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朝代，无论什么年代，无论什么社会，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贪官污吏。一个国家，一个集团，一个党派，治理得好一点，贪官就少一些；反之，贪官就会多一些，甚至造成整个统治集团、统治阶级的腐败。这绝非危言耸听。

如何惩治贪官，惩治贪官有没有成效，主要看帝王、君主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决心；看百姓对“官阶层”的满意程度。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惩治贪官这个问题上，是出了名的“狠”。具历史资料记载，朱元璋对贪官污吏，除去用法典规定的“五刑”外，还常常法外用刑，包括抽筋、挑膝盖、剁指、剁脚、剥皮等酷刑。如此惩治贪官污吏，朱元璋可谓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人。在这个问题上，朱元璋真可谓是一代明君。

毛泽东曾经指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乱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呦。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人命关天的事，固然要慎重，不可轻易言杀。然而，对于那些贪污受贿财产数额巨大、波及面广、影响极坏、民愤极大而又证据确凿的，理应实行严刑重典。首先，他们侵吞了国家的巨额财产，剥夺了个人的财务（不得不去行贿和以财务回报恩情不可等同），使国家和个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对其抄家、没收，财产充公，挽回损失是完全必要的。其次，他们贪污腐化，带动同僚攀比，祸及百姓，影响极坏而且极大。对其施以重刑，可以阻止同僚效仿，防治腐败的蔓延，安抚民心。再者，对贪官施以酷刑，以儆效尤，可以使腐败的肌体腐化败坏程度得到有效控制，防治“李自成集团”的出现。所以，对贪官的手软，就是削弱统治集团的可信度和号召力，就是对百姓的愚弄，就是最大的不公。

毛泽东对贪官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态度坚决，决心大，措施得力，百姓拍手称快。不然的话，就会有许许多多的贪官继续腐败下去，扩散开来，并且会更加肆无忌惮，穷凶极恶。“杀鸡给猴看”是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大家也常说，是一个很有震慑力的简单可行的措施，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控制腐化进程的办法。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日益严重、突出，引得百姓大为不满。起初，出现了腐败问题，发现了一些贪官，没有正视这个问题，而是绕开实质空谈理论。在理论上说什么是腐败“现象”、个别问题，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在行动上没有采取严厉措施，姑息养奸，致使腐败的进程越来越快，腐败的程度越来越深，侵入了肌体的每一个细胞。关于大多数问题，要从两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说共产党员总数的大多数是好的，这应当是正确的。因为不能掌握大权的是大多数，掌权的只是少数。近年来，“落马”的贪官几乎每天都有被媒体披露的“典型”，藏匿国外的贪官也被纷纷追回绳之以法，这就是例证。有些侥幸逃脱检查的贪官在被查之前已经退休或者亡故，现在披露的绝大部分是有相当级别的官员，那些低一些级别的贪官队伍是庞大的，是绝对不可忽视的。难道说真的到了“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程度才承认腐败的存在和腐败的巨大危害吗？好在现今已经把惩治腐败提到了重要的日程上来，也下定了很大的决心，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效。如此坚定的坚持下去，共产党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人民才有希望。

怎样坚持下去并取得更大的成效呢？说得“血乎”一点，叫大开杀戒，说得稳妥一点，叫依法治贪。一个人犯了法，应当适用什么条款就执行什么条款，决不可枉法。该杀的杀，该无期的无期，决不可姑息。毛泽东说的“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是很有道理的。鸡被杀了，猴子自然会胆战心惊。猴子在吸取了鸡被杀的教训后，不再跳跳钻钻，不再继续作恶，自然也就不会被杀了，这岂不是救了他们？所以，对贪官施以严刑重典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说，“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这就是毛泽东的决心，这就是毛泽东的手段，这就是毛泽东的胆识。防腐治贪，没有毛泽东那样的决心、手段和胆识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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