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当兵
那年转眼到了年底，学校分到一个民办教师转正名额。根据业绩和群众考评，非我莫属。再住半个月，就到了我结婚的日子，老师们都祝贺我双喜临门。那天我去公社教育组拿转正表格，从武装部门口经过，里面有一位接兵的军官。我就像见到总也不肯相认的亲人，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人们只知道《迎春花》里面有个三年当不上八路军的江任保，却不知道小西山有个八年当不上解放军的董太锋。我越想越不甘心，在武装部门前走了好几个来回。屋内的军官以为我是前来报名的适龄青年，让我进屋和我握手，我坐在椅子上，想起八年来报名参军的曲折经历，百感交集，委屈得直想哭，索性一吐为快。那位军官是位副教导员，和我有过相同的经历，听后非常同情和感动。他说他接过好几次兵，也没遇到你这种情况，在部队也没听说过。他说对于一个适龄青年，参军的目的，除了树立保卫祖国的大目标，还有改变个人命运的小目标，对于有志的农村青年更是一条出路。
教导员说，我不认为你偷书是“问题”，相反是渴求知识的表现，被关在部队大门之外很荒唐，对你非常不公平。这些年来，头一回有人对我正面评价，况且还是部队接兵的领导。尽管物是人非无法挽回，仍让我感动得眼睛湿润。
副教导员被我的执着精神所打动，马上打电话请示上级，只要我的情况属实体检合格，可放宽年龄破格入伍。他让我回家等消息，两天之后就有结果。王章比我早当两年民办教师，如果论资排辈，这次转正非他莫属。但是，王章半点意见都没有。这意外的消息，我谁都没告诉，决心破釜沉舟，在转正表格填上王章的名字。即使这回当兵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也让出转正名额无怨无悔。
第二天，大队通知我去永宁医院体检，父亲以为我“肝炎”又犯了。第三天，大队民兵连长送来“入伍通知书”。父亲都懵了，这驴进的是怎么当的兵？我只知道“驴进的”是家乡一句常用的骂人话，都是长辈用来骂晚辈，不知道来自何处，肯定登不得大雅之堂。直到若干年后，刘恒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我才认定“驴进的”也相当于“狗日的”，放心了。
接着，盐场就像炸了锅。大伙儿都说董太锋（儿）有精神病，马上要转正吃商品粮了还去当兵。再说多大岁数了？他以为当兵是他爹董程当年在边外当胡子？他这山望着那山高，吃锅里望盆里，曹小花多好个大闺女，也栓不住他的心。等两年后他光杆司令复员回来，赔了夫人折了兵不说，学校还能再要他？
宫殿皇是盐场商店负责人，顶天立地勾勾个腰，仿佛背负苍天朝下看。他和我家关系不错，年轻时也是个风流小伙，和老叔很要好。每当他背一书包苹果，就是来借自行车。他骑走了自行车，书包里还装走一本孔尚任的《新桃花扇》。他老婆死后，找了大西山的云姐姐。云姐姐比宫殿皇小十几岁，严重哮喘，一犯病就憋得上不来气。云姐姐不明不白死了，人们都说被宫殿皇用枕头捂死的，县法院法医还来开棺验尸，最后不了了之。有人说，宫殿皇是用钱买通了关系。他早答应父亲给太锋（儿）弄个“海燕”自行车供应票，我毕业了，“票”还在太平洋里打水漂。他听说我放弃转正名额，来我家苦劝一晚上，别做丢了西瓜又丢芝麻的蠢事。他苦劝不成赌气对我说，你当兵之后我还来看你三次：一是大队招待新兵那天晚上，我不是看你而是个影你，让你带着沉重的包袱入伍。二是你一败涂地复员回家我来看你，带个棉花包让你一头撞死。三是你“提干”回来，我来戳穿你这个“假军官”，因为你不可能提干。你要是能提干，你爹得先当上军区司令员，再是你吹口气就能消灭帝修反。假如你功成名就甩了曹小花，我就发动全盐场人给你们部队写上告信，让你前功尽弃回小西山，打一辈子光棍。
