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死城变活
让死城变活
治国安邦之计，莫过于让百姓安居乐业。初建的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不是用宣言，而是用实绩向世人昭示了这一真理。
1947年11月到1948年12月，短暂的一年时间，石家庄的人民群众就摆脱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统治者带给他们的失业、饥饿和死亡的威胁，终于有史以来第一次用自己的双手，安排自己的命运，改善自己的生活。
奇迹是怎样创造的？
一、一座死城
1948年元旦的各界人士座谈会上，市长柯庆施就施政方针发表的讲话中，开宗明义：“我们的方针是建设石家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民主政府所关心的是人民生活有无办法，工商业能不能发展。”“如果这里老百姓都活不下去，要这个政府吃闲饭呀！”
市长的话引发了一片笑声。
这笑声所蕴涵的情绪，是一致的吗？
难说。
请看一例。据石家庄公安局1948年7月25日《社情通报6》中载：“在我们入城初期，路局一部分旧高级员司在背后曾议论：‘什么复厂修路！活见鬼。你们凭什么？明摆办不到的事也硬逞强！’‘这些人不是中了邪，就是神经病，简直是瞎来’。”
这虽然是来自部分人士的议论，但这种不信任的情绪绝不止这些人有。
实际上，冷静地面对现实，就会发现，这种怀疑，不全是出于“天然”的敌意。只要冷眼看看当时的实际情况，这种疑虑，不能不说有几分合理成份。
1947年11月12日，人民解放军用枪炮打开了石门。在人们敲锣打鼓欢庆解放的时候，也不无疑虑：石家庄早已是一座死城，共产党能让它变活吗？
说石家庄是座死城，绝非耸人听闻。
早在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一方面一切以战争为主，以把石家庄变成华北的重要军事基地为出发点，导致了石家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对战略物资，如粮食、棉花、煤炭等实行疯狂的掠夺，而对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配给，再加上军事封锁，限制了经济贸易，石家庄一派萧条，市民在水深火热中苦熬苦煎。
当国民党劫收后，石家庄的情况没有任何好转，接受大员们的抢夺更是变本加厉。而国民党政府在石家庄搞的是战争政治、战争经济，一切为战争服务，设卡封锁，出入城凭国民党党证、三青团团证，工厂无法开工，商店无法开门，使石家庄货物奇缺，物价飞涨，经济危机严重。在国民党统治的两年多时间里，据当时河北省银行《经济半月刊》第三卷第十期（1947年5月）记载：“不论前方后方，物价上升莫不狂奔狂跳”，“现时的物价已超过抗战前物价的3万多倍”。该刊在第四卷第八期（1947年10月下旬)刊登：“石门市四周军情转紧后，各物价格飞涨更猛，尤以燃料及食粮为甚，玉米面每市斤已达6500元（法币，下同），绿牛面粉每袋46万元，人民心理甚感恐慌。10月30日，每市斤小米6200元，比1946年1月15日80元上涨77.5倍，小磨面粉6800元，比1946年1月15日160元上涨了42.5倍。”(转自《石家庄市志》第三卷，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4月版468页)而当他们预感到石家庄守不住时，又采取毁灭政策，要留一个烂摊子给共产党，等着看笑话。因此，当1947年11月12日共产党入城干部进城后，满眼是焦土断垣、壕沟碉堡，烟囱不冒烟，机器不运转，货物奇缺，城市经济生活基本处于停止状态。十几万人的生存，成了最大的问题。市场要商品,市民要就业,饥民要饭吃,十几万张嘴、十几万双手、十几万双眼，一齐向着两手空空的市政府，要电、要水、要房、要粮、要工作……更加上天上飞机“下蛋”，地下敌特捣乱，让这座死城短期内活起来，岂不是人间神话？
这是何等的压力？！管与不管，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区别的标志。正如时任市政府建设局局长的臧伯平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的那样：“我们和国民党不一样，他们是收了税，别的什么也不管了。”而这个政府，要管群众吃喝拉撒睡，要让城市活起来，要让人民群众不仅从政治上，更要从经济上翻身。没有经济上的翻身，政治上的翻身最终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这不是收买人心，这是义务，是义不容辞的职责。因为她叫人民政府。
管好，管不好，有为政府和无为政府的区别，办实事的政府和“吃闲饭”的政府的区别。
时间和事实，最终会证明，这个政府是不是吃闲饭的政府。
二、安民之策：刻不容缓救饥民
活城先活人。
