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记（下）
三、榜样的力量
包公，明代一位比较清正廉洁的官员，却被神化为“青天”，成为书场、戏台乃至街谈巷议经久不衰的话题。
这折射出民族的心理积淀。
不知哪一天，街谈巷议又多了个话题：“李闯王进北京”。老百姓言传口授，李自成本来有43年的江山，可是，入城后，他生平第一次吃到了只有过年才能吃一顿的饺子。经不起这人间美食的诱惑，忘记了饺子只能在大年初一才能吃的规矩，天天吃饺子，直吃了43天，43年的江山便吃到了头。
传说归传说，并不是历史的全部真实，却反映了一种民心、民意。
有人从改朝换代的历史演进中，推导出一条定律：不论哪朝哪代的统治者，当他们在未取得政权时，尚能艰苦奋斗，而一旦大权在握，便经不起享乐的诱惑，必然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对共产党人来说呢？
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的时候，中共中央印发了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起义300周年而做的《甲申三百年祭》，供全党学习，引以为戒。而1949年中国革命进入最后胜利的前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的掌权者们，就不仅需要言论，更需要用实际行动来作答了。
还是让我们回到石家庄1947年11月12日以后的现实环境中吧，看看入城干部们，给这座尚未摆脱污浊的城市，带来怎样的清风，为毛泽东的“两个务必”做什么样的注解。
也许，像杨法陶这样的街、区干部，因为在基层，天天和老百姓见面，事事处处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无形中有了一种压力、一种监督约束，所以他们不敢懈怠，能始终如一地廉洁自律。而那些职高权重、和老百姓毕竟隔着一层的高层领导干部又是怎样的呢？他们的举动，也就更牵挂人心。是的，对于职高权重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他们的资历、地位，使他们在进城后有资格享受更高的待遇；城市比农村丰富得多的物资，使他们在进城后有条件去追求全新的生活；而他们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他们在进城后有能力去追逐个人利益。这不是凭空想象，这是石家庄的老百姓从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身上得来的结论。
但是，没用多久，市民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一结论，在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身上失灵了。
那时的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外人很难体会。他们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当时干部配备规格很高，市委相当于边区区党委一级，区委书记、区长是地委书记、专员级，街是县级。
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了不少当时市领导廉洁自律的事迹，在翻阅历史资料中，也看到了不少关于他们殚精竭虑工作的忆述文字。正是这些往事，有些甚至生活琐事，让石家庄的父老乡亲们亲眼看到了世界上真有一个不谋私利的党，一个廉明公正的政府，一群扑下身子为老百姓办事的“官员”，使许多人“初识共产党”，便“终身永不忘”，怀疑变成了信服，“白眼”变成了热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变成了怀念。
曾任石家庄市政府建设局局长、副市长、市长的臧伯平回忆：“石家庄是全国解放的第一个较大的城市。当时我们进市时，中央就有指示，要在石家庄搞出建设城市、管理城市的经验。中央对此非常重视，除了给予各项指示外，在干部配备上，也是高规格的，派了中央部级领导来主持石家庄的工作。像市长柯庆施，曾任过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而且中央还派了很多人来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如李维汉、胡乔木、齐燕铭、潘梓年等。入城后，大家都兢兢业业工作，廉洁自律，还是在农村根据地的那股劲。记得，给我配了车，但我一次也没坐过。”（臧伯平《石家庄解放初期城市管理和政权建设》，《石家庄文史资料》15辑《人民城市的曙光》。）