父亲一声不吱，我无动于衷，妈妈只是笑。宫殿皇临走前问妈妈：“嫂子你是明白人，兄弟说的对不对？”妈妈还是笑。宫殿皇问：“嫂子你笑什么？”妈妈说：“我笑你放了一晚上屁。”宫殿皇的话尽管不好听，都是客观存在。
我送走了宫殿皇，已经是晚上十点之后了。我睡不着觉，一个人来到西山砬子上。我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很久，仍没清醒过来，还以为当兵这件事不是真的。校长董太元在惋惜之余，非常赞赏我让出转正名额的行为。他说当了十几年校长，就愁转正名额的分配。为了争名额，有的打得头破血流，有的又哭又嚎，有的服毒上吊，头一次遇到有人主动让出名额。董太元尊重我的选择，再说王章转正也是顺理成章。但是，王章因为妻子怀孕超生，又不同意流产，最后连民办教师都没保住，被辞退回家劳动。而那个转正名额，又顺理成章地给了林富有。
那天我去公社武装部换完军装，逢上同班同桌同学陈兴回家探亲。他已提升为副连长，见我穿了一身带硬褶的新军装，感到莫名其妙。当他得知我刚被批准入伍，仿佛就近观摩一具刚刚出土的兵马俑。往年大队欢送新兵，都开一次座谈会，招待一顿酒饭。今年没开座谈会，只招待炒秕花生。秕花生被炒得焦糊，盛在一只装牲口料的片筐里，还有一颗火星在闪。那火星就是我一直没熄灭的愿望，被整整炒了九个年头。直到那颗火星逐渐熄灭，没有任何人来和我们座谈。
我们四个新兵等不及，像四只绿毛鸡在片筐里啄食，吃成了嘴巴黑黑的胡子兵。宫殿皇一身酒气进来，为我们预测前程。他说另三个新兵都能入党，但不能提干。太锋虽然入不了党，却能提干。他语无伦次，似为我痛心又毫不掩饰幸灾乐祸。他讽刺我，说这回让你小子等着了，在大连当“城市兵”。你爹体格不好，你妈有病，姊妹多，还有爷爷奶奶，为什么大队这回放你走？因为每个星期天，你都能回家帮老人干活。你“命撞桃花”，这回更是闯进了桃花林。曹小花肯定让你毁了，你得当陈世美在大连找媳妇。花生越吃越秕，我肚子越气越鼓，真想把他按进锅里，像炒瘪花生一样炒出火星。我头也不回，愤然走出门去。
这些年，我早已把当兵那些事弄得透熟。不入党怎能提干？复员了都是哪来哪去。在农村：七等人是复员兵，拿把镰刀去看青。哪个大连姑娘肯嫁给一个农村复员兵？回家种地，哪天都是星期天。在门外，我听见屋内传出一阵讪笑：两年后看他怎么灰溜溜地回来。我一想这身军装来之不易，默默地朝家里走去。
学校赠送我一本袖珍《毛泽东选集》，校长董太元、王章、黄孝朴、张兆宾、林富有等同事，都赠送了纪念品。“五七战士”老叶送给我笔记本，大家鼓励我在部队好好干，争取留队。董太元对父亲说：“我不想放太锋走，已经转为公办教师，放弃了很可惜。但是，我也不能耽误太锋的前途。别看太锋当兵晚，有才华到哪都不吃亏，肯定不会握枪把子。”曹小花来了，强作笑颜对我说，你有前途，现在拉倒还不晚。我说婚事是家里订的，我压根不同意。不知道她听错了还是故意的，笑出两个深深的酒涡，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你不用操心家里，有我呢。她像过门的新媳妇，里里外外干这干那，我更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和曹小花见的第三次见面，仍没仔细看看她。妈妈一个劲给我使眼色，我也不明白她让我做什么。我没看曹小花，只看窗户上的霜花。我只要过了坎子离开了小西山，就是鸟飞蓝天猛虎归山，哪怕天塌地陷，也容不得你们了。
