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污涤浊 还石家庄晴天净土
1947年11月12日，当正太饭店顶楼那面飘了2年3个月的青天白日旗，被他们自己的坦克射手在解放军战士的枪口威逼下，开炮打歪炸落那一刻，那个王朝在这座城市的统治正式完结了，那个政权的支柱之一的守军被消灭了。但是，昔日麇集在青天白日旗下的蒋家王朝的党、政、警、特组织并没有清理，而隐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工人员，没有一天停止过破坏活动，或打黑枪，或造谣惑众，或刺探情报，或指示飞机对重要目标轰炸……
硝烟虽散，战斗未熄。接管城市，需要建设城市，也需要改造城市。新生的人民政府要巩固政权，要站稳脚跟，要保护人民，要建设城市，无可置疑地要全面清除社会垃圾，给石家庄一个宁静，还石家庄一块净土。
从无序和混乱中走出
改造城市，同样是异常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正应了那句俗话：万事开头难。
要完成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需要对敌情、社情有详尽的掌握。入城之初，曾俘获了一些国民党党、政、警、特重要人犯，缴获了大批档案材料、文件。这是掌握、了解国民党党、政、警、特组织的最可靠的“活”的材料。但是，人犯并未及时审理，档案材料并未清理，“活”材料变成了“死”材料。“两眼一抹黑”，清理工作失去清晰的目标。
要完成这一任务，还要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使入城干部、人民政权和当地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但是入城之初，群众对人民政权不了解，不信任，而进城的机关、干部对石家庄人生地不熟。
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清理工作出现了混乱和无序状态。
据《对进了石家庄以后缉捕工作之检讨》（1948年4月15日，石家庄公安局档案室存）指出：“先后来缉捕人犯的有60多个县。乱捕乱抄，证件满天飞，到处可以成为法庭和监牢，如大兴纱厂扣起50多个人，经月余不放。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没一有统一的政策思想，没有统一的法令办法和手续。”“对于缉捕权的确定，如，谁才能有权批准，谁才能有权执行，很长时间内迟迟不能决定。于是贫民团、贫农团、工作组、联合会、学校、工厂、医院、这个处那个站、这个部那个队，以及村、街、区、县都可以捕人。”据不完全统计，到1947年12月底，全市共捕3483人。
无序的“运动”，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极易伤害无辜，而放跑真凶，给敌人以“混水摸鱼”之机。
必须从无序和混乱中走出来。
对此，中央工委委派了十几名干部，由中央社会部第一室副主任陈叔亮带队，进石家庄帮助审讯处理抓捕的人犯，并明确指示：石家庄市是我们打下来的华北地区第一个大城市，情况很复杂。要加紧清查坏人和反革命分子。要制定一个政策，对那些大头子先关押起来，等将来交群众大会公审；那些罪恶不太大，又是胁从分子，可以分别处以徒刑或者取保释放。对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不要抓，已经抓起来的要进行审查清理，要制止各县随便到石家庄来抓人。必须抓的，要有县政府公函，经市政府批准才行。（参见《石家庄公安史资料选编》）
根据中央工委的指示，中共石家庄市委和市政府加强了领导，利用人民政权的力量，使专政机关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严格政策界限，发动了声势浩大、深入而广泛的大检查、大登记运动，全面清理国民党党、政、警、特组织和人员。 1947年12月31日市政府发出布告，限令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中统、军统特务人员、情报员、联络员、社会调查员等于1948年1月15日前，向所在区街公安派出所或所在工厂、学校、机关登记。不久，又制定了《登记审查蒋党人员执行办法》。1948年1月12日，《石家庄日报》刊登了石家庄市长柯庆施就蒋党人员登记问题答记者问，重申“真诚坦白，实行宽大，隐瞒狡诈，严厉镇压”的方针。1948年1月20日中共石家庄市委又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挖蒋根的指示》，提出深入发动群众，以清理查处国民党组织来带动政权建设，整顿队伍，完善社会保卫工作，并就对国民党人员审查处理做了政策性的规定。
