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的米汤
我有一个发小，长得圆鼓溜溜、皮黑肉厚，是喝凉水都不耽误长肥的那种小胖子。小时候流行一部电影《小兵张嘎》，他长相与嘎子极其相似，又比我大一岁 ，于是我就喊他“嘎哥”
大集体的年代，麦收前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大家都经常饿肚子。那时也没有幼儿园，我们就整天绑在一起玩耍，玩累了就想吃东西。这个季节本来粮食就紧缺，何况又不到饭点，家里肯定是没有东西可吃的。嘎哥鬼点子多，带着我瞄上了生产队的菜地。我们从麦田里匍匐潜入菜地里的黄瓜架下，黄瓜已经成熟，我们就放开肚皮饱餐一顿。我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撤退时不是匍匐退回，而是直接站起来往菜地外边走，这下惹来了麻烦，看瓜棚里的黄狗狂吠着冲向我们。
嘎哥虽胖，但逃窜的速度绝对比兔子还快，听到狗叫，他一溜烟似就不见了踪影。我被坷垃绊倒，黄狗冲到我面前，张着大嘴对我吠叫。我吓得毛骨悚然，可怜巴巴地和黄狗对峙着。
听到狗叫，菜地里一个除草的老人紧接着跑了过来。老人呵止住黄狗的狂叫，把我从地上拉起来，你这孩子，跑瓜地来干嘛，要是被狗咬到了，可怎么办？那老人是看瓜人，我委屈地擦着眼泪，哭着向老人如实交代，姥爷，我饿，才来偷瓜的，你别打我。
不要怕，姥爷不打你，我帮你看着狗，你赶紧回家吧！
我像被特赦的犯人一样，拔腿就往瓜地外跑。姥爷紧紧地抱住黄狗，黄狗在姥爷怀里不停地吠叫。姥爷目送着我离开视线，才松开黄狗。
看瓜的姥爷是一个五保户（北方无儿有女也算五保户），他的主要工作是给生产队看粮库，就住在我家后面生产队的粮库里。他和我母亲同姓，比我母亲长一辈，所以母亲就让我们喊他“姥爷”。
偷瓜的那天晚上，姥爷来到我家，不是来找麻烦的，而是送来了几个歪歪扭扭的丑黄瓜。
以后别让孩子去瓜地，那个黄狗咬人，姥爷对母亲说，好瓜留着队里卖钱，这些瓜长得难看一点，不耽误给孩子吃。
好的，好的，我会看住他的！母亲检讨着。
姥爷临走的时候对我说，想吃瓜就跟姥爷说，我给你送过来。姥爷没文化，不会用华丽的语言表达他善良的心境，他用最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对我的关怀和关爱。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他的名字：张洪保。
除了嘎子，我还有毛毛和阿印两个发小。毛毛憨憨愣愣的，阿印则是那种古灵精怪型的。我们四个一起玩耍，一起读书。他们三个与我最大的反差就是，我的学习成绩是班里的前三名，全班的后三名就是留给他们三个的。每天下午放学，我们都会去队里的牛棚和粮库里去玩。姥爷总是叮咐我们，小心一点，别磕着碰着。等我们玩累了。姥爷会或多或少的给我们一点炒黄豆、南瓜子之类的小零食吃。久而久之姥爷的家就成了我们的游乐场。有时玩到天黑后，都忘了回家，姥爷会把我们一个一个的送回到各自家中。
姥爷虽然话不多，但是会讲故事，没事的时候 会把我们叫到他面前，给我们讲故事，讲做人的道理。我记忆最深的的一句话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德行善老有福报。那时候我们也听不懂，现在想起他的话，觉得姥爷虽然是个文盲，可是他讲的有些话，还是很有哲理性的。
一年级暑假里的一天，姥爷又给我们讲故事。讲完故事后问我们的学习成绩。我首先告诉姥爷，我语文100分，数学98分，全班第一名。嘎哥抢着把他们三个的成绩都报告了，我语文59分，数学60分，毛毛语文50分，数学40分，阿印语文20分，数学鸭蛋。
姥爷听完沉思不语。
