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制令：交通法规之前身 
江苏省盱眙县城郊于1966年和1974年先后出土两块“仪制令”石碑，为研究我国的古代交通文化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应该说，这两块一模一样的“仪制令”，是我国的第一部交通法规。
1966年冬，盱城开挖新船塘，在一米多深的河淤里挖掘出两块石碑。一块字迹模糊。另一块即“仪制令”碑，字迹清晰，中间为“仪制令”三字，字径14厘米，两边有两行小字，为“贱避贵、轻避重、少避老、去避来”，字径约5厘米。因时值“文化大革命”，出土文物有被毁的可能，施工负责人记下碑文后，又将该碑放入河塘，深埋在新船塘水底的淤泥中，实乃憾事。
1974年4月，盱城斩龙涧穆店采石连开山处，即古盱眙城垣小南门城墙脚下，发现同样的“仪制令”石碑一块，碑帽、碑座已打碎，碑身略有损坏，长方形，高90厘米，宽63厘米。字体楷书，中间大字径15厘米，两旁小字径9.5厘米。1984年，盱眙县交通局为保存古交通法规珍贵文物，便从穆店采石厂将其征集收藏起来，现保存在第一山园林管理处。
“仪制令”是专指勒字刻碑立于道旁的交通法规。“仪制”是朝廷官府颁布的法规礼节，亦即是社会奉行的礼仪制度。据史料考证，我国的交通法规，兴于唐，盛于宋。盱眙出土的两块“仪制令”石碑，是我国目前发现古代交通法规最早的珍贵文物。迄今我国出土的仅有陕西省略阳县的“仪制令”碑，立于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福建省松溪县的“仪制令”碑，立于南宋开禧元年(公元1205年)。盱眙县1974年在斩龙涧出土的“仪制令”碑，虽未记立碑年代，据考证应早于以上两碑。根据是：此碑是垫在城墙脚下的，而盱眙城垣建于南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故该碑建立时间在建城之前，是毫无疑议的。 究竟“仪制令”交通法规始子何时?据《五代会要》(宋朝人王溥著)卷二十五“道路”目有详细记载：“长兴二年(931年)八月敕准仪制令。道路、街巷，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宜令三京，诸道、州、府各遍下县、镇，准照仪制。于道路分明刻碑于要会、坊门及诸桥柱，晓示行人，委本界所由官司共加巡察，有违犯者，科违敕之罪。” 盱眙县出土的“仪制令”石碑碑文与《五代会要》中所载的法令内容，只有一字之差，即：“少避长”凿为“少避老”。在这里“老”与“长”意义相通。显然盱眙县“仪制令”碑是在敕令下达后凿刻的。
根据时间分析，“仪制令”敕书颁布于长兴二年八月，由于是执行皇帝的敕令，所以绝对不能拖延。盱眙距后唐都城长安交通便利，敕书传递时间只需半月，州、县官吏安排凿刻半月也可成。因此，盱眙县出土的“仪制令”石碑时间可能是长兴二年九、十月间，它早于我国陕西、福建新近出土的两块。
“仪制令”碑揭示了我国封建社会制定交通法规所遵循的基本原则。“贱避贵”把封建等级观念放在第一位；“少避老”把人伦道德观念放在第二位，“轻避重、去避来”才是交通实际需要。
“仪制令”相当于今天交通监理中的“漓让”制度，证明我国的交通监理制度由来已久。“委本界所由官司共加巡察”，巡察人员就相当于今天的交通监理工作人员。 建国以后，我国先后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公路汽车货运站费收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及运输合同分则》、《驾驶员职业培训管理规定》、《汽车旅客运输规则》、《汽车货物运输规则》、《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办法》、《城市公共交通车船乘坐规则》、《汽车客运站管理办法》、《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条例》等交通法规及管理办法，与“仪制令”的内容非常贴近，应该说，是“仪制令”的延伸与发展，是“仪制令”的延续与完善。 盱眙县出土的两块“仪制令”碑，从地理位置看，一块位于宝积山下古船塘，一块位于古盱城小南门十字路口，正说明它是立于水陆交通要会所在，也与今天交通指示牌的设置要求是相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