“民以食为天”。解放之初，大批失业者和一部分市民已到了家无隔夜粮的境地，先让这些人有饭吃，成了人民政府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为此，市政府克服重重困难，从外调运了大批粮食，给饥民发放救济粮。这是救命粮、解危粮，其意义和作用，绝不仅仅是防止了新的饿尸横市，而是让人们第一次体会到，这个政府为啥叫人民政府。
失业工人绝处逢生
当时，处于生死线上的社会最底层的人，最先感受到了“人民政府”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因此，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他叫宋长庚，当时是大兴纱厂细纱挡车工，是人民政府把他从饥饿中解救出来。对此，他铭心刻骨。1987年石家庄解放40周年时，他已年逾古稀，但回忆起这段往事来，仍历历在目，激动不已：
“石家庄解放了。人们亲眼见了八路军，全不是国民党、还乡团说的那样，人心安定些了。可生活呢？又发愁了。我向房东借粮，一次只能借一斤、二斤发了霉的小米，这在当时也是宝贝！可光靠借这点粮食怎能维持？别的工人和我也差不了多少，都不能不为吃的发愁。
也就是解放后第三四天吧，有两个穿蓝粗布制服的妇女找我，说是工作组的。后来才知道这两位同志一个叫王辉，一个叫刘芝兰。她们对我说：‘咱们石家庄解放了，可工厂一时还开不了工。共产党是为人民的，首先得照顾人民的生活。咱们要给大家发救济粮。你是大兴纱厂的老工人了，这一片谁是大兴纱厂的工人，你都认识，就请你负责给这一片的工人发救济粮。’
发救济粮！一听这话真是又惊又喜！我立即找了在附近的大兴工人米雁鸣，分头去给大家报喜信儿。
说话就拉来了几十麻袋粮食，都是小米，堆到了我住的院子里。这一片的工人都来领粮了。
大家领了粮食，喜得合不拢嘴。
发完粮食，王辉和刘芝兰拿起领粮名单，一个人一个人地看，看完之后，王辉问我：‘怎么没有你呀？’我说：‘让我给大家发粮食，我还能给我自己啊！’王辉说：‘一样，你也应当领一份儿。’刘芝兰问我：‘你家还有粮食吗？’我笑了笑没答话，心里说：‘向房东借过两次粮，都吃光了，哪还有粮食。’当时我屋里放着两个上了黑釉子的小瓦罐，一个没有上釉子的红色大罐，那大瓦罐有一尺多高，碰破过多少回，用浆糊、破布条粘着，左一条右一条都粘满了，连挪动都不能再挪动，一挪动就散了！这就是我家盛粮食的全部家什。别的工人家也大都这样，那会儿工人家能有多少粮食盛？王辉和刘芝兰扒着我那几个瓦罐看了看，一粒粮食也没有，叹了口气，立时给我称了一份儿。”(陆勉《老工人宋长庚忆解放》，《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七辑。)
这不是一个人的遭遇，也不是一个厂的失业工人绝处逢生。救济粮发往大兴纱厂，发往炼焦厂，发往铁路工厂，发往一切有失业工人的地方。据档案资料，市政府仅向铁路工厂发放救济粮，1947年12月10日发放9442公斤，12月31日又一次发放7977公斤，11月16日市政府拨粮1万公斤，交铁路工会筹委会救济工人。
艺人领到了救命米
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艺人们来说，那日子同样艰难。日伪时期和国民党接收后，艺人们光靠演戏收入，难以维持生活，除演戏外还得做别的小生意，拉洋车卖苦力，就这样，也难求温饱。因此，到石家庄解放时，他们已是“家无隔夜粮，生死两渺茫”了。给艺人们的救济粮，简直就是救命米。据当时接收石家庄剧社、戏班的齐修林回忆：“人民政府及时给艺人们发放了救济物资，有小米和布匹。当时的救济物资，由军管会一个下属部门管理，有一位杨主任负责发救济物资。全市艺人，算是一个救济单位，指定革新京剧社谭东来负责领取救济品。物资领来，放在南花园新新戏园，然后按人头分发。每人每次分到小米两铜瓢（水瓢），大约有七八斤；布床单三个。小米每隔三天领一次，前后领过十次，总数约5000多斤。艺人们得到救济，对党和人民政府非常感激。”
已故的老艺人、丝弦表演艺术家刘砚芳，解放前已是唱红的艺人了，但仍需“提篮小卖”，做些瓜子、烟卷生意，聊补无米之炊，就这样，仍是在饥饿线上挣扎。当解放后，人民政府把救济粮送到他手里时，他的激动可想而知。他曾回忆过这段往事：“当时，大多数戏曲艺人和广大劳苦大众一样，到了‘家无隔宿粮’的贫困境地，解决人们吃饭问题是当务之急。人民政府很快给拨放了救济粮，不论男女老少每人先发给60斤小米。很多老艺人双手捧着这金黄色的救命粮，感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贫苦群众领取救济粮
可以说，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就是这样开始认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及时送来的救命米，挽救了无数人于危难之中，稳定了人心，也安定了社会秩序，为下一步管理城市打下了基础。之后，这项善举变成了政府的经常性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从解放之初到1949年3月底，一年多的时间，共发放救济粮10多万公斤，人民券20多万元。1949年，全市一切脱产工作人员又开展了3个月的节约运动，从伙食中节米每月5000公斤，用以救济贫苦烈军属、失业工人、贫苦市民和灾民。
