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记（下）
1948年元旦，石家庄市政府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市长柯庆施在讲话中，专门论述了民主政权建设问题，他说：“今天我们的政府是民主联合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农民专政，而是由工农兵学商各界组成的，广泛统一战线的，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现在的政权是临时的，是代表人民的，待把蒋军残余势力消灭后，还要由全体公民由下而上选举。”“我们的政府是依靠人民严格反对官僚主义；我们的政府是廉洁的，绝不许任何贪污行为。干部要保持固有的艰苦作风，我们的政府是在群众监督之下的政府。”
这是石家庄新政权建设的纲领，是新政府根本区别于刚刚从这个城市消失了的旧政府的宣言。这在全市人民面前树起了一面旗帜，一面鲜艳的、昭示着光明与进步、民主与革命的旗帜。
但是，这毕竟只是写在旗帜上的宣言，能否变成现实，还需要实践去检验。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只有农村政权建设经验，还没有比较长期的城市管理经历和完备的城市政权建设经验。
还因为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手里夺过这座城市，没得到管理城市任何有价值的经验，倒是他们的前车之鉴，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的建设鸣响着警钟。
想当初，抗战胜利，蒋介石依靠美式装备的优势兵力抢走了本应由八路军接管的石家庄。简直是一夜之间，专、市、区、保、甲，党、政、军、警、特，各级、各种机构，蜂屯蚁聚，突如其来。且不说20万人口的城市，硬塞进了3万驻军、万余名党、团、政、警、特人员和四邻八县的地主还乡团，占了全市人口四分之一，也不说那三道防线，6000多个明碉暗堡，层层电网、雷区、铁丝网构筑成的“固若金汤”，单是那前所未闻的保甲连坐制、封锁隔绝、用出卡子便利做诱饵发展党、团员，“抹灰”、安“钉子”，就足以令人瞠目了。但是，他们“坐打也可固守三年”的“固若金汤”，原来只是一个梦。仅仅6天，他们的统治大厦便连同他们的梦一齐灰飞烟灭了。
事实就是这样严酷。
地基不牢固，再显赫的大厦，迟早要颠覆。根扎不进泥土中，参天大树也有倾倒的一天。
而现在，中国共产党要在废墟上建立一座永久性的大厦，“根基”向题也是绕不开的首要问题。
根扎在哪里？根能扎多深？
这是一道怎样的选择题！在某种意义上讲，胜、败已不是石家庄一座城市的问题。
因为，此刻是1947年底，一个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期。中国革命历史进程，把新的历史使命提到了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工作重心就要从农村转向城市，要从武装夺取政权转向民主建政和国家建设。只有掌握了城市，才能完全掌握全国政权，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这就不仅需要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转变，还需要思想观念、工作作风、领导方法的根本转变。这就迫切需要有系统、完整的城市工作经验供参考，有一个城市工作的样本供借鉴。
石家庄，作为历史转折关头第一个解放的城市，便被推上了新的历史舞台，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
正因为如此，朱德总司令才指出：“石家庄是解放军收复的第一座城市，其意义不仅在于军事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方面。我们不仅要学会打城市，还要学会恢复和管理城市。”刘少奇讲得更为直接和切中要害：石家庄的问题，“是党进入大城市遇到的新问题”，石家庄要“创造出一套石家庄的东西”，“要在石家庄摸索出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为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提供样本”。
一、进城 新的攻坚战
