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人说过：好男儿志在四方。但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永远是我们的根儿，家，永远是我们灵魂的归所。前段时间，弟弟打电话告诉我：我农村老家十几年前盖的那四间水泥预制板房屋漏雨了，让我抽时间回去重新处理一下。于是，国庆小长假专程回到老家，开始备料。然后在村里找了十来个壮劳力。只两天半时间，四间房顶就修好了。当我按照目前的市场价给他们付劳务费时，他们都一一拒绝了。特别是那个叫任四平的小伙子当时说的那段话，让我感动不已，终生难忘。“叔叔！我们从小学就听过你的事迹报告，你为了民族的尊严，祖国领土的完整，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怕牺牲，勇敢杀敌，多次立功受奖！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能为您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是我们最大的荣幸……”此时此刻，又让我回忆起小时候家里盖房、打坯、打房顶、垒墙头找人攒忙的情景。那热闹、温馨、亲切、快乐的场面，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清晰如昨！

据史料记载：“攒忙”一词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是黄河文明的一个佐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的老家，曾广泛流行着一种义务帮工形式——攒忙。说起攒忙，那可是庄户人家有了大事小情之后，乡亲们不讲条件、不计报酬、相互帮助共同完成的一种互助形式。虽然没有组织、没有报酬，没有招待，但大家都乐此不疲，无怨无悔！童年时，老家乡亲们之间相互攒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无论谁家兴工盖房、谁家垒墙头、建大门，谁家结婚娶媳妇、送闺女、谁家有病有灾了，只要人们听说或知道后，就自发组织来帮忙，完成任务后不吃饭，不喝酒，各自回家，没有任何怨言。攒忙，是一种人类体现大爱的友善行为，正是攒忙这种纯朴的互助形式，让人们体味了乡情的厚重，使人们在互相帮助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折射出一种淳厚的村风民俗。我母亲不仅是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爱琢磨，能吃苦，还有一双巧手。她不仅会种庄稼、纺线织布，还会裁剪衣服，剪纸、绣花，在村里那可是响当当的“能人”。在我的记忆里，尽管家里很穷，但因有个勤快贤惠的母亲，我们姊妹五个，平时人人穿得有模有样，常常还让邻居家的孩子们羡慕嫉妒呢？这不！母亲经常给村里的乡亲们攒忙，无论多忙都有求必应。隔长不短，村里的婶子大娘们拿着布料来到我家，向母亲请教剪裁衣服的技术，每次她总是耐心讲解，现场示范，还手把手地传技术，一招一式教方法，直到大家学会为止。母亲不仅心灵手巧，还特别热心肠。平时，村子里有不少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拿着布料来让母亲裁剪、缝制，热心肠的她从不拒绝，总是认认真真地裁剪好。遇上那些家里没有缝纫机和不会做衣服的，母亲总是贴着功夫儿和针线帮人家做好。为此，母亲和邻里的关系处的非常融洽，无论谁家有了困难都会伸出援救之手给以帮助。她这种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受到了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烙印，每代人有每代人印记。是啊，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没有更高的奢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纯朴无暇。那时候的乡亲们都是古道热肠，一家有事，大家都热情帮助。诸如：谁家要盖房了，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不大会儿功夫，全村人几乎都知道了，开工建房那天，乡亲们一吃过早饭，就三个一群儿，五个一伙儿主动前来帮忙。大家伙有用大镐、铁锨挖地槽的，有用小拉车运土的；有挑水和泥的；有搬土坯、木桩的；有调理大梁、檩条的等等。大家各有分工，各负其责，忙得不亦乐乎。因那时庄稼人都不富裕，主家只烧几壶白开水，备上几盒烟卷。渴了，就“咕咚，咕咚”喝碗凉白开；烟瘾来了，就边干活边抽上几口烟卷儿解解闷儿！到了中午和晚上，攒忙的人们不顾一天的劳累，放下工具，就各自回自己家里吃饭去了，没有一个喊苦叫累的。大家感到，能为乡亲们尽一点微薄之力是最光荣的一件事情，谁都没有怨言。

那个年月，起房盖屋是庄户人家最大的一件事情，需要乡亲们来攒忙。动工前，主人家往往要请“算命先生”择好吉日后才开始破土动工。我十岁那年，因家境贫寒，靠东挪西借才勉强盖了三间土坯房。记得我家将土坯，大梁、檩条、椽子等备好后就开始打地基。父亲首先请来村里的四名瓦匠高手，用尺子丈量好长和宽的距离，根据宅基地的大小，设计出需要打夯的位置，用白石灰划出承重山墙的部位。然后再按着白灰划出的位置，挖出一米来宽、半米深浅的地槽，灌进水，待水沉下就可以打夯了。那年，我家盖房用的就是木夯。那天，父亲请了20多个的壮劳力，分成5个班，一班为4人，轮班打夯夯实地基，一直打到凌晨十二点地基才打好，攒忙的乡亲们只喝了几碗白开水就各自回家了。我为乡亲们的质朴、善良、淳厚深深地感动着！