离开小西山那天，鹅毛大雪下得沸沸扬扬，整个世界被大雪覆盖，天地间白茫茫一片。院子里积雪半人深，我一直在扫雪，边扫边下。我挑满水缸，把井台上的冰刨干净，再钻进井窟窿里面镩冰，用笊篱捞出井口。爷爷花白的头发还没长长，我又给他理短。我怕奶奶喂猪滑倒，院子里的雪下一层我扫一层。就算我能扫完这场雪，却扫不完以后若干年若干场雪。我抓紧时间给毛驴铡草，把草料堆上棚顶。我把众人送给我的笔记本和钢笔，分给弟弟妹妹们，叮嘱他们好好学习，听爹妈的话。我把十八元钱抽出十元，压在座钟底下，给妈妈注射了“硫酸阿托品”。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钟，新兵四点钟在大队集合，六点之前到公社。父亲吃完午饭拿铁锨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不知道他对我还有什么交代。
头些年每当冬天下大雪，父亲都去生产队清理牲口圈，前、后街井台。这些年每当冬天下大雪，妈妈非犯病不可。父亲除了扫雪，也照看放在生产队的棺材，再绕道去南海底，将挖好的坟坑清理干净。沸沸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每一片雪花都似降临一种不祥之兆。这雪都堆积在我的心头，我的心清越来越沉重。
我不再等父亲回来，背上行李提上提包，毅然走出家门。爷爷奶奶出来送我，我装做没看见。他们和我说什么，我也没听见。妹妹们搀扶妈妈下了炕，颤颤微微出了门。她这次犯病比哪次都重，半个月没下地，非要送我到街门口。我这一去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回来，肯定见不到活人而是坟头……我咬着牙狠下心硬是没回头，几乎小跑着出了街门。我希望雪再下大些，把一切覆盖得严严实实。
等我想起如何过坎子这码事，已经到了地东头，不当回事什么事都没有。
一共才走四个新兵，大队门前已是人山人海，让人联想起陈毅元帅说过的那句著名的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马希阔老师已经等候在大队门前，让我给他这个介绍人点面子，哪怕到曹小花家站站脚也行。我死活不去，说我压根就不承认这桩婚事。马希阔老师突然拉下脸，说：“你不去她家，曹小花她妈就和你一块儿入伍去部队。”我吓出一身冷汗，乖乖地和他去了曹家。
老太太像换新军装一样穿得里外三新，扎了腿带子背着包裹，腰间还扎了根皮带，再插上两把匣子枪就是“双枪老太婆”，做好和我一起“入伍”的准备。她大开杀戒杀了五只下蛋鸡，破釜沉舟炖了一大锅鸡肉。我一进来她就说：“姑爷上炕，喝出征酒。”我不吃不喝不行，只好发放下背包和马希阔老师上炕，喝了一杯果酒吃了两块鸡肉。曹小花哥哥对我不冷不热还是那套话，说你当兵有前途，不能让我妹妹耽误你，现在拉倒还来得及。我忙举杯：“大哥，兄弟敬你一杯，我压根不同意这门婚事，也没到场，都是老人……”“砰”地一声，哥哥把酒杯在地上摔得粉碎：“不同意你来我家干什么？”老太太背上包裹拐着小脚往外走：“这话可是你说的，我和你一块儿当兵，你到哪儿我跟你到哪儿！”