三、“三驾马车”活石门
发放救济粮，解饥民燃眉之急，毕竟是权宜之计。人民政府毕竟不是救济机构。这项如此普遍、如此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如果长期做下去，即使政府有能力承担如此重负，也只能向世人表明，这是个无能政府。只有抓住城市工作的中心，下大力发展生产，让石家庄由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使失业者有活儿干，使饥民有生路，才是最根本的善举。尽管此时人民政府尚未完全立稳脚跟，却义无反顾地向这个目标迈进了，把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公营企业和合作经济这三驾马车，作为让死城变活的灵丹妙药。
劳资两利——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
石家庄进入现代化城市发展时间短，近代工业基础薄弱，支撑市面的主要是中小工商业，解放时，全市商业2000余户。工业以手工生产为主，如全市33户铁工厂，仅有钻床11台、电焊机2台、柴油机1台、10马力发电机1台、砂轮一台、电磨一台、气泵一部，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生产率不高，从业人员少。而且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由于大多数工商业者对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了解，再加上一些基层干部执行政策的偏差，而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致使工商业者怕炸、怕抢、怕捕、怕并，出现了大吃大喝、化大为小、支应门面，甚至转移资财的混乱局面。繁华地段南大街的商号几乎全都关门停业。
为了扭转混乱，使工商业尽快恢复并发展，市政府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
1、多次露布安民告示，宣传政府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严禁侵犯工商业者的合法财产和经营权，号召开门复业。
2、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协调劳资关系。
3、调整税收，减轻工商业税赋。
4、发放贷款。据1948年统计，人民银行对私营工商业放贷9072万元，私人银号放贷1.34亿元，合计2.3亿元。市人民银行拿出1万元资金帮助不景气的工商业户转产。
5、允许工商业者到外地买卖商品。
6、严禁乱抓、乱抄、争购物资，将查封的17户商号启封复业，将进市抓人的外地农民动员离市。《冀南日报》社争购的铅印机退回原主，并在《石家庄日报》上公开检讨。
这些措施，消除了工商业户的不安情绪，他们看到人民政府的政策不是只停留在宣传上，而是真抓实干。北新书局经理耿淑身说：“石门刚解放时，大家不知道是死是活，因此就大吃大喝。现在明白不是那么回事，共产党是真正的保护、扶持我们，我们应转移到积极发展的现实上了。”已停业的普惠药房、华昌绸缎庄等商号相继开了业。
在采取各种措施的同时，市政府又召开座谈会，和工商业者共商发展大计，这是相互沟通、消除隔阂、解决实际问题的好形式。据档案记载，从解放初到1948年上半年，共召开了22次，既有工商业者代表座谈会，又有行业座谈会，既和工商大户座谈，又和店员、学徒座谈。政府宣布政策、方针和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处理办法，释疑解难；工商业者提问题，谈想法，双向交流。到1948年3月份，大部分工商户逐步消除了不安情绪，复工复业。一些出走敌占区的工商户也纷纷返回，1948年2月份返回3户，3月份返回15户，5、6月份返回21户。到6月份，工商业已呈现发展趋势。
从下表可以看出，1948年6月份工商户增加了70%，人数增加67％，资本增加了8.6％。
私营工商业变化对照表
项目 日期
1948年1月 1948年6月
户数 人数 资本 户数 人数 资本
商业 1956 6093 174.6亿元 2441 7941 165.0亿元
工业 814 2762 45.55亿元 1438 5297 84.89亿元
小商 2867 3918 10.66亿元 4052 5679 15.63亿元
小手工业40 65 0.2亿元 150 205 0.56亿元
合计 5677 12838 231.0亿元 8081 19122 266.1亿元
