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们国家开始全面的“大跃进”,各项事业通通火火在全国展开。1958年我在丹东待分配,据说头一年本溪市曾“借”给丹东市一些毕业生,转年本溪市向丹东市“讨债”要人,于是我就成了“还”本溪市债那伙人当中的一个。到了本溪市,我被分配到本溪钢铁公司,经过几天,找我谈话,让我去一个新厂报到。

这个厂原是钢铁公司下属的钢材制品产业的一个车间,要扩大再生产,另上新项目。厂址在本溪市郊外的一山沟里——当地人叫“高丽坟背”,那里已经有一个工厂——本溪合金厂,我们的厂址还在合金厂的里边——大沟深处。我去时正在盖厂房车间,调试设备,办公室却是几顶军用帐篷。厂区真是一条大沟,三面环山,出沟是太子河。两面山上古老的松树下不知是多少年的荒丘野塚,这大概是高丽坟背的来历。

我们的厂长是个十三级的老干部,新厂上马,他倾注全力,整天和工人师傅在工地上;书记是工人出身,据说是个各种技术的能手。接着陆续配备了党政领导副职,随着车间的开始生产,厂部各科室人员也逐渐到位。于是再看这个大山沟:军绿色帐篷组成办公区,生产车间确实是钢筋水泥的高大厂房,整天机声隆隆,这个靓丽的风景线一直维持了一两年,直到场部盖好办公楼。

我的工作定了:是给一个四次见到毛主席的老劳模李师傅“拎皮包”——是厂长和我说的,给师傅当“秘书”。

这个李师傅十分了得,他是个各种机械的“医生”,后来听传说,他当年“打工”曾到朝鲜、日本。人说,他进进车间就用耳朵听,能准确地说出故障在哪里。在本溪市,那家工厂里要检修机器得事先“预约”。我们厂里专门给他配一台吉普车,不过,他很少坐厂里的车,原来哪个厂要请李师傅,早早来车接他。

我的任务就是厂长说的“拎皮包”秘书,给他写写画画,他说我记,因为他念书不多,甚至我知道,这位老劳模并不认识外文字母,但每个字母代表啥他都懂,人们传说,进口的洋机械设备他转两圈就懂得操作。。

经过一段接触我除了学会看图纸,懂得了一些机械名词,更主要的看到这位老劳模的优秀品质、高超的技术、真正的敬业精神。老人很慈祥,拿我就当个孩子,有时坐在车上他就给我讲他学徒的艰辛,讲旧社会工人所受的苦难。他告诉我:为了生存,他想尽办法刻苦学艺,为的是有了技术才不被人欺负。他和我说 不要只给他“拎皮包”,学会一门技术就是一个人的生活本领。

那时我真的想跟老师傅当个学徒,然而,却没有实现。

经过一段和老师傅生活接触,加上工厂里工人们热火朝天的干劲,厂里生产捷报频频刷新,我深受触动,就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篇小说《本报第一条消息》,投给了《本溪日报》,不几天,全文发表在报纸的周末副刊版上。

报纸到了厂里,工会主席先看到了,他一看就知道写的是厂里的事,他拿给书记,书记说我也觉得是写咱们厂生产面貌,是谁呢?于是就让团委书记找,结果找到了我。

我给李师傅拎皮包戛然而止。听说李师傅还找过厂长,厂长给他看我写的小说,说:咱们厂新建,文字量大,调他到厂当秘书吧。我就从此由李师傅秘书变成了厂办秘书。

以后的日子,我逐渐在报刊上发了几篇文稿。

有一天周末,书记叫我到他的办公帐篷,他先给我倒杯水:你喜欢写作?

我点点头,心里想书记找我,提到写作,干啥呀?

这个工人出身的书记,我渺茫听说是个文武全才,在市里是个名人,不光是机械理论,文艺作品也常见诸报刊。我正疑惑,他说:你读过老作家舒群的作品吗?

舒群我知道一些,也听说他是“什么集团的骨干”受了处分。

这个书记突然起身关上了帐篷的门,回来坐下:反右斗争你在念书吧?

