一笔“巨款”——八块大洋。”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曾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中国新闻先驱邵飘萍先生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强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罪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真挚的尊师。”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据史料曾有记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出席国际会议的党员，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革命烈士贺恕，曾经与毛泽东、瞿秋白一起度过了一段北大的“旁听”岁月。贺恕与毛泽东，可谓志同道合，并肩奋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1918年，毛泽东给贺恕写信说，他同蔡和森已做好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现留在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一边听课一边协助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生管理图书，希望贺恕接信后，即刻动身。
贺恕到达北平后，就被毛泽东领到了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李大钊对贺恕说，他已经与哲学系和文学系的先生联系妥了，让贺恕明天就去听课。在听课期间，贺恕结识了常常以记者身份来听课和去图书馆看书的瞿秋白。他们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换学习和读书的心得体会，畅谈对社会、对人生、对现实理想的看法和观点，期间，甚至还结伴拜访了鲁迅先生。1918年底，贺恕结束了北大的旁听生活，背着从北平购置的各种书籍，返回了家乡。而在北大当“旁听生”的岁月，则成为了他们人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毛泽东在北大半工半读的时间并不长，先后加起来也就半年左右。但这短短半年时间，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收获了爱情，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与陈独秀，并且旁听了邵飘萍、胡适等教授的课程，他在北大图书馆博览群书，让他大开眼界，从而走向了革命的道路。北大是毛泽东的发家之地，对于毛泽东，北大有着至为关键的作用。
条条大道通罗马，云程有路志为梯。毛泽东的成功，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但愿所有有志学子，不论经历多少艰难曲折，只要理想不灭，如毛泽东那样“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决心，立志全心全意为中华民族崛起，解放全人类读书拼搏，何愁事业不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