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读小学五年级。这一年，有四个上海知青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我队(原严田公社易家大队老屋生产队)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我父亲是该生产队的队长，就是这小小的队长，在这交通落后、消息闭塞的穷乡僻壤，能顶半个皇上，可以在队里呼风唤雨，可以钦定知青表现的优劣好坏，还可以使我在这四个知青中，享受到优于其他小孩的待遇。至今我依然清晰的记得，当其他的小孩经过知青的住所时，知青就很少给他们糖果糕点，而当我出现在他们眼前时，就把我悄悄地叫过去硬给我糖果糕点，要是我身边还有其他小孩，我得到的“报酬”自然要多些。

       在那个时候，糖果糕点可是个稀罕物，在家里一年难吃上几次，可我在知青那里能吃上多次，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奢侈了，我从内心很感激他们。要是在现在就算不了什么啦!因为现在普遍富了，想吃的基本上都能吃上，而那时普遍穷，穷得温饱都解决不了，在大人们的手中有时一两个月都见不到钱，哪里还有钱去买糖果糕点？！在文革那特殊的岁月，人们不光缺金少银缺衣少食，而且还严重缺少科学文化方面的书籍，如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几乎见不到，更买不到，就连《简易新华字典》都难买到，能买到的都是清一色关于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书籍。上课使用的教材都是紧跟形势编写的，虽然增加了学工学农学军的内容，但其厚度比老教材要薄得多，从而导致新教材中老教材的内容所剩无几，即便这极其有限的内容也学得不够扎实。

        一到上课，老师为了体现自己政治站位高，能紧跟时代潮流，要么让学生学习或背诵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等，要么教学生学唱革命歌曲，要么安排学生撰写学毛选做好事的心得交流文章，然后组织大家发言，发言优秀的推荐到学校去，就可成为全校师生学习的典范。可以说，每堂课下来，多半时间是用于政治活动，只有约40%的时间用于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此外，还要经常参加学工学农学军的实践活动。在那个政治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走白专道路的年代，如果哪个老师认真传授了科学文化知识，就会大祸临头，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尽管那时的文化学习氛围差，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愿学（认为读书无用），我还是挤出时间去阅读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这一点，似乎被一个叫陈蔚莹的女知青看出来了。大概她知道自己下放在农村，继续升学的机会很渺小，而我高中在读，又知道我是1973年经过统考考取高中的（当时我所在的初中毕业班共有36人，只有9人考取了），说不定以后有机会升学。可谁曾想到，这次统考竞然被“上级政府”定性为是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这样一来，出现了我们前面7届没进行升学考试，以后也不准搞升学考试的局面，这无疑在我的升学梦上留下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使我对前途感到一片渺茫。现在话题再回到知青陈蔚莹大姐身上来。她看到我热爱学习，学习基础又可以，有一天早晨，趁我上学路过她的住所时，叫住了我，递给我三本书，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成良，我这里只有三本文化方面的书，现在送给你，希望你以后用得上……”

      当时，我的视线瞬间模糊起来，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到了学校以后，我小心翼翼地拿出书本一看，一本是初三的数学老课本，一本是初三的物理老教材，另一本是32开的简易成语小辞典。正如陈蔚莹大姐所说的，这三本书，在恢复高考的1977年，真的派上了用场，而且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然，以我原来的实力能否考取大中专还是一个未知数。事实也证明：当时要考上大中专确实很不容易，升学的比例只有7%左右，称得上是百里挑一。另有两个数据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这一届高中有两个班，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精英，在77年、78年居然没有一个考取大学的，只有9人考取了中专，其他各届的情况就更为糟糕了。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时间每天在我们身边悄悄地流淌，不经意间就到了暮年。人一上年纪就容易怀旧，尤其是这段时间新冠疫情反复无常，经常蜗居在家，就更加思念我的知青大哥大姐们，特别是一旦想起以前在生活学习上一直关心我的陈大姐，眼睛又开始湿润起来，许多往事又在我的脑海里一一复制出来，久久不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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