我说:是的。

书记又站了起来:你怎么看,说心里话。

一下勾起我在学校时的回忆,头一天有说有笑的上课老师,一夜之间成了敌人!同学们都目瞪口呆……

书记看出我在茫然,他指指水杯:喝水,喝水,你当时怎么想……

我终于说出了我的理解:不可思议,我们校长是个长征干部,原是随军记者,过雪山掉进深沟几乎丧命,是一个藏族老乡救了他,伤好了找到部队,党证丢了,没法证明是党员,长时间因病没归队,没法说明他那段时间干了啥,到我们学校当校长,也是一夜功夫成了“脱党反党右派”!这个人很好,那天他离开学校时,我们同学们都哭了。

书记仍然指着水杯:喝水,喝水,舒群你了解多少?

我仍然摇摇头。

书记说:舒群是个老作家,哈尔滨人(其实是阿城人),三年前(1955年)就到本溪市了,他就在咱这里附近……

我第一次听说,惊讶:在……

书记告诉我:在合金厂,任副厂长……

我更惊讶:副厂长?怎么?

书记说:我也是哈尔滨人,小时候就知道他是个著名的作家,我现在还和他关系很好,我的一些文章是他帮我修改的。

我一下想到了他的一本书,我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我当时都看哭了。

书记说:那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国防文学的代表作。

我忽然觉得,周末书记找我绝不是谈舒群,书记从桌上拿起报纸,说:我昨天下班,在水上公园(我们厂区大沟出口是太子河,市里在那里建了水上公园),看见了舒群先生,他问起了这篇小说的作者,我把你告诉他了。

我没想到舒群在本溪,更没想到这位老作家近在咫尺,还没想到厂党委书记和我谈起舒群,还说把我告诉他了。

书记说:明天,机关休息,你去见见他他吧。

我惊喜得张大了嘴巴,说:我,我不认识……

可能当时样子很好笑,书记也乐了,走到我身边,手里拿着那张报纸:先生已和我说好,明天他坐在公园紧东边的椅子上,手拿一张报纸,你也拿一张报纸过去,他就看出来了……

这简直像对暗号!

书记也严肃起来:我告诉你,舒群先生原是国家文艺界的领导,因那个……集团,1955年由文艺二级工资降到文艺十三级下放到本溪钢铁公司二钢厂任党委副书记,反右斗争开始,先生又被定为“右派”党籍也没了,在合金厂挂个副厂长名字,就住在职工宿舍的平房里。但他没有消沉,还在写书……他要见你时看到你的文笔不错……先生爱才呀。

我明白了,书记找我是为了安排明天去见舒群先生!我也同样觉得,在本溪,尽管舒群先生受到了那样对待,人们没有改变对他的敬仰热爱,包括我们的党委书记,他又让我去和舒群先生见面。而我也就是是写了几千字的小稿,党委书记竟把我介绍给当代的著名的作家舒群。

回宿舍之后,我想,就两手空空去见先生吗?正好我有一篇写老李师傅的文稿就一并拿去求教吧。

第二天,我拿着报纸,带着文稿,直奔水上公园,在东边条椅上一眼就看到了舒群先生,他比我还来得早!看见我笑了一下,用手里的报纸敲敲长椅,让我坐下,我看见先生手拿的正是发我小说的那天报纸。

那时,舒群先生也就是四十多岁,看去有些苍老,但精神很好,我原想,那种接踵而来的不愉快会给先生带来精神压力吧,但一点也看不出来。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说的几句话我还记得,先生指着报纸和我说:你这个小说标题很好:《本报第一条消息》,会引起编辑的兴趣,首先有个好印象,我们写文章不是投其所好,第一印象也很重要,第二,这个标题读者也愿意看,都想知道第一条消息是什么……从那以后我写稿真的注重文章标题的新颖了。

我和舒群先生就这样认识了,那天带去的稿子,先生看了提出了修改意见 ,不久也在一个杂志上发表了。

舒群先生原名李世棠,1913年生在阿城一个满族家庭里,是著名作家、编辑家、文艺活动家。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在哈尔滨舒群、肖军、肖红、罗烽、白朗、端木蕻良、骆宾基等热血青年背负着日本侵略的悲痛和仇恨,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走上了用笔做枪的抗日道路。

