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大连装火车
那一年是苹果大年，苹果大丰收。当我听说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招人装火车，赶紧去报名。陶小鬼仍记得电报“父故速归”那码事，只是记错了人，非说我是地富后代“董太举”。我说我是董太峯，是贫农成份。他说我得知道你爹是谁，才敢决定让不让你去。装火车不是在大连搞副业砌大墙，一旦把其他东西带进火车，就是反革命行为。把小西山地主富农放走搞破坏，我可担不起责任。我说我爹叫董云程，是贫农。陶小鬼一口咬定，说你家是富农，你爹叫“掉爪子”。我情急之下说：“我爹不叫掉爪子，外号叫无声手枪。”陶小鬼一听乐了：“我知道了，你比叫驴还皮实，你爹枪法准，百发百中。”他举手瞄准我脑门“啪”地开了一枪，马上开介绍信。我羞愧得恨不能从窗缝钻出去，表都不想填了。
第二天，我坐公共汽车来到瓦房店。下车之后我扛着行李，一路打听着，来到县城南端“岗店”，到位于铁道边上的果品公司报到。负责装卸的孙调度不看介绍信，非说我是中学生，让我马上滚蛋。我说公社多种经营办公室陶主任……他抓过我的行李，一使劲扔到门外。我绝不放弃机会，等他离开再提着行李钻进宿舍。我混在几十个装卸工队伍里，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孙调度竟没发现。
铁路半军事化管理，车皮不等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按规定装完车皮。装卸工一天二十四小时待命，火车鸣笛就像部队紧急集合，哪怕半夜三更，也得从被窝里钻出去往站台跑，车刚停稳立刻开装。笼装苹果五十斤，一节车皮装三百笼。体力弱的两、三个人装一节车皮，但是挣得少。体力强的一个人装一节车皮，自己搭肩自己扛。火车一到，我和那几个身强体壮的老装卸工一样，一个人装一节车皮。我两只胳膊各夹一笼子苹果，几步窜上橇板进到车厢里面码好。我身子轻，从车厢里一跃而出跳到站台上，节省一半时间。每当孙调度走过来，我就用披肩蒙住脸。老装卸工们都说，这小家伙真行，比我们装的都快，垛码的也好。
我鱼目混珠装了一个星期火车，孙调度都没发现，以为我已回家。那天他突然发现我正在装车皮，顿时怒不可遏，提把铁锨满货场追打。我和他在苹果趟子里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从这边把我打跑，我再从那边钻出来，抓紧时间装车。他过来撵我我又跑，来回跑来回装车。他坐在苹果笼子上气喘吁吁，无可奈何地看着我按时间装完。几个老装卸工都帮我说话，他只好对我睁只眼闭只眼。
装保温车就不同了，不但有力气更要有技术。装纸壳箱还好说，每箱三十斤一次搬两箱，只要一趟趟靠紧不留空隙，一层层摆上顶棚，都能装够箱数。
最难装的是木箱苹果，每箱六十斤。木条钉成的箱体参差不齐，两边用两道铁皮包装带固定。装卸时要抠住箱底搬起来，将果箱翻转、箱棱直角卡在肩膀上，一系列动作两秒钟内完成。从第一排第一箱开始，必须严丝合缝装二十三箱。最后一箱一进车厢门就得投出去，借惯力“咔”地一声砸进缝隙，差一根香烟宽度都装不进去，少装一箱都关不上车门。只有几个老装卸工装保温车，工钱加倍。
保温车都发往苏联，到了满洲里口岸也到了冬天。那当时两国关系紧张，对方无事生非故意刁难，验收不合格过不了口岸，还得一级级追查责任。有人出于对修正主义的义愤，在箱子里装进石头和死老鼠，被对方检查出来之后，不但整列车的苹果报废赔偿，还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有人还因此被判刑入狱。
