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若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儿曾说：“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从本身看有违“常理”，但仔细思量也不无道理，在笛卡儿那里，“我”不仅是日常生活中个人的自身指称，严格来说“我”只是一个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种精神，一种理智，或者一个理性。什么是一个思维的东西？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沉思录》p27）。笛卡儿思想中，“思”是广义的，包括怀疑、领会、否定、肯定、愿意、想象、判断等内容。所以“我思故我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我思考，所以我存在。这一命题既然这么复杂，所以我经常就懒得去“思”什么了，况且天资愚笨的我，也“思”不出什么好的道道来，不过为了证明我的存在，有时候也不免“思”点东西，只是，往往“我若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笑我什么呢？笑我痴呆？笑我“怪癖”？笑我“瑕疵”？笑我做事一向有始无终！
说到有始无终，这一点我和鲁迅先生的秉性是一样的，我常讲：淡泊处事，超然做人。因为人生要欢乐，只需记住八个字：淡泊处世，超然做人。但是面对各种世事的纷争，要淡泊何其不易，面对许多名利的诱惑，要超然又何其艰难。所以圣人总是通过战胜不幸以抵达成功的彼岸，凡人总把不幸看成是生活本身。由此看来，做一个凡人比做一个圣人还要难！难就难吧，反正我是不会轻易的爱上一个人或喜欢上一件事，但是一旦我喜欢上了，就特别的痴迷，非要整出个水落石出、子乎卯有出来。
早在2018年12月22号冬至日那天，人们都张罗吃饺子，我就告诉姊弟们：今天我们也包饺子吃吧。包饺子时我就想：为什么要在冬至日吃饺子？饺子是谁发明的？后经多方查证才知道，冬至日吃饺子这种习俗，是纪念“医圣”张仲景因冬至舍药留下的。张仲景是南阳西鄂人，他著《伤寒杂病论》集医家之大成，祛寒娇耳汤被历代医者奉为经典。张仲景有名言：“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为良相，亦为良医”。东汉时他曾任长沙太守，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后来，张仲景为了更好的为老百姓治病施药行医，毅然辞官回乡，为乡邻治病。其返乡之时，正是冬季。他看到白河两岸乡亲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便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那天舍“娇耳”医治冻疮。他把羊肉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娇耳”，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娇耳”，喝了“祛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后人学着“娇耳”的样子，包成食物，也叫“饺子”或“扁食”。原来冬至吃饺子，是不忘“医圣”张仲景“祛寒娇耳汤”之恩。至今民间仍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五十多年了，我是冬至吃饺子过年吃饺子，但竟然不知道饺子的来历，你说我傻也不傻可笑不可笑呀？通过吃饺子这件事情，我进一步查找张仲景的事迹，进而知道了张仲景原来还是“医圣”，从医圣我又查得还有其他的十圣、十五圣，好家伙，竟然有这么多圣人呀，我一时兴起，开始写了《沁园春·冬至日纪念医圣张仲景先生》词，觉得意犹未尽，反复看了其他圣贤之人的事迹，我发现“中华十五圣”中，竟然有四位是张姓人，其中至少有二位和我有宗亲血缘关系，泱泱华夏，有很多成语典故，竟然出自于他们那里，比如：“入木三分”这个成语，就出自书圣王羲之，王羲之七岁就擅长书法。传说晋帝当时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刻字者把木板削了一层又一层，发现王羲之的书法墨迹一直印到木板里面去了。他削进三分深度才见底，木工惊叹王羲之的笔力雄劲，书法技艺炉火纯青，笔锋力度竟能“入木三分”。这些事情在过去我却茫然无知，实在是惭愧！于是就想将“中华十五圣”的平生事迹记录下来。