平、津解放后，工商业中心北移，石家庄的工商业受到冲击。为适应市场变化，市政府实行“经济改组”，调整工业生产品种结构，确定工业生产以棉织、铁工业、煤炭、榨油为主，到1949年六、七月，生产便恢复正常。为了发展商业流通、活跃市场，在1948年建立的14个集市的基础上，1949年又建了粮食、棉花交易所，统一了度量衡，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公营、合作和私营三种经济成分，1949年粗略统计，私营工商户占485％，从业人数占51%，商品额占30％左右。
新经济成分——公营企业兴起
在保护、扶持私营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人民政府把国营、公营企业，作为城市经济建设的基础和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下大力气予以发展。
按当时的习惯分类，归属晋察冀边区（华北政府）的工商业为国营企业，归属石家庄市的为公营企业。石家庄的国营、公营工商企业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没收的官僚资本和敌伪的工商企业，主要有铁路大厂、电厂、电话厂、炼焦厂等；二是从根据地迁来的企业，主要有面粉厂、制药厂、轧油厂、烟厂等，三是新建企业，工业企业有：裕华铁工厂、华北交通工厂的机器制造、裕民玻璃厂、裕民造纸厂等。商业企业，1948年初到年底相继建立了国营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煤炭公司、百货公司等。 到1948年年底，石家庄昔日的废墟上，已是工厂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繁荣景象了。据1949年2月全市工商大调查统计，1948年底，国营、公营工业机器生产13大类46家，从业人员9087名，资本总额18亿多元，手工业生产8大类27家，从业人员394人，资本总额0.16亿元；商业企业16行42家，从业人员1422人，资本总额2.9亿元。国营、公营工商业资本总额占公营、私营、合作经济总资本额的65.56%。全年工商业获纯利25663万元。
公营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在建设城市、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生活、稳定物价、安定社会等方面起了巨大作用。194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仅2000万元左右，到1949年10月，已达4370万元。(据《石家庄市志》第二卷2页。)
发展合作经济
发展城市合作经济，帮助失业市民生产自救，进而解决城市就业，活跃城市经济，这又是人民政府在解放之初让城市活起来的又一重大举措。
当时，市内货物奇缺，价格昂贵。如蔬菜，市郊每市斤128元（旧币。下同），市内每市斤上千元。市政府工商局工作人员在组织小商联合会时，萌发了将失业的商贩临时组织起来，到郊外购运蔬菜进市的想法，既丰富市场，又解决就业，一举两得。于是，由小商联合会出面，从1947年11月25日起，组织人数少则四五人，多达六七十人的合作社，贩购蔬菜进市销售。入社自愿，资金集股。开始获利甚丰，吸引了更多的人，到12月5日，仅仅10天，桥西组织起了工商小组135个、合作社18个，社员3694人，股金78万元。桥东排子车工会和洋车工会也起而效之，组建了合作社。市贸易公司也以赊贷方式组织了16个工人消费合作社。
于是，市场价格下浮，白菜每市斤由1000元降到400元，大葱每市斤由1600元降到600元，猪肉每市斤由1万元降到0.5万元，花生油每市斤由8000元降到2000元。市场稳定，失业者有了生路，社会马上安定下来。
日渐繁荣的市场
从12月5日以后，各区、街政府开始领导、协助各街道组织合作社，到1948年1月底，全市办起各种形式的合作社182个，有社员23429人，主要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而按行业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有26个。共运进市内蔬菜124万公斤，粮食38万公斤，肉、油21万公斤，干鲜果品18万公斤，煤9万公斤，烟卷4022条，烟丝1253公斤。市场货源充足，价格继续下落。白菜每市斤降至280元，葱400元，猪肉4500元，羊肉5050元，粉条2000元，市内、外价格接近平衡。到1948年1月底，全市合作社共获利2.9亿元，平均每天可供1.5万人生活费用开支。
合作社的兴起，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而且使大批穷苦市民绝处逢生。民生市场有位70多岁的老人，叫邢老金，感激人民政府救了他，说：“哈哈，你们可来了，再不来，我就冻饿而死了。”