在解放石家庄战役武装攻城紧锣密鼓进行准备的同时，接管石家庄的准备工作也悄然进行着。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为解放后的石家庄抽调了大批干部，其中有不少高级干部。随着1947年11月12日攻城炮火的停息，大批干部从土改会议上，从解放区各区机关，从学校课堂，急匆匆跨过残缺的内外市沟，走进了硝烟尚在弥漫的石家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虽然是诞生在城市，却在1927年建立起人民武装时，被迫从城市转向广阔的农村，到今天，以主人的身份，走进城市，接管城市，时间，已过去了整整20年。
然而，此时，对于进城的干部们来讲，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想城市，盼城市，而他们进了石家庄，面对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城市。
这是块被血与火染红、烧焦了的土地，更是块被严重污染了的土地。
石家庄虽然人口只有20万，社情却十分复杂。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流：“石门三大宝，破鞋、饼子、大山药”。也有人将石家庄社情概括为“六多”：特务多、妓女多、地痞流氓多、票子多、毒品多、失业者多。
早在日伪统治时期，石家庄就成了人间的地狱，魔鬼的天堂。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抢占石家庄之始，便着力把石家庄经营为反共反人民的据点。除了派驻3万余重兵把守外，城内还麇集着国民党党、政、警、特机关几十个。国民党在石门的特务组织，大大小小有十几个，成员共计有1000多人。据解放后石家庄公安局统计有：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石门站，成员203人；晋冀铁路特别党部调查室石门区，成员31人；平汉区铁路调查统计室石家庄分区办公室，成员40人；国防部二厅石门联络组，成员47人；国防部保密局石门策反组，成员16人；国防部保定站石门组，成员17人；北平行辕石门联络区，成员170人；保定绥靖公署第三联络组（后改称“华北剿总”第三联络组），成员180人；国防部绥靖第一大队（0760部队）石门组，成员85人；中宣部华北专员办事处平汉、正太铁路指导员办事处，成员70人；石门市动员委员会肃奸组（南大街十九号），成员72人；国民党第三军谍报队，成员120人；公教报国团（又名“八一三”），以宗教为掩护的特务组织，在石门周围约有90余人。
特别是国民党溃败之前，大搞“抹灰”政策，乱拉党员，滥发党证，以搅浑水，给解放后的石家庄制造混乱。1947年8月份，石门成为孤城，国民党当局规定，出入市区，凭党、团证免受检查。不少市民为了出市方便，抱着“弄个出入证件”的想法，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以大兴纱厂为例，全厂共有职工1501人，而国民党、三青团员就有470多人。铁路系统共有职工2719人，国民党员就有1865人，占68.5％。
总括起来，当时全市人口约20万人，而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有3万多人，约占16％。各类特务人员1439人，加上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逃亡地主、还乡团等，共计约有1.4万人，占了全市总人口的7％。此外，还有反动会道门组织百余个。妓院，日伪时期60余户，妓女406人，国民党时期55家，一等妓女23人，二等妓女99人，三等妓女166人，还有不少暗娼。还有为数不少的赌场、大烟馆。妓院、毒品、赌场成了石门的三大公害。
与之相伴随的，是在国民党接收大员们的强取豪夺下，石家庄经济濒临崩溃，大批工人失业，市面货物短缺，物价飞涨，饥民遍市。
这就是共产党接收石家庄时面临的社会状况，也是管理城市必须收拾的烂摊子。
复杂的社会基础，决定了石家庄的城市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因为没有基础，更缺乏经验.此时，对于大多数进城干部来说，城市是陌生的，有的人惊讶马路为什么这么宽，有什么用？不明白电灯是怎么亮起来的，以至于闹出了到电灯泡上对火吸烟的大笑话。这样一些人进了城，将扮演什么角色？是让不少市民恐惧的“包白毛巾的更可怕”的接收大员，还是如有些人冷笑着的“怎么进来，再怎么出去”的匆匆过客？