以当时的市委书记毛铎为例。学生时代投身革命，早在1932年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以教员身份来到石家庄，在白色恐怖中开展工人运动，在铁路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正太铁路工作委员会，并任书记。后曾任中共察哈尔省委宣传部长等职。这次重返石家庄任市委书记，他丝毫没有胜利者、征服者的得意，有的只是责任和压力。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铎对工作一丝不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送饭来，不知热几次才能吃下。警卫员经常陪他工作到深夜，有时就在办公室睡着了，毛铎催警卫员去休息，可自己又继续工作起来。一次他工作到凌晨，刚睡下半小时，有人来请示工作，警卫员说“首长熬了几个通宵了，是否等天明再来。”他听见后，立刻爬起来，二话不说，和来人一起研究起工作。事后，他对警卫员说：“小鬼，要有点群众观点，下级来请示工作，还没见我的面，就把人家顶回去，这样不好，今后不管什么时候，不论干什么，只要我在，就要通知我。”他经常往下边跑，深入工厂、街道，走访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工商业者代表人物，了解工人、市民的生活情况和人民的情绪，传播党的方针政策，解决疑难问题。下去时，也很少坐吉普车，路近就走，路远就骑自行车，也很少让警卫员随身。在恢复生产建设中，市委根据实际情况，向全市三大工厂（铁路大厂、大兴纱厂、炼焦厂）派出工作队，协助工作。毛铎亲自到铁路大厂蹲点，他协助成立铁路工会筹委会，在成立大会上讲话，亲自抓发展党员工作，为了一个支部、一个党组织的建立，经常深入车间做工作，很快建立了各级基层党组织。他在生活方面一贯不搞特殊，处处以身作则。石家庄解放初期，党政机关干部执行供给制，统一发服装、鞋袜。一次发鞋时，一般干部都发土布毛边底鞋，总务科同志为了照顾他，给他发了一双千层底鞋，他不要，坚持要和大家一样。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的好心我是知道的，可你们不能支持我搞特殊。”一次，他老父亲从山西老家来石家庄看他，他吃小灶，他父亲随之吃小灶也合情理。但他却陪老人到大灶食堂一起就餐。当食堂管理人员发现后，为了照顾老人加了两个炒菜，毛铎却坚持付了钱。（参见杨振华《记解放初期的毛铎同志》，《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七辑。）
市委书记毛铎与工人亲切交谈
再看市长柯庆施，当年的许多同志都公认他对干部要求特别严格，训起人来，真如十二级台风袭来，对犯了错误的人，决不客气。而对于犯了罪、堕落了的人，决不姑息。但他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论资历，192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7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统战部副部长，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高级干部。但入城后，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他的衣食住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地步。据他当年的警卫员杨振华回忆，他穿的衣服大多有补丁，一年四季穿布鞋。冬天穿件破棉袄，袖口露着白棉花。当时实行供给制，干部伙食分大、中、小灶。他吃小灶，伙食很一般，和中灶差不多，即使后来形势好转，也是早餐馒头、米粥、酱菜、臭豆腐，中餐两菜一汤，其中一个是素菜，肉并不每天都有，有时就是一个素菜。而他的新婚妻子却上大灶吃饭。凡是招待贵客，必先交待清楚要什么样的菜，吃多少肉，既要客人吃好，又不浪费，也从不让爱人陪客吃饭。有时外出，到基层单位，赶不回机关吃饭，也不让基层单位招待，随便找个地方吃一点就行。
臧伯平也曾回忆起在那难忘的岁月里，和柯庆施共事的点点滴滴。“柯庆施同志开办公会议的形式挺特殊，但很有成效，开‘朝会’，每天早晨起来，饭前，各局长们到他那儿开会，汇报工作，研究问题，布置任务，一开一两个小时，然后分头去办，每天如此。后来，敌机来轰炸，我们就分片来开，分头指挥，有时躲到郊区村里一片坟地里开会办公，带点儿饭在外头吃。敌人想把我们赶出石家庄，那是妄想。”（臧伯平《石家庄解放初期城市管理和政权建设》，《石家庄文史资料》15辑《人民城市的曙光》。）
市长的婚礼
市长的婚礼，当时也是一段佳话，几十年后，许多老同志都津津乐道。1948年5月，经刘仁和华北联大副校长于力同志搭桥，柯庆施和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于文兰谈上了恋爱，几个月后，上级批准结婚。
在市民们眼里，市长的婚事，不定有多铺张呢。何况，那时已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有条件把婚事办得像模像样的了。
市长的婚礼如期举行了。在市长会客室，除了比平常窗明几净外，就是多了几十只椅凳、几把茶壶、几十个茶碗，市长拿出了三条香烟和半斤茶叶，又买了几斤花生、瓜子、糖果。华北局、市委、市政府、各区、局负责人30多人欢聚一堂，一对新人被簇拥而出，依旧是一身旧装。荣高棠主持婚礼，主婚人董必武、于力讲话，接下来就是讲延安的战斗生活，唱陕北民歌，敲着搪瓷盆说快板书。
第二天，新郎、新娘又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1948夏 柯庆施、于文兰在石家庄结婚合影