同时，也萌生了新的生产关系。以民生市场合作社为例，开始由穷人大院的57户贫苦小商组织起来，分为5个小组，每组公推2人出市购菜，回来后大家分头上街贩卖。头5天结账净赚220万元。股金135万元，每股5万元可分红利8万元。股金扩大到308万元。又过了3天结账，每5万元股金分红利3万元，社员增至97人，股金555万元。过了10天，又盈利588万元，社员增加到180人，股金1350万元。1948年I月5日第四次结账，又盈利450万元。桥东的贫苦市民120人到桥西加入了该社。这个社办社的原则和方法是：1、坚持自愿；2、为社员服务，减少中间盘剥；3、勤结账勤分红，使社员很快受益；4、民主办社，有事开社员大会商量。人多后，分成11个小组，产生代表，每7天开一次代表会；5、照顾特困户。第一次结账后，从盈利中提出4万元，替3户老弱病者入了股，第二次分红时，又提出35万元，替13户失业工人、贫民入了股。
1948年2月，市区要解严撤卡，物资交流畅通，靠运销为生的合作社面临生存问题。市政府及时做出了将合作社纳入全市经济发展计划，改组为群众自愿结合、以行业为主的劳动集体经济组织的决策，发出了《关于发展合作社的指示》和《关于合作社的指示》，就合作社的性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经营范围、优惠政策、组织领导等做出了5条具体规定。市工商局增设了合作科，专司合作社的审查、发证、管理工作，各区政府专设了工商助理员，各街政府增设了生产委员，负责合作社各项工作。从1948年1月15日开始，对合作社进行整顿、转产等工作。各合作社纷纷瞄准市场，确定经营方向，有18个合作社转为棉织业生产社，民生市场合作社转成卷烟厂。到3月底，转为生产社的56个，供销社69个。调整转产后的合作社，形式多样，更加规范，而且由初级贩运营销发展到了较为高级的生产、营销企业。随着市场不断变化，合作社不断变更，终于出现了巩固的、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
合作经济的发展，在活跃城乡经济，解决市民困难，安排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了城市国民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各界代表参观汽车失业工人自己组织起来的汽车修理厂
四、市长坐洋车
解放之初，新旧交替，往往会出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现实问题和观念问题缠绕在一起，困扰着人们的思想，也困扰着社会生活。有时对一件小事不经意的处理，往往折射出大的政策取向。人民政府的一个微小的动作，会在对新社会、新政府尚抱着观望态度的市民的心里，掀起大波澜。这对人民政府的各级干部的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都是极大的考验。
这是位过来者的回忆。当时，他是石门市第二医院的医生，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正是从共产党干部处理拉洋车这样的小事上，使他“初识共产党，终生未能忘。”后任市人民医院院长、市政协副主席。
石家庄解放初期，商店已开门营业，厂矿企业恢复生产，工人照常上班，学生开始上学复课，一切工作开始有秩序地进行。可是人力车工人失业了，解放区来的军政工作人员当然不坐人力车，市内商人居民和职工也不敢和不愿坐，怕人说那是压榨人、剥削人。
人力车工人都是携家带口，孩子老婆张着嘴等饭吃。平日生活已够贫苦，既无积蓄又无存粮，叫苦连天，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当时又无适当工作安排那么多工人，怎么办？别有用心的人，已在暗地里风言风语，看共产党的笑话了。
一天下午，我正在诊断室检查病人，听到走廊里的人们喧哗跑动，有人喊：“快来看噢，市长坐着洋车在马路上游行了！”当时没有上手工作的职工跑到医院门口观看，见柯市长坐着人力车在中山路从东向西“招摇过市”。后边跟着许多人在助威，不知是何用意？
马路两侧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坐人力车不是压榨人、剥削人的吗？怎么市长还坐呢？”“看起来，坐人力车是可以的！”说来也的确是个问题，市内既无电车又无汽车，那时自行车也不是很多，市区交通只靠着人力车，再不让坐，老弱病残只能背、抱了。
此后，人力车工人又有了生意，上千的工人和家属生活有了着落，当然坐车与拉车者的态度及言词和解放前大不相同了。
事情虽小，影响甚大，造成的效果截然不同，如不结合当时具体情况，联系实际，死搬硬套地去执行“人人平等”“不剥削不压榨人”的政策，能行得通吗？那就会给工作、给社会造成很坏的后果。我正是通过这具体事实认识到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冯雨民《初识共产党终身未能忘》，载《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七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