当硝烟初散，国民党军的飞机还不时在上空“下蛋”时，那块在原国民党三军军部门前挂出来的“晋察冀边区石门市政府”牌子，和那一张张在大街小巷贴出的“市长柯庆施就职视事”的布告，在惊魂初定的人们中并未引起多大反响。除了一个排的战士守护着，除了那些从四面八方进城报到的干部和联系工作的军人奔向这块牌子外，还有谁注意到它的存在呢？
毋庸讳言，大多数人的态度是冷漠的。
岂止是冷漠！误解和不满的情绪，在一部分市民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此时，对于石家庄的老百姓来讲，面对1947年11月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城市政府，他们能了解多少呢？事实是，除了20年代中，铁路大厂等部分产业工人接触过共产党外，近20年了，有多少人见过共产党呢？日本侵略者、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都把共产党描绘成“共产共妻”、“杀人越货”的“匪”，特别是日本投降后的两年来，从四邻八县逃进石家庄的还乡团和逃避周围解放区土改和清算的人，更很少或根本不替共产党说话。一时，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共产党谁个优，谁个劣。在他们眼里，随着枪炮声打进石家庄的“政府”，不过是另一个外来政府。他们又怎么会知道，人民政府是他们自己的政府，和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政权有着天壤之别？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头上包白手巾的最可怕。”（《对进了石家庄以后缉捕工作之检讨》，石家庄公安局1948年档案。）而小资产阶级、中小工商业者、部分旧职员和知识分子，则对人民政府敬而远之。“他们表示钦佩解放区来的干部，说‘能吃苦，不贪污，这是好的’，又不佩服区街干部对于管理城市的能力，认为是‘土包子’或者是‘会说北平话的小孩子’。”（石家庄市公安局《社情通报》第六号，1948年7月25日。）
严酷的现实摆在了面前。一个代表人民群众的政府，开始竟然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得不到群众支持，在群众中扎不下根，换句话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如果在短期内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那么，不用国民党再来军事围攻，恐怕自己就会卷铺盖，怎么进来的，再怎么出去。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这决定了石家庄解放之初的城市工作是一场比武力夺取石家庄更为艰巨的攻坚战。
二、“润物细无声”
清风扑面来
石家庄的客观环境成为石家庄解放之初城市工作绕不过、必须攻克的的难题，而对于踏着硝烟走进石家庄的入城干部来说，攻克个人主观思想感情、心理难题，更为艰巨。
在一般人眼里，尤其是那些经年累月呆在山沟里的人的眼里，城市无疑是个灯红酒绿的世界。进城，就意味着吃香的喝辣的。可是，对于那些几乎是踏着解放军战士冲锋的脚印进入石家庄的数百名干部来讲，进入了城市，也就进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在征集石家庄解放初期人民政权建设史料时，笔者走访过的每一位当初的入城者，都异口同声地讲诉，进城后，他们的生活比在农村根据地还艰苦。苦还不是主要的，在街上，在店铺，就是你顺便问个价，也常常因身无分文的“寒酸相”而遭白眼，让人受不了。
局外人很难体味这种尴尬带来的心理不平衡，由这种不平衡造成的心理冲击。这种冲击有巨大的杀伤力。定力不强的人，很难保证不被冲倒击垮。
而此时石家庄的老百姓，正用疑虑的眼光看着他们。腰中无钱，手里可有权。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接收石家庄没几天，一个个不都是脑满肠肥了吗？正因为腰里没钱，穷，才更让人悬心。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一个个衣冠楚楚，尚且如此，而布衣粗食的共产党干部们，不更是饿虎扑食吗？所以，所以才有人断言，“头上包白手巾的最可怕。”
共产党的入城干部，会重蹈国民党接受大员们的覆辙吗？
面对群众的疑虑、冷漠、观望，甚至敌视，进城的各级干部，用自己的行动，彰显了这个政权的人民性，表明了这个政权的各级“官员”的公仆身份，最终，在市民的心目中，把这个政权和以前统治过他们的所有政权，划了一道分水岭，新生的人民政权很快在群众中扎下了根。