还有一件事，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8年4月的一天，新华社、石家庄日报等新闻单位5名记者采访柯庆施，记者们对好光圈，调好镜头，要给柯庆施照像，他却婉言拒绝了，说：“不要登我的相片，不要吹捧宣传我个人，要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模范代表，宣传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
笔者带着当时的人民政权是怎样取信于民的问题，曾走访柯庆施的夫人于文兰，请她专题谈谈柯庆施怎样当市长。我们满怀希望，于老却平静地说：“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他这个人，工作上的事，无论大小从来不在家里讲。我只记得，他每天早晨醒来，睁眼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天气怎么样？’”
我们不理解，反问了一句：“为什么”
“盼下雨，天旱呀！”
我们提出要几张柯庆施当年在石家庄的照片。于老笑笑，摇摇头，说：“一张也没有，他这个人从来不让给他照相。”
我们不无遗憾地离去了，觉得不可思议。按一般的逻辑，谁不想让自己亲人的政绩都昭示后人，永垂清名呢？可她，说给我们的竟是如此两句淡如白水的话。
也许，这也正是那一代人共有的品格吧！
仔细想想，我们便释然了。不必再费劲非要挖掘出惊天动地的材料不可了，这些，就是当时历史的真实。
没有强力胁迫，也不用类似国民党政权用党证、团证换出入卡子自由的“钓饵”术，石家庄的人民群众，正是从人民政府的官员们的这一件件、一桩桩平凡的小事中，不知不觉，认识了、接受了新的政权。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在石家庄树起了一座碑。
碑，在群众的口里，更在群众的心中。
一个普通体育教师的感受，颇有代表性。“领导的支持是体育活动得到开展的关键。许多当时的领导，决不限于口头宣传，而是用行动给予全力支持。那时的经费是十分紧张的，但对于体育活动所需的开支，审批手续简便，多次是当场拍板定案，绝无扯皮问题。最令人感动的是市级领导深入实际的领导作风。人民体育场当时是全市体育活动中心，许多领导经常来这里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刘秀峰市长、毛铎书记、臧伯平市长等都是这样。每次来，都是步行，或到办公室聊聊，或去运动场转转，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时赶上比赛，人们会发现他们或者引颈观看，或是干脆就地一蹲，完全象普通老百姓，看不出像一个城市的主要领导。这种作风使我们受到鼓舞，给我们带来克服困难、开展工作的力量。每忆及此，我感到无限亲切，欣慰，实在令人怀念。”（傅彬卿《抚今追昔风范长存》，《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七辑。）
是的，至今，那些从那段难忘的岁月中走过来的老人们，一提起当年，无不念叨着那些穿四个兜的“老八路”们的种种廉政和德政。那神色、那语气，透出无限的怀念和渴想！
四、休戚相关
根需要扎在工农群众中，也需要扎在另一个阶层中。这既是人民政府性质所决定的，也是成功管理和建设城市所必需的。正如臧伯平所说：那时，我们各级干部都是委派的，从农村走进城市，缺乏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经验，我们会搞土改，会搞农村工作，但抓工商业，需要物色使用能担任这方面工作的人才。（臧伯平《石家庄解放初期城市管理和政权建设》，《石家庄文史资料》15辑《人民城市的曙光》。）
如果说，普通工人、一部分城市贫民，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自然天成的“血脉”联系，心是容易相通的，“翻身解放”，很快成了他们铭心刻骨的体味的话，而对于在另一个营垒里生活惯了的人们，那些旧政权的职员、管理人员、中产阶级以及中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解放”意味着什么？问题就复杂多了。他们是“冷眼”看人民政府，既佩服政府官员们吃苦廉洁，又不信服人民政府能管了城市，更怀疑人民政府能容忍他们、收纳他们。“忧、怕、瞧、走”，这是他们的真实心态。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个政府可以是工人的政府，农民的政府，也可以是城市贫民的政府，唯独不是他们的政府。
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想错了。
结论，记在历史的档案里，也记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上。
来自石家庄公教人员政治学校的报告
“解放”，这个颇带有外来恩惠色彩的字眼，当第一次推到旧政权的公职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面前时，在他们眼里，“解放”对他们，无异是“灾难”的代名词。