我顿时六神无主，一下没憋住尿，跳下炕拦住老太太央求：“大娘你听我说……”顿时变成王成年，“你们放心，能黄了你们也黄不了我。”老太太说：“你手笔相应，得写直溜（契约）。等你当了军官不要我闺女，我好拿了去部队打官司。”哥哥拿出一个记公分的小本和一枝油笔。我不知道如何下笔，哥哥说：“我说你写：我在学校教学的时候，看好了盐场六队姑娘曹小花，委托马希阔老师到曹家提媒，并向曹家下了定亲礼订婚，准备登记结婚。我任何时候都不反悔，不做陈世美。董太锋，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九号于盐场未婚妻曹小花家……”
我一边写，汗珠一边往下滴。我念给老太太听，让她审查。老太太说：“人嘴两合皮，这么写不行，”接过小本子和油笔递给我，“从你刚才怎么进来怎么说的、后来又怎么改口，都写在上面。”我说刚才说什么了。老太太说：“怎么样？他说过就不认账，我老太太都记住了，我说你写。”老太太把婚事来龙去脉详细复述一遍，我一个字不差写了半本子。我从头到尾念了一遍，老太太就像听书，闭上眼睛不住点头，满意地说：“小太锋真是手笔相应，我眼睛不瞎。”然后，她让儿子、女儿、马希阔和我都在小本子上签了名，她自己也拿笔画了十字。最后，哥哥拿出一盒印泥，让大伙儿一一按了指印，看样子早已有所准备。
老太太如获至宝般拿过小本子还有那枝油笔，用块红布仔细包好，放进柜子里面锁好，这才满脸是笑地说：“小太锋，你到部队好好干，当个大军官回来全盐场高兴，小花跟你享福，我们跟你沾光。马老师，都上炕喝酒吃鸡肉！”
老太太解下身上的包袱一身轻松，把沉重的包袱压在我的心头。民兵连长在街上喊：“董太锋抓点紧，就等你了！”我背上背包，逃跑一样出去。老太太说：“闺女，送太锋出征！”曹小花把我送到街门口，一句没说就转身回家了。
直到我们四个新兵坐上马车，父亲也没出现。父亲是不是滑进井里，我的心顿时悬了起来。马车行进在漫天大雪中，我一直没回头，没往后看一眼。到了陈屯，大队张书记从公社开会回来，和我们一一握手，鼓励我们到部队好好干，给家乡父老爷们争光。到了永宁已经是晚上，送兵的亲友和知青挤满公社大礼堂内外。他们告别的话就像我的烦恼，说不完诉不尽。那恋恋不舍的哭泣声，更让我心烦意乱。我独自坐在大礼堂角落里，默默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不担心这是一场让我穿上军装的骗局，也不相信背着小包袱的老太太从天而降，只担心父亲。
晚上九点钟，接新兵的汽车到了，没人前来报告噩耗，我也结束了煎熬。
我乘坐的这辆车虽然装了防滑链，一启动就原地打滑，因为承载着我太多的牵挂，因此超载。爷爷奶奶都是古稀老人，他们除了整天干活还整天惹事。父亲一干重活就吐血，妈妈常年卧病在炕上呕吐，弟弟妹妹们还小。我这一走，以后的日子没个过。每年春节大队慰问军、烈属，送二斤粉条和两张年画。我除了尽到保家卫国的义务，能不能提干改变命运，也是要面对的严峻现实。陈兴告诉我，部队已不再直接从士兵中提干，提干得从院校毕业，还得是党员、不超过二十三岁。我已经二十四岁，一入伍就失去了提干资格。也许真如宫殿皇所说，我两年后复员回来，如何向家人和众人交代。弹冠相庆的，可不止宫殿皇一个。
有一年刮台风，我深更半夜拣海，为捞一根竹杆在惊涛骇浪中沉浮，仿佛听见妈妈站在岸边喊“小小子”。这是病中妈妈的“心唤”。汽车加大油门，随着一阵咬牙切齿般的“嘎吱嘎吱”声，防滑链把雪地咬出一道沟。此时此刻，我又听见了妈妈的心唤。我终于回头，朝小西山方向看最后一眼，顿时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撼！爷爷奶奶父亲妈妈姐姐弟弟妹妹们，一个不少站在道边。夜幕笼罩雪光蒙胧，他们身上覆盖厚厚一层雪，像一组雪雕。五辆大卡车上是一样着装的新兵，我站在其中一辆车新兵中间，他们辨不清哪一个是我，没喊我一声名字，也没向车上招一下手，只是默默地注视。这是一垛土坯不是雕塑，更不是家人。雕塑变成了鞭策，仍在我身后矗立了一辈子。车队过潘家沟，后面追上来一个跃动的黑影，传来“嗒嗒”的马蹄声。骑马的人越来越近，我终于看清，那是父亲！他先到生产队清理牲口棚，再去南海底清理坟坑，然后去盐场四爷家，到三队牵马。顿时，我将困难二字清除记忆，不再想某件事情能不能成功，而是怎么做才能成功，什么时候成功。父亲骑马跟到马场，一点点被车队拉下，再被雪雾吞没。