怎么记录呢？先从张姓四位圣人写起，分别用不同的词牌子填词练笔，在投入紧张的脱贫攻坚之余，利用晚上的时间接连写了“中华十圣”，此刻2019年元旦的钟声已经敲响，但第十圣诗圣杜甫的词尚未填写完，考虑到扶贫工作太忙，应该抢前抓早以免耽搁误事，所以利用元旦加班加点，从凌晨两点一口气将余下的“五圣”写完，此刻已经是元旦的下半夜三点多了。想想自己的痴迷发疯的程度，连自己都觉得可笑，何况是上帝乎！不过，能用记叙的方式以词的形式写完“中华十五圣”，毕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鄙人才疏学浅，和圣人比，不能望其向背，所以只能写在“中华十五圣”的人生边上。我看过一些写中华圣人的文章，但感觉大都是以诗歌的方式记录的，鲜有用词的形式，所以就想拾遗补缺用词来写。
仔细算来，我从2018年7月1日写完第26首《水调歌头·修缮房屋》之后，就很少动笔写格律诗词了，写作之少的缘故主要是因为工作生活烦乱，应接不暇，还有在一段时期内，我一度痴迷于民间俗语，一口气收集和整理了21万多字的文章，还意犹未尽的写了一篇《忘不了爹娘常说的些俗话》发表在《银河阅读网》《延寿文学》上。此外，应过去宣传部老部长之约，又写了一篇《丹心映红满天霞——印象中的孙德义老师》，至于写诗词的事情，却少了激情也缺了文采，况且，我于诗词是个门外汉，就是写，也大都不协格律，其实，写诗词不协格律者在古代也是大有人在的，比如：苏东坡就是这样。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堪称千古绝唱，但今天读来却只能体会他的神韵和气势，而难以领略他的声韵之美。“物、壁、雪、杰、发、灭、发、月”，这些入声韵脚如今已大多不是同韵字。而依照古韵又有几人真的能读，但这并不影响他成为唐宋八大家，一个真正的诗人，必然是才华横溢个性鲜明豪放或者婉约的，人们只知道苏轼的诗词不协格律，却不知他是不愿受声韵束缚，他是以表意为主，不以协律为能，正是他摧毁词的狭隘的藩篱，拓宽词的广阔道路，提高词的表达能力，丰富词的包罗万象的内涵外延。
诗词是什么？怎样写才能写出好的诗词？对于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记得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哥们，喜欢写词，每每写诗词，他总是拿出《诗词格律》对照着写，唯恐越雷池一步，这种小心翼翼的做法固然好，但能不受格律的羁绊吗？去年我遇到一位书法习练者，此君对我大谈诗歌的合辙押韵，一派行家里手的模样。还有一位“文友”，喜欢填词评诗，他给自己定下计划，是要每一天写出一首诗，把我写的诗词都变成了“自度曲”发表，我窃为一笑，未置可否。写诗的激情能天天都有吗？更为可笑的是一个不懂写诗的书法习练者竟然也要对诗词评头论足，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承认，因地方方言重，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写作，那时候我对字还认不全面，导致后来对很多字都读“错白”了，到读书时我就对声调拿捏不准，以致平仄区分不出来，所以诗写得不好。但是，对诗词的技法还是略知一二的。诗先有古诗（古风），后才有近体诗（律诗）。古诗是过去人们慢慢的总结，慢慢的发展，才有四言，五言，七言诗等。主要以五言诗、七言诗为主，唐朝发展到鼎盛。形成了较为严格的近体诗。依据语言的格式、声调、韵律，要求写诗音律美，就像唱歌一样。才有格式平庂压韵的要求，结合对仗（对偶），规定了律诗严格的写法要求。律诗规定，除了题目名字外，诗内容的句数必须八句，四联。五言字数40个字，七言56个字，不能多也不能少。全诗布局按起、承、转、合这种结构篇章。“起”就是开头，开头要求必须要破题。“承”就是承接，接着往下写。“转”就是转折，转到写别的内容。“合”就是结尾，或者说总结的意思。起头两句就叫起联（首联），承接两句就叫颔联，转折两句就叫颈联，结尾两句就叫尾联。四联八句诗，首联和尾联不要求对仗，中间两联必须要求对仗。诗中还讲究格式的平庂、押韵、对仗、帖联。由于有了这些严格的规定，所以后来有了限韵的诗。限韵的诗就是先由人写出诗韵脚的字出来，规定写诗时必须要用这些字。像《红楼梦》中《咏白海棠》的诗，提出“门、盆、魂、痕、昏”五个字作韵，作诗必须要用这五个字作韵脚。但那时候为了考核你有多高的水平，考官就必须要这样出题，所以又叫应制诗。应制诗必须按诗韵写，所以说就限制了写诗的手脚，必须用韵去套诗。《红楼梦》书中所以说“最不喜欢限韵的诗，让它挷住了手脚。有好诗也写不出来”。又说：“只要意气真了就行，不要以词害意。只要有奇句（佳句），就算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这是曹雪芹作诗的心得，可惜不为大多数人接受，难怪几百年以来，作诗的名家少之又少。