只有我和老装卸工一样，也一个人装一节保温车。我嫌戴手套不得劲，徒手抓苹果笼子纸壳箱子和木箱子，抓豁了十个指甲。一个月之后，我十根手指头磨出厚厚的老茧，像铁扫了十只皮革指套。我的右侧肩膀上，被苹果箱子卡出一道棱子，用手掐都没有知觉。最忙那次我连装两天两夜火车，好几个体格弱的人累到吐血，小脸煞白不告而别。装卸工除了装苹果，还要装卸其他货物。我扛过二百零五斤重一麻袋荷兰尿素，扛一袋挣一分钱。每袋面粉三十斤，我一次扛八袋。当装卸工累，还危险。睡在我身边一位大叔膀大腰圆，除了眼珠子满脸都是胡子。他装卸十几年火车毫发无损，一次卸圆木被“擀了面条”，被镶嵌在站台上成了一片薄薄的平面，几杆子血喷出几十米远，只剩下一层皮一大把胡子，起尸时从地上揭下一具人干。还有人被车箱门“捂了家雀”，身体支离破碎。
孙调度亲眼目睹，整整两个月不管白天黑夜，“中学生”没耽误一分钟没放弃一节车皮，没累吐血没被砸死，一块皮都没碰破，工钱和老装卸工一样多。
没来车皮的时候，我不逛街不睡觉不打扑克，去新建库房里刨土、推土，推一车挣五厘钱。最初的三十多个装卸工，坚持到最后的，除了几个“扛小杠”的老装卸工，再就是我。那天我装了一宿火车，白天还在看书，孙调度进来了，朝我伸出大拇指，说：“你这小伙子，我算服了你了，将来肯定能当作家。我撵你打你你别生气，我怕把你累坏了出事故。”我很受鼓舞和感动，勒紧裤腰带，又用饭票兑回一元三角钱，到街上新华书店，买了本新版《艳阳天》续集。
这引起一位老装卸工咆哮：“你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哪个作家干这个活？我在旧社会当小半拉子都比你强。学校请我作忆苦思甜报告，校长埋怨我说实话没淌眼泪。顿顿大黄饼子管够吃，白菜炖粉条子可劲造，淌眼泪是尿尿吗？喝瓢凉水憋一会儿就泚出来了吗？我说我丧良心，东家对我那么好我还偷东家的苞米，没等说完校长带头鼓掌喊口号。我说你们弄错了，我偷东家苞米不对，校长赶紧不让我讲了。你连垫肩、手套、馒头都舍不得买，拿手指盖、肩膀头子、肚皮和火车对命，我这才想哭……旧社会穷人牛马不如，你现在也牛马不如！哪有牛犊子、驴崽子出这样的力？你爹你妈不是人，让孩子出这个力遭这个罪。你挣的钱是拿命换的，你拿回家你爹你妈怎么花？走，我和你去书店，把书退了。”
我不去，他更来气了：“你不心疼钱我心疼。”他一把将书抢走，撕了几下没撕动，往地上摔了几下没摔散，一扬手“哗啦”一声，扔到窗外铁道上。
两个月之后，果讯结束。我行李里面装着二百元钱，沉甸甸地挑着回家。我走在杨树房黄花岗上，一辆吉普车从身边飞驰而过，里面一定坐着哪位大人物。我走到盐场村东头，吉普车返回永宁。我到了西北地，邻居王振礼三叔见我挑着行李走过来，竟认错人，叫着小我十岁弟弟的乳名：“驴子，去接你哥了？你哥怎么没回来？”我说我是小小子，三叔认真看了我几眼，惊讶地说：“看把孩子累的，都瘦脱相了，快回家让你妈煎两个鸡蛋吃。”三叔的几句话说的我心里一阵发暖，一下子走不动道了，挑着行李，摇摇晃晃好不容易走到自己家街上。
父亲袖着手站在街上，专注地望着园南头几棵大杨树。这回他没从腰间“掏枪”，也没向树上鸟巢瞄准“击发”。实际上他已经看见我了，假装没看见。我走到他身边，他只乜斜一眼，转过头没搭理我。他那布满血丝、玻璃体更加浑浊的眼睛，像一对火印烙在我的心头。他一边腮帮子肿了，从侧面看就像在窃笑。
每当谁家孩子当兵走了，招工走了，被推荐上大学，他都犯牙疼病，起码一个月不和我说话。仿佛他犯牙疼病，都因为我没当上兵、没被招工、没被推荐上大学所引起。我看出来，这回他上的不是一般的火，不是盐场和大西山谁家祖坟冒了青烟、孩子有了大出息，就是为我吃苦受累遭罪而揪心上火。三叔和我没有血缘关系，还知道心疼我，何况他是我的亲爹。那一刻我进行权衡，还是后一种原因。这让我从心里感动，忍不住在他身后叫了声：“爹，我回来了……”