穿一身花衣裳的妈妈又白又胖，在后园一边晾晒翠绿的海秧菜，一边搔首弄姿涂脂抹粉。奶奶从南园摘回一筐通红的西红柿，满后园撵着喂妈妈吃。妈妈绕着大杏树跑，奶奶绕着大杏树追。老叔靠着后墙，像拉风匣一样吹口琴，脚尖一点一点打拍子。老婶手舞红绸子，欢天喜地扭秧歌。爷爷从北海挑回两大花支笼子海蜇，“呼嗵”一声倒在大盆里，到街上井里挑回一担凉水拔凉。弟弟妹妹们背着崭新的书包穿得花团锦簇，每人骑一辆小自行车放学回家。五爷、四叔和三叔都带着老婆孩子回来了，家里热热闹闹像过年。不知什么时候，死去的太奶穿着花花绿绿的寿衣拄着棍子，也从南海底坟地回来了，坐在街上看园子。死去的老爷和五叔也从南海底回来了，爬到大杏树上，摘下又酸又涩的青杏子，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填。它们在曾经的家园里到处逗留，却没有活人关注，相互看不着也听不见。伴随一阵霹雳闪电，从西北海上空涌上来滚滚乌云，大雨倾盆。雨过天晴，遍地生出茂密的柳树，就连井台、墙头、捶板石、房顶上都生出一簇簇柳树苗。锅台、窗台、炕头、柜盖，长满鲜艳的刺玫瑰花。从南山头老树坑里，缓缓钻出一棵场院粗的古榆树，茂密的树冠将大、小西山、盐场覆盖。父亲带着我和小哥哥站在颤颤巍巍的树冠上，牵着太阳放风筝。父亲一下没把住，小哥哥变成一只鲜红的大蝴蝶飞走，缓缓地落到西山砬子上，变成天边一大片火烧云。
父亲说今天是冬至，现在节气变了，以后全是春天夏天秋天没有冬天。你当兵走了什么都变好了，在部队好好干，千万别惦记家，天塌地陷也不回小西山。他从怀里掏出一把无声手枪，瞄准空中开枪。“嘣”地一声风筝线断了，我变成一颗脱离轨道的小行星，远远地飞离小西山，消失在漫漫的宇宙暗夜中……
这是个雪花飘飘、寒冷的冬夜，天地间是座大暗室，人浸泡在显影液中等待显影。一艘艘满载新兵的登陆艇，在风平浪静的大海上夜航，“轰隆隆”的马达声闷雷般轰响。艇首犁开海面，落一层晶莹白雪的薄冰被波荡成四裂八瓣，似一片片洁白的睡莲。尽管登陆艇开足马力，我觉得比老牛车还慢，原地不动甚至倒行。我穿着松软温暖的棉衣，外面套着罩衣，里面还穿着绒衣和衬衣，头戴棉军帽脚穿羊毛大头鞋。我长到二十四岁，冬天从没穿得这么厚。海水溅到甲板上，一层层越冻越厚，我觉得比春天还温暖。一双大头鞋像两只熊熊燃烧的火炉，里面生满冻疮的双脚火烧火燎。我的两只脚奇痒难耐，在甲板上又不敢使劲跺。
我靠在高射机枪枪衣上沉沉睡了过去，从没睡得这样香甜踏实，做过这样的好梦，补偿欠下的二十四年的好觉和好梦。大风骤起，海面上顿时掀起惊涛骇浪。滚滚而来的浪涌，如同崇山峻岭气势汹汹地奔跑。“轰隆”一声，首浪撞在前挡板上，就像“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剧烈的颠簸，猛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刚下到船舱里，激荡在半空的海水倾泄下来，在我站过的位置“哗”地抽回海里。幸亏我躲避及时，否则被卷进大海。登陆艇时尔被抛上浪尖，像老牛车上了西山砬子，时尔跌进浪谷，又从蛇盘地掉进了老牛圈。