那晚，我们又玩到天黑，姥爷先把他们三个送回家，然后再带我回到他在仓库里的小屋。他给我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米汤，米汤碗上面放一块杂面做的死面膜，死面膜上是一小堆酶豆子。
那个年代，淮北地区，在无产阶级革命大家庭里面，普通人家是没有大米吃的。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五保户才能吃上大米。
姥爷用柴火熬的米汤，香气扑鼻，晶莹剔透，汤水粘稠，米粒如絮，看上去就像一汪珍珠在碗中沉沉浮浮。
以后，姥爷的小零食就不发给他们了，而是全部给我。
发小们吃不到姥爷的零食，而我天天都有，羡慕嫉妒恨，慢慢地，他们就疏远了我。
他们三个不带我一起玩耍，我有点沮丧。看到我闷闷不乐，姥爷对我说，让他们去玩吧！以后你就在我屋里读书，书读多了，将来一定会有出息。至于有没有什么出息我不敢保证，最起码我在学校，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没有辜负姥爷的米汤。
就这样，从暑假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把姥爷的小屋当成了我的书房，每天下午放学就直接去他的小屋。每晚都有米汤和死面膜吃。
春夏交季，姥爷的米汤越来越稀了，死面膜也变小了。每次看到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姥爷还是咧开掉了门牙的嘴微笑。
有一天，母亲把我叫到面前，对我说，以后你不要去姥爷家喝米汤了。
我问，为什么？
有人举报你天天去姥爷家喝米汤，队里把姥爷的口粮减少了。
虽然那时还小，很多事情都不懂，但是，姥爷因为我而被减少口粮，我还是很内疚的。
我不去姥爷家喝米汤了，姥爷还是隔三差五的会送半碗大米给我母亲，每次都是一句话，孩子长身体，要吃点好的！
现在的孩子们，如果你告诉他，米汤是最好的食品，他会笑掉大牙。可是，在那个年代，米汤确实是我们吃到的最美好的美食。
第二年，生产队开始分家了，总共分了三个小组。我们队里刚好三个五保户，姥爷就分到我们家那组。
分了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多起来了，我们就再也没有挨饿了。姥爷起早贪黑，帮助组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我们的口粮也和姥爷一样有米有面。我也不用去姥爷家蹭米汤喝了。
再过两年，小组又分成单干了。像姥爷这样的五保户都集中到镇上的养老院里生活。姥爷不愿意去镇上，他说吃不惯养老院油腻的伙食。姥爷女儿就把他接过去，我们原队里的人就凑口粮给他送过去。
姥爷走了，我也到镇上上中学了，就很少听到姥爷的消息。
政府专门为没有去养老院的五保户造了一间瓦房。每次经过那间小房，都是门锁紧闭。
后来，我成家了，在镇上做生意。有一年的春天，家里捎信给我，说姥爷女儿家来人通知队里，姥爷快不行了，要全队人都要回去准备办丧事。
等我回到队里，姥爷已经被放进了棺材。丧席上，几个发小谈起姥爷的小零食，我问嘎哥他们喝过姥爷的米汤没有，大家异口同声说，喝过。
姥爷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他用最普通的方法去关怀每一个孩子。姥爷不给发小们小零食，不是不喜欢他们，而是他们不好好读书，姥爷恨铁不成钢，想用这种方式激烈他们好好学习。至于姥爷的米汤，只要赶到姥爷的饭点，姥爷同样也会给他们一碗或半碗米汤喝。
姥爷临终的头天晚上还喝了两碗米汤，88岁无疾而终，走的很安详。
我感恩姥爷对我们的关怀，永远怀念姥爷和他做的米汤。
我也永远记着姥爷那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德行善老有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