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现在，共产党还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正如国民党石门货税局局长陈永杰所说的，他们这些人是“杀无赦”。因此，攻城的炮火一停，他们便伸长脖子等挨杀，整日寝不安、食无味，在他们想来，对“这个政府要求很低，不死就行。”（国民党石门市政府职员王金鉴语）而那些“为稻粱谋”端了旧政权饭碗的中小职员，自知自己和国民党没有更深的瓜葛，和共产党没多大的仇恨，也曾风闻共产党不像国民党那样乱杀无辜，似无掉头丢命之虞，但是，他们毕竟是那个旧政权的属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共产党的治下，还有他们的饭碗吗？
就在他们惊魂未定之时，又一纸布告，把他们推入了更为忐忑不安的境地。
“为适应建设新石庄，决定设立‘石家庄公教人员政治学校’，接收曾在蒋伪政权下各机关服务之公教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期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之人生观。”
这是市政府1947年12月21日发布的布告，公布了人民政府对旧政权的公职人员和公用事业、企业、教育界上层管理人员采取的第一个措施。
入校是福是祸？国民党石门市直税局审核员叶学俭事后说：“那时我认为学校是集中营，入校后想寻机逃跑。”
这种想法，颇有代表性。
他们就是背着这样沉重的包袱走进学校的。入校的学员共663人，有国民党石门市政府及6个区公所、89个保办公处的工作人员；有国民党河北省第十一专署、周围流亡县政府，隶属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的直税局、货税局，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石门市地方法院的工作人员；有铁路局、邮政局、电讯局、公路局、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炼焦厂、制冰厂、酱油厂等公用事业部门和企业工厂的管理人员；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河北省银行石门分行、石门市银行等金融系统的公职人员；有公立、私立中等学校、小学、民教馆、广播电台等文化教育系统的教职人员，还有农场、苗圃、棉产改进处石门指导区办事处的人员。
对这些人，人民政府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政策也是十分清楚的，把他们集中起来的目的是学习教育、审查、安排，为此制定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八字方针，并做了具体规定：
1、除经调查属实之官僚资本、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应予以没收外，对一般公教人员的私人财产、工商业投资、银行存款等坚决保护。
2、除反革命分子及犯罪分子外，保护一般公教人员的人权。
3、对于生活上困难的学员，要给予救济，以解燃眉之急，并依此体现团结的诚意。
4、对于公教人员的处理，应贯彻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审查清楚，迅速处理的方针。
5、从实际出发，照顾原来基础，合情合理解决留用人员的薪金问题。
这些方针、政策和具体规定的制定、实施，反映出了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重大的问题：人民政府对来自另一个营垒的大多数人，视为同路人、自己人。
这不是主观臆测，而是来自客观的分析。
纵观这些公教人员，虽然职业不同，成分复杂，背景复杂，但是，大部分人是为了生活而谋职的，死心塌地依附于蒋家王朝的毕竟是极少数。而他们中间，大多数是中小职员和从事技术、管理的知识分子。以国民党石门市政府为例，75个职员中，科员24人，办事员21人，书记16人，占市政府全部人员的81％。他们不过是“看着人的脸子端饭碗”，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国民党石门市长尹文堂及其亲信、同乡手里。
从经济收入上讲，他们也只是辛苦一日，勉强糊口而已。就是收入较高的铁路高级职员，如13个正副站长、调度员，每月的个人收入可折买130斤小米，只可供2一3口人吃饭而已。
在日伪时期，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他们也经受物价上涨、失业威胁、人身安全无保障等困扰。在这些方面，他们同旧政权有着矛盾冲突。只是因为他们受国民党欺骗宣传，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缺乏了解，因而对人民政府抱有疑惧，甚至敌对态度。只要让他们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中解脱出来，从他们所处的狭小圈子里跳出来，看到国家的光明前途，看到他们个人的出路，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转到人民一边来，用他们的知识、技能，为建设新的石家庄出力。