风越刮越大，一团团海水从空中接连不断砸下来，在甲板上四面开花。比楼房还高的开花浪，一次次将登陆艇覆盖。我的记忆也变成一片片一层层海水泡沫，覆水难收随波逐流。我离开家乡小西山还不到二十四个小时，比我二十四岁的生命还要漫长。大陆和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早已海市蜃楼般地消失在空气中。我越来越糊涂，不知道“大连某部”在何处何方。迷茫忧虑愤懑憧憬向往，全被无边的浪涌劫往无边的宇宙。
如同在麻袋上面绣花，我努力抓住零零碎碎的记忆。下火车后呼点站队，新兵们顺一条偏僻铁道走向军港。集结后解散，千人同时往海里撒尿的情景蔚为壮观，就像打完一局麻将“哗啦啦”洗牌。集合整队呼点，一盘散局又组成黄压压的方块。十几艘编了序号的登陆艇，并排停泊在码头上，像蛤蟆鱼张开大嘴。新兵们窃窃私语，连长说的“大连某部”根本不在市内，而是大海深处的海岛。
我教过小学地理，顿时想到了长山群岛——长海县。在十万分之一地图上，黄海深处的“群岛”不过是“鸡嘴”漏下来的几粒小米。上船之前连长呼点，要求大家呆在船舱里不许登上甲板，不许大声说话，不许抽烟。登陆艇同时启动，一队队新兵在马达轰鸣中依次走进船舱。前挡板收起，马达声骤然加大，登陆艇缓缓离开码头，我始终悬着的心这才落下。船舱是罐头盒，新兵们是沙丁鱼，一个个紧挨着坐在背包上。登陆艇骤然加速，船体摇晃，“哇哇”的呕吐声此起彼伏。坐的地方越来越少，大家背起背包提着提包，相互依偎摇摇晃晃地站立。
我记不清如何打开舱盖来到甲板上，连长为什么没发现。登陆艇由老牛车变成跳潮的大鱼，时而窜上浪尖时而在浪中穿行。巨浪撞在船体上，发出鱼死网破般沉闷的轰响。回头浪拍击船舷，“啪啪”地狠扇耳光。呕吐声撞击声和马达的轰鸣声，如同一锅乱炖。人被蓝鲸吞进肚子，船舱是消化不良的胃，酸馊的伤食味儿饱和，不断积蓄的秽物在脚下荡来荡去。我不时轮换着抬高双脚，躲避激荡的污流。我虽然在海边长大，最远只去过老石礁和三道礓，那也算不上是海岛。我猜测大海深处的“某部”，肯定比老石礁和三道礓大比南岛子小。不知道老兵、新兵据说还有老百姓，如何挤在孤岛上站岗放哨、走路、吃饭、睡觉和生活。
登陆艇螺旋桨已经移装到我的脑壳里面，把脑浆子绞成一坑浑泥汤。
登陆艇航行到后半夜，仿佛真的去往宇宙间某个星球。凌晨四点钟，风浪减小，马达声减弱，船速慢了下来。连长让大家清醒一下，带好个人物品，驻地到了。船体摇晃几下靠上码头，马达声骤停。大家背好背包提着提包，出舱下船。
海岛也是一艘在巨浪中颠簸的大船，陆地似乎比船摇晃得更凶，大家一踏上码头就站不稳。不晕船的新兵也趔趔趄趄，胃里翻腾，有的开始呕吐。我这才知道什么叫“晕码头”，人在船上呆久了并不晕，一上码头就晕。除了岸边偶尔闪烁的海火和天上的星星，四周漆黑没有光亮。没有欢迎的人群、喧天的锣鼓声口号声和雄壮的军乐。码头上静得瘆人，只有远远近近的海浪在喧嚣。海岛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狭小，甚至和陆地没什么不同。朦胧的天光下，有高山平地沟壑，也有村落树木公路。海岛是大陆游离出去的一部分，也是被母亲遗弃的孩子。
连长整队呼点，向军务科长报告，将一叠档案移交给新兵连指导员。对比那一叠牛皮纸口袋，活人似乎无关紧要。指导员打开手电筒对照名单呼点，他的湖南口音把董太锋喊成“登太亨”，一恍惚还以为谢老师喊我。连长把我们这些新兵正式移交给指导员，和军务科长等坐车离开码头。指导员整队，带我们步行去新兵连。