舒群先生1931年九一八以后,参加了义勇军,转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第三国际洮南情报站站长,做了很多的情报传递和搜集工作。同时在报刊上一“黑人”的笔名发表了很多文章。1934年,由于叛徒出卖,第三国际洮南情报站被破坏,舒群先生被捕,关押在青岛监狱。他在那里写出著名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鲁迅先生看了这部小说,1936年在上海发表,先生称为是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品。

舒群先生被党组织救出以后去了延安,成了当时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和组织者之一,先生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他写有关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新中国成立后又是文艺界的领导。

1955年,文艺界出了这个,那个……集团,其中“舒(群)、罗(烽)、白(朗)”集团就是之一,于是舒群首当其冲,受到处分,时由文艺二级降为文艺十三级,到本溪钢铁公司二钢厂任党委副书记,两年后处理升级,党籍没了,到本溪合金厂挂名副厂长,我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这位著名的作家。

舒群先生夫人是京剧演员,叫夏青,先生的一连串的政治下坡之路,夫人有些谨小慎微,为丈夫担心,但这个人很好。那时,我一个毛头小子,思想单纯,其他没有过多地考虑,还为认识三十年代的老作家高兴。但我也看出了一些所在之势。我把我的想法和书记说了,他很赞同我所想,以后我去先生家里时,在吃着夏青老师包的饺子的饭桌上先生和我说,书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舒群先生,他说:以后,包括在市里尽量不要提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夏青老师说:你还年轻,没经过风雨……

尽管那样处境,先生还在写书,我看见书名是《这一代人》……

后来我明白了,这对夫妇看得远,生怕一棵幼树遭到风雨摧残。

然而,先生的家我还是没少光顾,看着《这一代人》的稿纸还在增高。那时,知道我离开本溪,先生也没有给我写过一个字,送我一本他写的书。但有一本红军长征胜利后在巴黎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撰写的长征回忆录,送给了我,我一直带在身边。只是在那个十年里,先生的书,和我写的的书稿,因为命运之劫,不知去向!

舒群先生——这位不让我记住名字的老师,在那颠倒的年代却真的因为认识舒群,成了我挨整的罪状。

但,我不悔,舒群先生和夏青老师对一个年轻人的关心教育,我一辈子也铭刻在心——因为他和夏青老师尽量给我创造学习的机会。

1959年春天,朱老总去本溪视察,随去的还有解放军歌舞团,在市工人文化宫,我第一次亲自聆听到马玉涛演唱的《马儿啊你慢些走》,这张门票就是夏青老师个给我搞到的。

也就这一年,文学泰斗夏衍副部长在辽宁作协举办一次【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的讲座,舒群先生通过我们的书记告诉我,让我去沈阳听讲——这完全是舒群先生和我们书记的决定的,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

那时,沈阳到本溪有通勤车,而夏衍副部长讲课的地点在辽宁作协——大帅府——张作霖旧居。我是带着舒群先生亲笔信先和辽宁作协办公厅取得了联系,先生的信说的啥我不知道,但一切安排顺顺当当,我成了按时听课的一员,我每天坐火车去沈阳,晚上坐火车回本溪,更让我没想到的是讲座结束了,夏衍老先生居然把讲座的油印稿送我一本,这个讲座稿后来出了单行本,即《关于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先生也通过办公室寄给我一本。后来我同夏衍先生通过几次信,回答我提出的关于写电影剧本的几个幼稚又可笑的问题,但对我来说确是无上荣幸的指导,我都留着带在身边,而且夏老先生的信都是手书,是非常珍贵的文物,结果命运也是不知去向!

从那以后,我初步懂得了写电影是形象思维,不是其他文学作品的逻辑思维,那时包括舒群先生,我们的党委书记,夏衍老来信,都鼓励我多学些写电影剧本的理论指导书籍,多观察事物,用形象思维指导写作。

多少年之后,我忽然觉得,在那个年代我仅是个想走文学创作之路的年轻人,我们的书记、身处逆境的舒群先生,还有文化部副部长文艺界的泰斗夏衍老先生都在尽力的关心我这个年轻人,而我也就是写了几千字的小稿发表在报刊上而已!