屈原在谈到诗词创作的问题时曾经有言：“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我已经具有这样多内在的美德，我还要培养优异的才能）。可见“内美”和“修能”这两点，写文字不可或缺一个。然而，文章乃是抒情的作品，所以要特别重视“内美”。内美就是高尚的人格；修能，指卓越的才能。在诗论方面我很佩服曹雪芹，他借林黛玉之口论述了写诗的精髓。体现了他深厚的学识与指导别人如何学写诗的高超艺术风格。香菱向林黛玉求教学诗，看黛玉是怎么教香菱学诗的。首先她略说了律诗的章法，对仗平仄。她是这样说的：“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香菱回答道：“难怪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诗，又有对得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也有二四六上错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新奇为上”。黛玉道：“就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要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这段精彩的对话。说明了写律诗，要讲究章法，起承转合，平仄对仗格调外，还要注意格律规矩是末事，重点服务于立意，也就是说在讲究律诗章法规矩时，不要觉得规矩很重要，是末事，但又不能不讲。重点还是要立意。还重点强调“奇句”也就是好的句子，或佳句。只要有好句不谈平仄虚实都可以，这是其一。其二“意趣”，我理解是主题。也就是说意趣第一，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都可以，自是好的。这段说明两个问题，立意、奇句和律诗的规矩问题。曹雪芹不愧是文学大师，他对格律形式主义弊端有清醒的认识：唐诗格律最为成熟，发展致宋代以后趋于僵化。曹诗在《红楼梦》中即符合基本格律的要求，又有所突破，略高出唐宋诗一筹。追求诗词境界齐于唐宋，又高出时俗。特别表达了对诗艺的一些看法，重点强调要有新意，要寄情寓兴，不能以词害意。他的论诗有破有立，即打破形式主义牢笼，即遵守格律形式，又打破格律束缚。句意违反格律常识，但本身意趣真，在上下情节及生活口语方面天然成趣。破以后又有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诗贵在真意趣，真性情，真精神，总不脱一个“真”字。头一件立意清新，措词不俗。即从形象上逼真，情真意切上留意。曹雪芹堪称中国诗词论述的无上甚深的精妙法。总的一句话，即要掌握律诗的精妙，又要破出他的弊端，超出律诗所有的羁绊。
自从写律诗有了韵格的规定，后来的人们就必须严格要求按这种规律写。如不按这种规律写就觉得不好，认为你不会写诗。必须要严格要求按律诗的格式音律对仗压韵来写，方为好诗。但过去没有这种诗的时候，也有很多优秀的诗传下来。像陶渊明的《饮酒》“结庐在人境”就是流传千古的名诗。我并不是否定律诗平仄对仗不好，我也觉得律诗好，但不能过于受到律诗的束缚。写诗处处都达到律诗的要求，故然是好，达不到的也不能说不好。像崔颢的《黄鹤楼》就不讲什么平平仄仄的，不也能评上律诗第一了吗！至唐至今的发展，由唐诗到宋词再到元曲怎样才能继承中国文化的精髓呢？我体会写诗要讲究章法无形，由无章到有章，或先有形再无形。或无章中穿插有章，或有章中穿插无章。
过去，由字组成词语，词语上升到句子。固定到三言、四言、五言、七言不等。由句尾压韵的叫诗。然后固定五言诗，七言诗最多，唐朝最为繁盛。把它具体到格律化。我想现在要打破常规，诗到格律进入最高境界，要由最高境界进入常态化。要由格律进普通，由普通进入格律，讲究章法，由作诗的章法无形来解释。由无形变成有形，由有形变成无形。曹公说的“只要意趣真了，平仄虚实不对都可以”。比如骂人骂得真了，只要骂到他的痛处就行了。反过来只要意境内容深刻，中心主题明确了就行。强调天然成趣，符合通俗口语，章法无形，最能论述的写诗的技巧。有的为了非得讲究诗的平仄对仗，把诗写得看不懂，生搬硬揍，但写诗的要素又必不可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诗词文讲求无形胜有形。就是说有形的穿插无形的，或无形的穿插有形的。