事实证明了人民政府对旧政权公教人员的分析是客观的、准确的，依此而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在学校里，学员们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人的理论和主张。学校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建国纲领、工商政策、土地改革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拨开了他们眼前的迷雾，使他们第一次了解、认识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在学习中，学校采取民主的学习方法，自由讨论，不戴帽子，对他们的错误观念，用诚恳耐心地态度摆事实、讲道理予以澄清和帮助。对那些家庭困难者，给予救济，分三次，给280户救济小米6920公斤。
这对于那些做了进“集中营”的准备而入校的学员们，真是喜出望外。他们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受到了应有的尊重，恢复了做人的尊严，看到了今后的前途，这是在旧政权里从来没有的事，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他们开始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更深的层面来认识眼前的这个政府。
是的，时代变了，革命的性质变了，政府的性质也变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国民党曾发起领导的、现在仍口口声声标榜的“革命”，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彻底、最无私的革命，它不是维护一党、一派和一个阶级的私利，而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共产党建立的这个城市政府，是工人的、农民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也是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是人民民主政府。人民政府并没有因为他们来自另一个营垒就排斥他们，抛弃他们，打击他们，而是拉他们“上岸”，帮他们跳出旧圈子，把他们当自己人，当作管理城市的一支重要力量。
于是，那些抱有抵触情绪的人，开始反思自己走过的路。还是那位抱着等死的态度进校的货税局长陈永杰感慨地说：“过去我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公务员，只要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就对得起国家民族。学习后才恍然大悟是给四大家族当了爪牙。”
他们的立场开始转变。直税局秘书韦智说：“中国有句俗话，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是人，有脑筋，过去不了解，现在学习了许多道理，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看见了，只要细细地看看，冷静地想想，具体地比比，谁好，谁坏，哪个要胜利，哪个要失败，就很明白了。”公路局主任章坚忠说：“我入校时很不满，心想就是死也不服气。但两个多月的教育和事实使我服了，比以往上的十几年学都强，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是幸运的一段日子。今后坚决为人民干，决心要立功。”
在他们思想转过弯子后，人民政府根据本人历史、能力、现实表现、群众反映、家庭状况、家属所在地等因素，并依据本人意愿，及时做了妥善安排。分配本市工作的106人，其中市政府部门18人，企业单位32人，文化教育部门44人，农场12人。家在本市，自谋职业的110人，这分两种情况，一是本人无技术，自愿经商；二是愿为政府工作，但无特殊技能，暂时无法安排，先自谋职业，待条件允许时再安排工作。回解放区农村务农的62人。有163人继续留校学习，其中94人年龄小，有深造培养前途，送建设学院深造，另69人为铁路局职员，经短期培训，即回铁路局工作。有28人的历史没有查清，移公安局继续审查。有186人愿到北平、天津、保定等国民党统治区，准予放行。对这些人，学校做了更为细致的工作，个别谈话，发给路费，带家属的连家属路费也发足，遭受损失的（曾一度被斗，没收了财产等）视情况予以补偿。临离校时合影留念，聚餐欢送。许多人痛哭流涕，不忍离去，有40多人自愿成为共产党的“眼线”。
更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人尚在校，心已和政府靠在一起了，就石家庄城市接收与管理的得失、经验教训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时光流转。公教学校早已成为历史，但它的短暂存在，却是那一个阶层的人们人生转折的里程碑，大多数旧公职人员、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政府、这项事业融为一体。许多人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有的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成为各级政府的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