时任石家庄市委研究室主任的王文克回忆说：“生活艰苦，粮、油、炭什么都靠花钱买，比在农村时还苦，天天小米饭，再有点儿白菜、咸菜。一碗面条，放点儿油盐就是好的病号饭了。有些在农村根据地的同志，想进石家庄改善生活，买两个缸炉烧饼，那是最好的食品了。这还是1948年以后的事了。进城后仍然是供给制，身上连一分钱也没有，拿什么去买？”
时任一区五街街长的杨法陶回忆：“当时，我们生活相当艰苦，每人每月只发一元钱的零用费，比在农村还苦。柯市长对干部要求相当严格，纪律非常严明，他曾给我们进市干部下命令，一年内，谁也不许在市内买东西。我一年就花了一角钱买了双鞋垫。那时吃得就更差了，一般是有霉味的公粮小米，能吃上一顿窝头、杂面汤，就是改善生活了。”
时任市政府机要秘书兼文书科长的彭子堪回忆：“我们生活艰苦，没有住处，没有床铺，地下铺把柴草睡觉。一日两餐，上顿是小米饭白菜汤，下顿是白菜汤小米饭。上午9点开饭，饭前两个钟头开会、学习，饭后办公，中午不休息，直到下午4点吃饭。饭后劳动，开荒、种菜。晚上出去转转，也只是到南大街一带的破烂市看看，谁也不进商店，特别是私人商店。因为有些业主很瞧不起我们这些穷光蛋，免不了奚落我们。我们确实也一文不名。同时也有纪律，一入城，就约法三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拿公家的财物，不准上市买东西。办公条件也相当艰苦，就是后来形势好转了，也是极艰苦的。一般的就是一张桌子，几把凳子，全都是旧的。根本没有交通工具，缴获的自行车，也只配给通讯员。上至市长，下至一般干部，外出大多数是步颠儿。”
连时任市政府建设局长、副市长的臧伯平这样的高级干部也说当时生活苦，“发点工资，也仅够维持生活”。
但是，他们既没有被困难吓倒，当了逃兵，也没有用手中的权力去追逐灯红酒绿，当了糖衣炮弹的俘虏。他们都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了。开始有些人怀疑他们是做做样子给人看，到后来，见他们天天这样，才知道是真的，从内心服了他们。
而那些“会说北平话的小孩子”们，从城市到城市，环境条件却是天壤之别，但他们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吃苦耐劳精神。特别是那些女学生，一套男式军装套在身上，又肥又大，不卷起半截袖子，就可唱戏甩长袖了。但是，没有闹情绪的，没有打退堂鼓的，也没有违犯入城纪律的。
艰难困苦，对于女同志来讲，也许更严重了一点儿，她们毕竟有许多生理上、体质上的特殊之处，唯其如此，也才更让人佩服她们。
郭彤，石家庄解放初第一位女局长、石家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市政府女委员。解放石家庄的炮火刚熄，便从农村根据地匆匆进了城，开始了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的新的战斗生活，也经历了新的严峻的考验。她曾回忆过这一段难忘的岁月，从一些片断，我们便能感受到当时环境的艰苦，和她们艰苦奋斗的忘我境界。“照现在人的想法，从农村到城市，那是享福去了。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入城后，生活十分艰苦，比在农村还苦。在根据地，我们还自己动手开荒种地、改善生活，而入城后，仍然是供给制，而且什么都要买，伙食不好，整天吃小米饭，加点绿豆，老咸菜，不变样，吃得人直反胃。尤其是当时我正怀孕，反应厉害，小米饭本来很好，我们吃了十年，可是那时一闻到小米饭就吐。不吃这些，又吃什么呢？还得硬着头皮吃。有苦也不叫苦，有难也不说难，没有谁想过打退堂鼓。”
（转摘自《郭彤回忆石家庄解放初从政的经历》，《石家庄文史资料》15辑《人民城市的曙光》）
郭 彤 
擦亮市政府的牌子
彭子堪，石家庄解放之初，是市政府机要秘书兼文书科长，后任办公室主任、副市长，在市政协副主席的任上离休。1947年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解放石家庄市时，他随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程宏毅在前线后勤司令部工作。11月12日中午战斗结束，下午，他就进城，受命筹备市政府办公地址。据他回忆，他和军区后勤司令部苏参谋一起刻了公章，制作了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两块牌子，选定国民党三军军部所在地（原正太铁路局办公大楼）为市政府对外办公处。两块牌子并排挂在距车辆厂水塔西南方约一百多米树林中的两棵大树上，人民解放军一个排的武装警卫着这两块大牌子。
