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不要我了……

　　曾有据报道，武汉市有一位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局分局的局长兼党组书记张细新在短短的3年多时间里，伙同其揽财小团伙，私设3个“小金库”，截留应上交财政的收入共计1200余万元，代收的有关费用共计800余万元。此案发后，市纪委、市监察局决定给张细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个人非法所得65万余元，予以收缴。当市纪委有关部门向张细新宣布其“双开”处分决定时，张竟然痛哭失声：“母亲不要我了！我在母亲的怀抱里生活了30多年，现在母亲不要我了……”

　　时至今日，这个对国家和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的人居然是这样醒悟的，还在“我把党来比母亲”，向党“撒娇”。他的言词中充满委屈和埋怨，潜台词这样的：我再怎么也是党的人，是党的孩子，怎么能不要我呢？正如有的腐败分子被揪出来后还老大不服气，声称：我整个人都是党和国家的，吃点喝点拿点算得了什么？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谬理论真还有点市场，在他们概念里，党和个人的关系不仅不存在什么公与私的关系，而是完全融为一体的，合为一家的。他们只知道共产党是执政党，入了党就有可能做官，有可能获得权和利，而党组织就是天然的靠山和保护伞。你说他不对吗？他会振振有词地反问：我不靠党，不靠组织，你说靠什么？！他认为他不是外人，是家里人，说到底肥水也没流去外人田嘛。当然，此类说词荒谬、低级、庸俗得不堪一驳，但还是给人们一种思考，政党和人民是什么关系？党组织与党员是一种什么关系？　

　　经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除了一些幼稚的“追星族”而外，人们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然而，当一切以组织的名义出现的时候，人们又有些惶惑了。曾记得在八十年代，正当全国拨乱反正，为历史的冤假错案平反之时，就有人四处演讲，不惜现身说法，大肆宣扬“娘打儿子”的理论，给人一种“错也不算错”的印象。尽管当时此说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质疑和抵制，但还是给全民族对历史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留下了阴影。就有那么些人，在对受到迫害及不公正待遇的人们恢复名誉时居高临下地声称：当初把你打成“右派”或什么“分子”是正确的，现在给你平反也是正确的，这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这也更体现了我们党的英明伟大。似乎，你还要对他感恩戴德，三呼万岁才是。正义呢？不见了！是非呢？没有了！思想呢？消失了！一切都淡化成娘和儿子的关系问题，不必追究，不必反思，何况“打是疼，骂是爱”呢？　

　　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使中国在近代大大滞后于西方先进国家，这绝不仅仅体现在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上，当西方已诞生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中国人还在那里念叨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连一度被尊崇为伟大的农民革命的典范太平天国也不例外。更可悲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竟然还上演了一幕幕“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悲剧。其中，自上而下的“君与臣、父母与子女”的观念是否值得深刻反思一下呢？诚然，马克思、列宁所指望的“公仆”如今已成为笑谈，因为他们的待遇和权力除了个别大款以外，一般“主人”难以与之相比。很多人无奈地把社会发展的希望放在“父母官”身上，期盼他们能廉洁奉公，主持正义，不要忘了人民。作为一种愿望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没有当家作主的民主和民权意识，恐怕是很危险的。“父母”并不代表先进，也不一定代表正确，更不能包办一切。　

　　在反腐斗争中之所以有腐败分子被揪出后发出“母亲不要我……”的哀怨之鸣，这反映出陈腐愚昧的封建宗法观念对一些人思想的侵蚀，他们甚至沉沦于这样的思维定势：娘是可以打骂儿女的，特别是对不听话的儿女，与其这样还不如“一头扎进娘的怀”，吃他娘，穿他娘，用他娘……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方法。应该指出，如果说过去人们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用家庭和亲情来比喻政党、执政者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情有可原，那么当今在民主、法制、科学等现代思维环境中，再重弹老调，则是不折不扣的无可救药的庸俗！　　

　　有时候，一个偶然出现的社会讽刺是触目惊心的，它太具有历史的痕迹了，成为了历史的笑话。更可怕的是，新型的贪官已经没有把国家和共产党再当回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