地基打好以后，就开始垒大墙。于是，父亲又从村里找来了20多个壮劳力到我家攒忙。大家各有分工，有和泥的，有运泥的，有搬土坯的，有垒墙的，大家各负其责，非常卖劲儿！你看！那和泥的小伙子儿，将花秸扔到泥里后，光着脚丫子在花秸泥中来回踩踏，有的双脚冻得通红通红，有的双脚被玻璃扎破也不吭一声，一直把花秸泥和好为止；你瞧！那运泥的小伙子们，有的用铁锨端，有的用脸盆来回不停地搬运，汗水一个劲的往下流，也不肯停下来歇一歇；你听，那上了年纪垒墙的老师傅，蹲在一丈高的墙上，一边垒，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吆喝着：快来泥呀！赶紧上坯了！大家忙得不可开交，只一天时间，房子的主体墙就垒好了。本来父亲早早就准备了酒菜，等大墙垒好后让乡亲们喝杯薄酒，可大家就是“不领情”，他们简简单单地洗了把手就各自回家了，这感人的一幕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大墙垒好后就开始上大梁，上梁时 首先要用大红纸用毛笔写上：“姜太公到此，上梁大吉大利”！然后将大红纸贴在大梁上，祈求上苍保佑主家安安全全，大吉大利。一阵鞭炮响过之后，前来攒忙的人们用粗绳索绑住大梁的两头，站在上边的人用力将绳子往上拉，站在下边的人们则用铁锨或木棒往上顶，把大梁架好固定后再架檩条。接着，攒忙的人们把一根根椽子均匀地架在檩条上，铺上芦苇帘子，然后在芦苇帘子上铺上一层厚厚的花秸，抹泥的师傅用花秸泥将房顶抹平。据说：上大梁时，现场不能有怀有身孕的妇女，否则，生出来的孩子就成了“颌子”（老家称腭裂叫颌子）听村里老人们讲：俺们村里的郭肖红大婶，在怀孕期间，不经意看到了邻居盖房上大梁时的情景，结果生出来的孩子就成了腭裂。后来，尽管到处求医，做了手术，上颌还是留下了一道疤痕。孩子长大后，媒人先后给他介绍了三四个对象，只因其腭裂没能成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当然，这只是农家人一种传说和猜测，至于腭裂是怎样形成的？医学会给出正确的答案。

房子盖好后要及时打房顶。听老一辈人讲，打房顶时，在粘土和花秸中掺上一些老炕坯土容易吸收水，特别结实，还不易漏水。于是，父亲将家里睡了十几年的老土炕给拆了下来。只见老炕坯沾满了做饭烧柴时冒出的烟子，黑酥酥的，特别的结实。父亲和哥哥将土炕拆下来的土坯堆成堆，坯堆好后灌上很多水，闷上一天一宿，土坯遇到水就松解开来，再掺和上新的粘土，石灰，花秸。等把这些东西掺好后，父亲又找来七八个壮劳力，用铁锹，三齿镐来回翻动十几遍，才把一大堆的上房土和好。由于当时机械化程度比较落后，人们干活大都是用手提肩扛。这不！打房顶的混合泥和好后，房顶上有几个人把绳子系到下面，下面的人将和好的老炕土装进筐子里，再一筐子一筐子提到屋顶上，将泥从房顶的一头一筐一筐挨着倒，等把所有的老炕泥全部运到房顶后，再有技术人员一一摊平。接着，父亲又找来二十多个乡亲，到房顶上用双脚一一将泥土踩实。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约上五六个小伙伴儿，来到我家的房顶上，加入到踩房顶的队伍中。中午一吃过午饭就开始上房踩房顶，直到把房顶踩磁实了，经管事的检验合格后。再用一到两个比较光滑的石磙子，在房顶上来回的碾压数遍。只见父亲拿上一些灰泥，不时地在留有小坑和小孔的地方一一补平，擦光，最后整个房顶犹如镜面一般平展。这样做是为了日后房顶不存水，不渗雨。房顶打完后，我们几个小伙伴便跟着大人们一起喝点酒、吃点菜。然后美美地吃上两碗大锅菜和白面馒头，好好地解了一次馋。最难忘的莫过于１９７７年秋天，大队村委会批了我家一块宅基地。为了早日盖上房子，我找来村里六个壮劳力，一连打了六垛坯。翌年，刚过完春节我家就开始盖房子。从打地基到垒大墙再到上房顶，都是村里的乡亲们攒忙，人们没有收一分钱，有时连饭都没吃。当新房子盖好上了房顶后的第三天，我就戴着大红花在乡亲们的锣鼓声中光荣参军入伍了。从此，攒忙这种义务劳动便在我的脑海中渐渐淡忘。

光阴弹指，瞬间芳华。随着“打工”一词的出现，村子里的一些“能人”和年轻人纷纷走出农村，来到城市里“淘金”。而留在村里的大多是年老体弱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那个曾广泛流行于故乡的帮工形式——攒忙，已经渐行渐远，几乎不复存在。亲戚之间、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的人情味也越来越淡漠了。如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有的家庭，偶尔需要朋友攒忙的，也是好酒好菜招待，不仅花费不小，还得欠下一笔人情债。难怪，很多人家宁可出钱请人，也不找朋友攒忙了！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还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一种巨大改变？我不敢妄加议论，自有人们去评说。我想，尽管社会进步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那曾经熟悉而亲切的攒忙之事，还有那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已经成了陈年往事，成为满满的回忆。但那些热闹、温馨、亲切、快乐的场景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风干，我多么希望让“攒忙”这一幕永远定格，让她永远驻留在我的心中。

 

本网站作品著作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凡发表在网站的文章，未经作者本人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