为什么军、政领导机关当时设在这个地方？
彭子堪回忆：“当时我党政军领导考虑，是为了减少敌人对城市的破坏，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方便初次进城干部入市后，很决能找到领导机关而定的。石家庄解放了，可是北平、保定、天津等大中城市还没有解放。蒋介石不甘心失败，每天从北平等地窜来飞机滥肆轰炸扫射，其目标主要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我军驻地。在这种情况下，如对外办公设在居民稠密的闹市区，敌机来轰炸，不可避免地要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如果设在市郊边沿地区或偏僻地方，大多数市民不知道，就发挥不了解放后人民政权的威力。同时从农村调进城的党政军人民团体的干部，第一次来市后，不知道到哪里去报到，这个地方便于寻找。这个地方虽然距车辆厂很近，但当时铁路早已破坏，很久不通车了，工厂停着工，敌人轰炸也无妨大事。”
单从选址这件事上，就彰显出当时共产党政权对人民负责、替市民着想的品格。
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各级干部，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不论是老革命，还是“会说北平话”的学生，都把市政府的这块牌子当作人民政权的象征，倍加爱护，同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持这决牌子的神圣和洁净。大家都一门心思扑在了工作上，用自己的行动来擦亮政府的牌子。
对此，王文克有切身体会。他回忆：刚一进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工作相当困难。干部都是从四面八方派进来的，两眼一抹黑，社情一点儿都不了解，这对入城干部是个相当大的考验。12月份建立区委区政府，机构很精干。区政府有区长一人，秘书一人，几个干部，一个伙夫，一共只有五六个人。区委一名书记，一名宣传委员，一名组织委员，两名通讯员。主要靠街政府工作，街政府是第一线了，街道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宣传政策，维持治安，了解情况，也只有十来八个人。他带的几个青年干部，都是二十一二岁，年轻活跃，工作泼辣，不辞辛劳。女同志是北京出来的女学生，发给男式军装，又肥又大，毫不在乎，袖子一卷，跑跑颠颠，工作很卖力气。“市委立即派我去搞工人工作。可是我过去从来没做过工人工作。我带了四五个人，住进了民族街西头一座日本式房子里，门窗被市民趁战乱拆走了，剩了一个一个黑窟窿，屋内已是一空如洗，连电灯线都没有了。门窗只能挂上席子挡风。外边窗户下就是国民党兵的一具死尸，只盖了一张席子，全市清尸工作还没搞完。我带的都是青年，我最大了，才30岁，还有两个女同志。大家都害怕，我为了给他们壮胆，两条凳子搭一块木板，住在窗户根下有死尸的那间屋里，和尸体只隔了半截墙。女孩子晚上不敢上厕所，得叫上男同志陪她们绕过死尸。安顿住下后，便立即着手工作。”就在这里，他们找来“二七”老工人和地下党员，摆几条板凳，点一盏油灯，共忆“二七”大罢工，叙谈二十年来处于地下的情况，宣传党回来了，掌握政权了，二七老工人、老党员要发扬“二七”的光荣传统，发动工人，组织护厂委员会保护工厂，坚持生产。老工人、老党员兴奋异常，都承担了任务，很快积极行动起来，到铁路大厂、电灯公司、发电厂、炼焦厂、大兴纱厂、电话局等联络、发动工人。很快，各厂建立了工会。（王文克《难忘的岁月》，《石家庄文史资料》15辑《人民城市的曙光》。）
理性的思索
用自身的行动维护人民政权的形象，动力不单单是出自朴素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也有更深刻的理性思索。
“怎样才能站稳脚跟，建立起稳固的政权，这是我任街长时面临的重大课题。”这是笔者访问当年在石家庄一区五街任街长的杨法陶同志时，杨老回顾进城之初政权建设时的感慨，可谓一语中的。
进城之初，在国民党三军军部门上，他看到了四个字：“居安思危”。此时，已没有人知道是谁，又是出于何种心态把这四个字高悬于这个城市最高权力机关的门楣之上的，也许仅仅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警示国民党官兵，不要忘记了四周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和根据地的存在。亦或是那个阵营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从他们入城之初的所作所为中，看到了这个政权的“危卵”之势，向那些达官贵人们发出警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最终，这不过成了这座“衙”门上的风景。这个政权，无可挽回地成了历史垃圾。但它留给后人的警示，能一起消失吗？