不久,我离开了本溪,成了开发北大荒的一员,我没去和舒群先生告别,因为书记告诉我,舒群先生仅保留个“副厂长”身份一些人仍不解恨,全家又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又过了几年,大约是1966年,我在北大荒牧场当老师,写个电影剧本《力量》,在我们县委有关部门关怀下,寄给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居然列入了转年的拍摄计划。我想告诉我的几位老师,又天真的想过后给他们个惊喜,然而惊喜不但没见到,等来的事是暴风骤雨:剧本取消拍摄,退回。进而成了我宣传战争恐怖论的毒草,加上我又给学生将罗瑞卿抓特务的故事和认识舒群先生,落了个“阶级敌人”!十年没得翻身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阳光灿烂。我调进了县城,开始从事党史研究。经多方面打听,得知舒群先生已于1989年调回北京,他的力著《这一代人》先发在《收获》杂志上,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溪那里,由于我所在的工厂已经合并到其他厂里,那个一直关心我的书记,也联系不上,更无法得到舒群先生的具体信息。但1989年的一天,突然在报上看到了先生驾鹤仙逝的讣告。

一代伟大的作家、编辑家、文艺活动家结束了他的不平凡的一生。

我为年轻的时代有幸结识舒群先生终生难忘,这种感激之情留下的遗憾是手里没有先生的一本书一个字!

1997年,中国作家协会责承青年作家王逸馥创办以扶植新生力量为主的刊物《新作家》杂志,王逸馥在黑龙江鸡西下过乡,我们算是北大荒人,她问我有无待发的成型作品,恰好我的一个中篇《汉城山·汉江水》刚脱稿,写的是中朝两国两大民族共同抗日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因为书中涉及到有关一些抗日政策,我特意和黑龙江省党史研究部门的专家征求把关指导,我按他们的意见做了修改,王逸馥看了初稿,同意我去北京参加作品研讨会。会上初步确定了这部中篇发在创刊号上。

去了北京当然想起了舒群先生,在那次研讨会上我认识了《民族文学》编辑艾克拜尔老师,从他那得知舒群先生的儿子也在该杂志当编辑,艾克拜尔让我把中篇发在《民族文学》上,正好因为先生的儿子在哪里当编辑。我没同意,但我给《民族文学》打了电话。问侯先生的儿子,回答我又是个遗憾,他下去采风不只何时回来。

然而,这个《新作家》杂志据说因为经费而没有出版!后来《北方文学》看了《韩城山·汉江水》,又说太长了,没发。

我只怪自己的作品不精,认了自己水平不高而作罢。

这部小说的原型是我在研究中朝两大民族的抗日史料时发现的真实的历史故事,他的后人给我我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又查阅了很多档案,采访一些健在的当事人,花了几年功夫写成的。

小说在【银河悦读网】连载后,他的家人向我表示感谢,说:历史记住了他们,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

所以,我也很感谢银河悦读网这个平台,《汉城山·汉江水》终于有了归宿。

舒群先生可以说是我能用文字写点什么并取得点成绩的恩师,先生在那个环境下给我很多机会让我提高写作水平,尽量为我铺路,甚至让我到新的环境里去锻炼。记得1959年,《本溪日报》社来函商调,指名要我,结果 厂长和书记用厂工会宣传干事(叶成松)代替我去了报社;1960年本溪发生历史罕见的大洪水,抗洪斗争过后,本溪市话剧团团长赵佩章找到我,和我说:我已经和你们厂领导说好了:市委决定写大型话剧《抗洪曲》,你是编剧成员。那时编剧组有七八个人,开始深入到全市机关厂矿,大小单位农村学校采访,准备素材,然而到年底,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家调整政策,这个话剧刚有个眉目,到了后来的是国家的紧缩机构、下放的浪潮而夭折。

后来书记告诉我,你上剧团,厂里也不同意,因为是舒群先生推荐,市里的决定,经研究同意你去编剧组。

——我才知道,舒群先生真的倾尽全力,找机会让我在文学这条路上走下去。

我离开本溪时,先生一家已经下放到小山村,连个“副厂长”的职务也没有了。山村的生活我就不得而知,但我相信,一个老共产党员老革命战士,他的豁达的精神心理坚强的斗志,一定会坚强的生活,坚强的适应。或许经过一段锻炼观察,会写出历练人生催人奋进的文学作品来。

我见证了,舒群先生是个伟大的作家,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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