像被评为第一的崔颢的《黄鹤楼》诗，就是先从无形中再到有形，由无形中达到格律的高标准形式，视为律诗的第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只知在平仄归属层面论声韵者，的确大都尚未入门，尤其是只会翻看韵表在纸面上玩平弄仄的诗词作者。音色不仅是构成音乐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关乎表情达意，却时常被一些作者严重忽视，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普通话中入声的缺失也是一大遗憾，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格律诗音乐美的艺术表现力，这是毋庸讳言的，好在可以通过吟诵有所弥补。但是，说一千道一万，“确读”才是实现吟诵乃至歌唱的先决条件。这一点至关重要，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通常所谓四声搭配、避上尾、孤平拗救之类，其实均属调声术，很多作者也都清楚，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些作品调声之后仍然了无音乐美，主要是无法确读或古今异读使然，真正喜欢格律诗词的作者不可不察。这里不妨举唐代崔颢的诗《登黄鹤楼》为例：
登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首是吊古怀乡之佳作。诗人登临古迹黄鹤楼，泛览眼前景物，即景而生情，诗兴大作，脱口而出，一泻千里。既自然宏丽，又饶有风骨。诗虽不协律，但音节嘹亮而不拗口。真是信手而就，一气呵成，成为历代所推崇的珍品。前人有“文以气为主”之说，此诗前四句看似随口说出，一气旋转，顺势而下，绝无半点滞碍。“黄鹤”二字再三出现，却因其气势奔腾直下，使读者“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急忙读下去，无暇觉察到它的重叠出现，而这是律诗格律上之大忌，诗人好象忘记了是在写“前有浮声，后须切响”字字皆有定声的七律。试看：首联的五、六字同出“黄鹤”；第三句几乎全用仄声；第四句又用“空悠悠”这样的三平调煞尾；亦不顾什么对仗，用的全是古体诗的句法。这是因为七律在当时尚未定型吗？不是的，规范的七律早就有了，崔颢自己也曾写过。是诗人有意在写拗律吗？也未必。他跟后来杜甫的律诗有意自创别调的情况也不同。看来还是知之而不顾，如《红楼梦》中林黛玉教人做诗时所说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在这里，崔颢是依据“诗以立意为要”和“不以词害意”的原则去进行实践的，所以才写出这样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诗句。传说李白登此楼，目睹此诗，大为折服，说：“一拳击碎黄鹤楼，两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这种传说或出于后人附会，未必真有其事，然李白确曾两次作诗拟此诗格调。其《鹦鹉洲》诗为：
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此诗与崔诗如出一辙。严沧浪也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为第一。足见诗贵自然，纵使格律诗也无不如此。
话题扯的有点远了，话又说回来了，还是那句话：“诗要以表意为主，不以协律为能，词句的格调规矩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都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我用格律诗写“中华十五圣 ”的首要目的就在于表意，让人们更加真切的了解圣人成功的奥妙和传奇事迹，至于平仄格调则在其次。
俗语说：人过三十不学艺，我已五十奔六了，都这把年纪的人要把着力点放在“干”字上，学习应该位居其次，不过当下社会信息发达，各种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你不学习，你不成长谁也帮不了你，一年后的你依然还是你，只不过年龄大了一岁！为此，我们应该是边学习，边应用，如果有了正确的文学诗歌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所以，我用不同词牌的形式写“中华十五圣”就是对边“学”边“用”“活学活用”学用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