根据市委、市政府指示，各区、街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创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群众发动起来了，出现了人人控诉、踊跃检举、亲属规劝、互相担保、现身说法的热烈局面。到1948年2月底，登记清查基本结束，共有6211名国民党人员进行了登记。绝大部分国民党人员坦白交待了身份和活动，恢复了公民权。有1557名因有罪恶或身份不明，送公安局进一步审查。混入干部队伍的，视情况予以清理。
在发动群众进行大检查、大登记的同时，依靠专政机关，进行重点侦察，侦破国民党在石家庄的特务组织、党政组织。公安局用了4个月时间，将国民党在石家庄建立的各类特务组织和国民党组织系统基本查清，逮捕了部分首要分子，并收缴了大量武器、电台及文件。
在登记、清理的同时，对已捕获的人犯进行了及时的审理查处，到1948年4月14日，共收审结案1920名人犯，其中特务分子和国民党党、政首要分子178人。除少数移交法院判处、移送外地和有关部门外，大部分予以释放。
时间过去了仅仅半年，蒋家王朝在石家庄苦心经营的反共堡垒，随着军事上的败北，在组织上也被彻底摧毁了。一场特殊的攻坚战，胜利结束了。
处理逃亡地主
石家庄解放之初，造成乱捕乱抄的混乱局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正进行土地改革的周围各县农民进城抓抄逃亡地主。
逃亡地主，这是石家庄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因素形成的独特现象。
从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劫收石家庄后，周围新、老解放区的地主、富农纷纷逃入石家庄，以逃避解放区土改清算斗争。各县国民党流亡政府、党部、地主还乡团也麇集石门，伺机反攻倒算。石家庄解放后，四乡农民纷纷入城，将逃亡进市的地主恶霸抓回原籍，将其隐匿在市的财产抄回原籍，清算斗争，甚至处死，有的将工商业也抄没。
这又是一个新问题。必须有明确的政策，做妥善的处理，有组织、有领导、严格依据政策进行。为此，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于1948年1月1日成立了处理逃亡地主登记处，负责对逃亡地主的处理工作。1月4日，市政府发出《对处理本市逃亡地主的指示》，要求各区动员逃亡地主登记，并将名单及材料送交登记处，各县进市人员由登记处编组，协助调查，财产由各街政府登记管理。指示还对处理逃亡地主的方针做了明确规定。同时，市政府还向周围有关县政府发函，请派员进市商讨处理逃亡地主事宜。依据毛泽东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土地法大纲》和石家庄实际情况，制定了划定逃亡地主的标准。不断改进、完善工作方法。组成工作队，深入区街，逐区逐街设点登记。加强调查，掌握底数，动员登记，耐心讲解党的政策， 登记进度大大加快，到1948年3月10日全市登记结束，共登记逃亡地主828户、3414人，逃亡户541户，1766人。
登记基本结束后，即转入处理阶段。对这些人的妥善处理，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在对逃亡地主分类区别的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处理政策和具体的处理程序。从1948年2月3日始，至3月22日，全部处理完毕。市内各区共遣返逃亡地主516户，1755人，留市217户，986人；遣返逃亡户226户，685人，留市218户，734人。郊区各区处理51户，有少数户登记后潜逃。
治理“三大公害”
旧石门从日伪统治始，至国民党政府止，仅仅10年，便形成了以妓院为最，赌场、烟馆相随泛滥的三大公害，使这座城市，成了藏污纳垢之地。
1947年11月12日，随着蒋家王朝统治的结束，孳生“三大公害”的社会环境条件不复存在，治理根绝“三大公害”、净化社会、安定秩序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新生的人民政权在改造石门这块被严重污染了的土地时，又一次显出了神威。
封妓院妓女出火坑
旧石门的妓院分布在桥西五一街、民族路工人剧场东西两侧、中山路裕顺、通顺胡同及西花园同义街一带。到1942年，日伪市政府在袁家营村东拆房建院，将所有妓院集中在此，定名新市区，并设立了派出所。日伪时期，妓院约60户，到国民党时期，仍有55户。石家庄解放前夕仍有妓院42家，有一等妓女33人，二等妓女99人，三等妓女166人。在桥西中山路七八条胡同还有暗娼。还有一种娼妓有职业，在饭馆为女招待，勾引食客，夜间活动于各大旅馆、银号、货栈。直到石家庄解放后，仍有15家妓院开业。
1948年1月4日，市政府发出政社字第一号布告，明令解散妓院，明妓暗娼停止营业，进行登记，焚毁妓女卖身契约。
布告发出后，由社会局具体负责登记、改造妓女工作，决定1月4日至15日到新市区派出所登记，登记后，将妓女集中到教养院进行学习、改造。