我声音颤颤微微，既充满了谦卑，也像在邀功。毕竟在我行李里面，捆着二百多元血汗钱。那当时这些钱是巨款，将老房子翻新绰绰有余，再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我盼望父亲能转过身和我说句话，起码给我个笑脸。记得前街三大爷董云功十年徒刑期满被释放回家，我们这些孩子早早去他家看热闹。三大爷也和我一样挑着行李，回来时也在街上见到他爹，也用我这种口气，说的同一句话：“爹，我回来了……”三大爷他爹回头见到儿子，一下扔了拐杖，老泪纵横喊了一声：“儿啊，你可回来了……”接着，父子俩抱在一起哭做一团。
我真是自作多情自讨没趣，父亲不但没回头，还抬脚进到大园里，仰头专注地望着大杨树上的喜鹊窝。在我离家这两个月里，喜鹊窝又被新的山燕子所霸占。父亲可能忘了枪早都交了，仍煞有介事地把手伸向腰间掏枪，掏了几下没掏出来，这才用食指当枪管、翘起大拇指做击发锤，瞄准树上的山燕子“击发”。山燕子不但没被“击落”，还朝下面“噗嗤噗嗤”两泡稀屎，差点落到父亲头上。
我刚上学时，父亲给我取名叫董太风，爷爷奶奶说这名不好。海上刮大风，家里再出个刮风的，沙子就得把房子埋了，不行。父亲这回吸取教训，开始抗争，和爷爷奶奶辩解，为什么给我取名叫董太风。他说董家不出息人，就是没有文化，得出个文化人。但是董太本、董太学、董太才、董太书、董太字等文化名都被人取走，只剩下董太风没人叫。父亲拿来字典查到“风”字，讲给爷爷奶奶听，“风”就是写文章的风格、做人的风度、风雅和风骨的意思。爷爷奶奶听不懂，说早给大孙子取了好名，叫董太钱，一辈子有得是钱。父亲坚决不同意，他虽然没像当年一失足成千古恨，也做了一定让步，把“风”改成“锋”。“锋”字刀刃锋利，有“反文”，我属羊还有个“独角羊”，将来文武双全。在大、小西山老董家，我们这辈凡“太”的人太多， 在头几代就把名占上了。大西山使船的人都明白，刮西风时上鱼多，船还好上岸，“西”是吉字，董太西的名字早已被人取走。
织网的董云强没给儿子抢上“西”，但抢上了“风”，给儿子取名“董太风”。他没想到，小西山“无声手枪”的“子弹”快过他的线梭子，先他一步把好名抢去。当他听说“无声手枪”的儿子改叫“董太锋”，都乐蹦了高，马上宣布，他儿子还叫董太风。大西山的董太风只念二年书，就辍学回家使船。有一年“辽瓦渔”到大西山招工，象征性进行考试。小西山人不会写鲅鱼的“鲅”字，还能写个别字“爸鱼”，不会写“爸”再写成个“爹鱼”。大西山董太风连“爸”和“爹”都不会写，写成个“鸭鱼”。以前他管小米饭叫谷饭，人们叫他“谷饭”。现在，人们都叫他“鸭鱼”。我装火车之后，他随生产队到万家岭挖沙子，在工地做饭。前几天，复县县长视察途中，在大西山副业队吃饭，他炖了“鸭鱼”。县长对他的手艺赞不绝口，他还会来事，把县长一行照顾得无微不至。县里缺个炊事员，县长当即让董太风收拾行李，随他一起到县里。妈妈告诉我，父亲听说大西山董太风被县里挑走了，后悔了一夜，一遍遍地说，别把驴进的名字改了就好了。
今天下午，县里吉普车送董太风回大西山看望“鸭爹鸭妈”，父亲立刻犯了牙疼病。我没好气地说：“他自己错过那么多机会，怎么没牙疼上火！我要生在他那个时代，当兵就能当上司令，进公安局就能当上局长，怪他自己没有主见。”这回，妈妈向着父亲说话：“你装了两个月火车，你爹叨咕了两个月，总说对不起孩子……他把心思都放在你身上，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把你爹叫回来。”
别看父亲不理我，却时刻都为我操心上火。我原谅了父亲，更感到对不起父亲。从我身边驶过的吉普车，里面坐着董太风。如果让我坐进吉普车调到县里，让父亲去跳海，他高兴地撒腿就跑往青石线跳海。否则我就是挑回一担钱，他也不理我。我去园子里，说：“爹，回家吧。”父亲低着头，默默地跟我回家。
我又一次让父亲失望，豁上命挣回这二百元钱，也万分对不起他。我要用人生的第一桶金，翻新家里的房子，父亲总得把我当回事儿，以后别整夜骂我、把我当人看就行。三天之后，父亲在生产队看报纸，得知海南岛受台风袭击，全岛死亡903人，伤1955人。他没和任何人商量，自作主张把二百元钱寄到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