从那时起，他牢牢记住了这四个字，也记住了一种历史责任。在入城之初的那一段非常日子里，以至以后的漫长岁月里，如警钟，在耳边长鸣。
正因为如此，他对街长，这个城市最基层政权负责人的职责，有着更深层次的认识，当作一种历史的责任。“工作千头万绪，保持清醒的头脑十分重要。政策对头是当务之急。建政之初，每一件工作政策性都很强，又是我们不熟悉的工作，不大懂，就边干边研究，边摸索，边改进，既费力，更费心。”
他对于站稳脚跟，也有深一层的认识。“取信于民，站稳脚跟，除了政策正确外，我们进城干部的表率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让群众信服共产党，信服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就得实心实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创业，不谋私利。”“我当街长8个月，亲身感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干部的表率作用是最有说服力的。”
他们 想到了，也身体力行地做到了。当时，生活相当艰苦，对干部要求很严格，纪律严明，但是，他们没有畏难情绪，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苦为乐，一个心眼儿地做好工作。最先被感动的是属下的闾长们，一个姓张的闾长就对杨法陶说：“开始，还以为你们是做样子给我们看，几个月过去了，天天这祥，知道是真的，世界上哪有这样傻的人，我看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
这是心的折服。也正因为如此，杨法陶才感叹：“他们内心服了我们，工作就好开展多了。”
还让杨法陶铭记在心的，是干部作风过硬，绝不许向群众耍官僚作风，更不准打人驾人。对群众的态度，看起来是小事，在群众眼里，却是这个政权是代表谁的根本标志。有一件事，几十年后，他还牢记不忘。西小街有一户偷电，电业局干部打了人家。他们就开现场会严厉批评电业局的干部，电业局长想不通，找到市政府诉苦，结果被狠批了一通，指出打人是法西斯作风，是无能的表现，共产党决不允许有这样脱离群众的恶劣作风。
做工商业者的工作，同样是将心比心，用政策争取，用真情感化，用共产党人的正气折服。
杨法陶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的一件事，没想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他任职的五街，工商户集中，大桥街乐仁堂是很有名气的药店，总店设在天津。石家庄解放后，药店掌柜走了，无货可售，关门停业，伙计们非要回天津不可。让走不让走？争论很大。他考虑，在石家庄，无钱无货，干不成买卖，他们又害怕，如果硬坚持不让他们走，只说留在石家庄大有前途，他们未必真信，不见得有实际效果，不如让他们回去。可是，有人认为，这样做，有违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在他的坚持下，把伙计们都放走了，只有一个伙夫尤师傅守门。后来，尤师傅又去找他，说：“店里没钱没货，总也不开门，我回天津和总柜说说，让他们早点发货开业。”他又同意放走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总经理竟然任命这位尤师傅为乐仁堂药店的经理，立即想办法发了几车药，让先前回总店的伙计们再返回石家庄，很快开了业。
这显然是政策对头、工作方法得当，使工商业者逐步相信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这些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是些再平凡不过的琐碎小事。但是，“润物细无声”。群众正是从这一点一滴的“小事”上，认识了共产党和共产党建立的这个城市政权，相信了各级政府和干部，由怀疑、观望变为信服、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