经过几天登记，于1月13日召开大会，当场烧毁妓院许可证、营业证，将拒不交出妓女卖身契的一等妓院经理杨宗寿、张国生送交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另将16名身为国民党员的妓院经理交街政府处理，其他经理、老鸨取保转业，宣布妓女私人财物归己、妓院财产没收。
15日登记结束后，有72名妓女送教养院学习改造。
改造是有效的，但却是艰难的。让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丧失了做人的尊严、过惯了寄生生活的妓女，在短时间内来一个脱胎换骨的转变，何其之难。更何况，妓女和逃亡地主有本质的区别。
疾风暴雨式的斗争，是不能奏效的。需要的是深入心灵、改造灵魂的和风细雨。这对于习惯了用机枪大炮说话，习惯了斗地主、除恶霸的入城干部来说，是一道怎样的难题！
妓女入院后，即开始紧张的学习生活。早晨出早操，上午2小时政治文化学习，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自习或讨论。星期日集体外出，有事可请假，亲友来访自由交谈。
入院之初，大多数妓女有抵触情绪，有的认为名声不好，不敢接触工作人员，有的怕送她们到山沟里当兵。在登记的72名妓女中，只有3人说了真话。有的隐瞒籍贯；有的把老板当亲娘，在卖身契上按了手印不承认自己是老板买女，都以自混或批帐应付，与老板藕断丝连；有的本市有家，冒充平、津人（当时平、津尚未解放），向往敌占区。少数妓女恶习较深，厌烦学习，也有的甚至逃跑。
只有唤醒她们做人的尊严，才能最终拉她们出火坑。为此，教养院干部克服畏难情绪，采用人性化的方法，细致地做工作。管教干部尊重妓女的人格，主动接近她们，说话和气，不揭丑底，不训斥，而是从多方面感化她们。妓女的生活自理能力差，管教干部就逐个问寒问暖，帮助生炉子、储煤，清扫屋院、搞环境卫生。妓女的亲人接见，可畅所欲言。妓女学习、睡觉分组可自由结合。定期组织到市内看电影，妓女要求回家过春节，就放假满足要求。学习、劳动较好的，就让她们参加政治活动，如出席“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
有的妓女提出，外有对象要求结婚，就支持帮助她们。有一个妓女，与一个以前结识的史姓嫖客结了婚。婚后史的妻子来石出现纠纷，干部帮助该妓女向法院起诉，以重婚罪名罚史某620斤小米，给这个妓女做赔偿。这要放在旧社会，对于长期处于被侮辱与损害地位的妓女们，连做梦都不敢想。这给予她们心灵的震撼，可想而知。
一名妓女找了担保，外出取被子，却逃走了。当担保人的另一名妓女很紧张。管教干部不但没责怪她，反而安慰她说：“人走了，咱们一起去找。”这使其他妓女深受教育，说：“要是国民党，早吊起来打死你了。”
感化就是在这一点一滴的小事中进行着。
要让妓女们脱胎换骨，必须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唤醒她们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意识。入院的72名妓女，为生活所逼沦入娼门的38人，逃荒到石无处安身堕入娼门的12人，被拐卖19人，被日军、国民党官兵奸污推进娼门的3人。她们平日挨打受骂，过着非人生活。可以说她们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教养院有针对性地做工作，组织她们看有关戏剧，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她们看节目，比自身，痛感被逼入了娼门，新社会给了她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自暴自弃、抵触改造，是不对的，鼓起了重新做人的勇气。她们打消了顾虑，不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69名登记时讲了假话的妓女，都重新做了说明。通过几个月的集中教养，大部分妓女思想觉悟都有提高，克服了当妓女受人折磨凌辱是命运所定、是自个儿命苦的思想，认识到共产党是救星，妇女得到了解放，再也不受别人主宰了。
在集中学习期间，有的文盲认了不少字，学会了做简单的女工活，如：纳鞋底、捻麻绳、打袼褙、络线等。
在她们思想有了转变后，政府及时予以安置。截止到1948年5月底，这批妓女基本上得到了妥善安置，根据本人自愿，通过各种渠道，解决了大部分人的生活出路问题。本市有家愿自谋职业者17人，回解放区10人，结婚的20人，去敌占区9人，其余暂留院，待有了条件再行安排。教养院开了出院欢送大会，会场气氛热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场的对联，上联是：“被救出火坑，走进教养院，参加生产，改造自己。出院成家从良做好人，力求进步，变成新妇女。”下联是：“回院好比回娘家，说说家常事，谈谈心里话，大家交换意见，互相学习，为了过好日子，建立新家庭。”可以说，这是改造妓女，拉她们出火坑的真实写照。
禁烟毒社会初净化
日寇侵华时，石家庄的烟馆、白面馆受到日伪政府的扶植，烟馆由地方警察署批准，发给执照，合法经营。白面馆由日本驻石领事馆批准，经营者为朝鲜人。开办大烟馆的多是仗日本侵略者之势混入石家庄，有硬后台，干这些营业短期内能发财。当时石门市伪市长管锡山的弟弟，外号“管四爷”，除开大烟馆外，还大设赌场，横行霸道，无人敢惹。大烟馆场设在桥西，有五六户，内设10-20个床位不等，生意兴隆，顾客满床。吸毒者在烟馆吸或买大烟回家吸均可，富商豪绅多数在家妻妾陪吸。当时在家吸食毒品的人数不少于在烟馆吸毒者的总和。
白面馆不挂招牌，在桥西桥东有数十户之多。吸毒者均是下层人物。在馆内吸毒合法，受保护，中国警察、特工人员无权进屋搜查。出料子馆警察可搜身，携带毒品被搜出后，可抓捕处理。但朝鲜人身带毒品是给买主送去，警察无权搜身，他们受日本领事馆保护。
毒品是社会一大公害，也是贪官污吏们的生财之道。虽然日伪和国民党石门政府也曾在街头张贴过一些宣传禁烟的漫画，但从未禁止过。倒有不少贪官污吏或明或暗参与贩卖毒品活动，从中牟利。如：日伪时期有个叫平振山，外号叫“傻平”的人，公开身分是新华路（当时叫复兴路）中间路南一个三间门面中药房经理，兼龙泉池澡堂经理，实际是专干毒品“白面”的销售。此人有硬后台，据传说，日本特务杜葆田充当日伪警察署长是靠“傻平”花钱买到的。此人毒品称霸石门市，不论在火车站或市区各个角落，倘若携带毒品或销售毒品时被查获，只要提是“傻平”的货，就不予追究。如若谁敢抓捕，轻者调离工作，重者加个罪名被革职。因此杜葆田手下的警察特工人员都以自保为重，决不自惹其祸。凡是逢年过节前往拜访傻平都能得到一份酬金。有的大毒案明捕暗放，收贿后，人赃俱放，另地再行销售。当时的警察一分局局长锁赓元就是这样干而得了一笔巨款。
石家庄解放后，人民政府采取措施，明令禁止吸毒、贩毒。1949年6月，石家庄市公安局颁发了《石家庄特种户口管理暂行办法》，将过去有过贩毒、吸毒行为的人列入社会特种户口进行管理。同年7月28日市政府发出布告，公布了厉行禁烟、禁毒暂行办法。遵照这个精神，公安机关一面明令取缔毒品买卖和毒品吸食，一面广泛发动群众，通过召开吸食毒品诉苦会，摧毁毒品贩卖点，禁毒取得初步成效，使社会得到初步净化，为1952年彻底根绝烟毒打下了基础。
除赌害常抓严打击
赌博也是旧社会石家庄一大公害。日伪及国民党时期赌博方式多种多样，遍布石家庄各个行业、各个角落。有地方政府批准的“宝局”常年开业，也有变相赌博的活动场所，还有暗开赌场的旅社、货栈、银号、商店，至于地方官员、士绅、富商常年在家设赌场，以消遣为名进行赌博的，则无计其数。日伪时期地方恶霸勾结伪警官员、特务，大设“宝局”。市长管锡山的四弟在桥西柏树胡同南头路东以开货栈经商为名，实则常年开设赌场，抽头谋利，无人敢惹。西花园大特务、大汉奸李汉卿在家常年设赌场。另外还有一个惯例，旧历正月初五前警察不抓赌，商店不开业，机关休假，市民可任意赌博。特别是伪政府批准，在新市区妓院周围，开设大“宝局”，伪市政府派员，结合警察维持秩序，组织地痞恶霸主办赌场，昼夜不停，赌徒拥挤不堪。
石家庄解放后，人民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的通告、法令，严厉禁赌。为欢庆石市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1948年2月4日，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发布公字第五号通告，规定：党政机关、团体人员及市民严禁赌博，违者以法惩处。
1949年6月，市公安局颁发《石家庄市特种户口管理暂行办法》，也将禁止赌博纳入工作重点，严加管理。
1949年7月华北人民政府发出《关于禁止赌博的指示》，指出：“立即明令严禁赌博并协同各人民团体动员教育群众，议定公约，监督禁止一切赌博或变相赌博行为。对赌棍、游民严格管制，强迫其劳动生产，以群众的力量肃清赌博行为。”石家庄对赌博严厉处理，一经发现立即取缔。尽管禁赌没有像肃毒和取缔妓院那样进行全党全民统一行动，开展运动和集中训教，但对赌博的处理工作，作为基层公安机关的派出所，始终作为经常性的重要任务来抓。对赌犯，没收赌具，没收赌资，轻者严肃教育，重者处以拘留。仅据1949年不完全统计，破获赌博案件651起，处理赌犯2200多人，没收上缴赌资1121400元（旧币），有效地遏制了赌博恶习。
经过一年多的严格、有序的社会改造，全面清除了旧社会留给石家庄的社会垃圾，还石家庄以晴天净土。正如当时晋察冀日报记者曾文经在其1948年9月撰写的长文《石家庄——人民的城市》中所写：“蒋占的石门，是罪恶的城市，三五万蒋匪官兵，卅六县流亡政府，五千逃亡地主，特务横行无忌，破鞋是“石门三宝”之首，工商业凋零，人民过着苦日子。
今天的石家庄，是人民的乐园。没有饥饿，没有压迫，没有恐怖，经济繁荣，政治民主，人民努力劳动，谋取更多的幸福。”（转摘自石家庄市档案馆存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