队伍顺海湾山根下面一条公路，急匆匆地往北行走，把“沙沙”的脚步声留在身后。突然，山坡上面松树林里，响起一阵“刷刷”声，飞起十几颗五颜六色的信号弹，一闪一闪把眼前照得雪亮！新兵们惊呼：“信号弹！信号弹！”“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三十二个……”“红的！绿的！黄的！紫的……”
大家兴奋不已，以为部队以奇特的方式欢迎新兵。指导员说：“这是敌特安放的定时信号弹！”敌特的信号弹？大家屏住呼吸，整座海岛只剩下脚步声。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三省时，三个小日本统治整个长海县。日本投降后，苏军一个排在此驻守。一九五四年四月，公安第十八师师部和所属三个步兵团、火箭炮兵二一零团、铁道兵公安高射机枪团以及东北军区海防巡逻大队，在辽宁省新金县整编为辽东要塞师，九月份移往外长山执行岛屿设防和守备任务。一九五五年要塞师改编为旅大警备区守备一师，一九六一年扩编为要塞区，隶属旅大警备区，执行军级权限，下设广鹿、小长山、大长山、石城、海洋、獐子岛等六个守备区。要塞区内依大陆毗邻公海，雄居渤海屏蔽辽东，是京津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从此后在远离大陆的海岛上，常年驻守着沈阳军区外长山要塞区的官兵们。他们用毅力打磨寂寞，用意志铸起丰碑。每一座营房每一条路，每一块礁石每一道山坡，每棵树每一丛草，都珍藏着一个个守岛建岛的动人故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军民共建同守，建岛一家人，守岛一条心，实行全岛皆兵，长期坚守，被誉为“蓝色国门”和“船的陆地”。神秘的“某部”和宫殿皇所说的“城市兵”，是旅大警备区外长山要塞区下属的广鹿守备区，番号“81570部队”。
那当时“文革”刚刚结束，部队在林彪的极左路线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遭受严重破坏和挫折。在政治冲击一切的形势下，部队不能名正言顺抓训练。在广鹿守备区，有的士兵服役期间只打坑道、喂猪、在农场种地，只在新兵连打过枪。有的复员后不会带领民兵训练，还得接受民兵的训练。从“五四手枪”到“一三零加农炮”，都走过火，迫击炮炮弹也曾在炮膛内爆炸。尽管出现过许多问题，守岛官兵坚决听从党的指挥，顶住各种各种压力扎根海岛，在艰苦条件下以岛为家，守岛建岛，“天上不过一只鸟，海里不过一根草”。广鹿守备区老铁山哨所，两次荣立集体二等功，七次荣立三等功。六十年代初，一架台湾国民党Ｐ2——Ｖ侦察机侵入我大陆领空，被哨所值班哨兵及时发现报告上级，被我空军部队一举击落。那架二十倍的功勋观察镜，“文革”中被大连造反派抢走，至今下落不明。自从部队上岛之后，敌我双方的渗透和反渗透斗争从未间断。
海洋岛距离大陆最远，离公海十二海里，和南朝鲜济州岛仅九十八海里，晴天看得见对面山头。海岛附近海面上，经常竖起敌潜艇的潜望镜。在广鹿岛柳条湾一带，通信连曾测到不明无线电信号，每当确定具体位置时，信号消失。六十年代初台湾国民党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岛上的反动势力遥相呼应。一天深夜，他们将高三连上岗的哨兵杀害，割下头颅挂在路边槐树上。连队再上、下岗，都是四个人一班。在南台子村，以王瘸子为首的反革命分子秘密策划暴动，企图袭击我守备二连炮排抢夺取武器之后，乘船逃往南朝鲜。那天深夜，当一伙亡命之徒刚摸上炮阵地，就暴露在照明弹下无处藏身，被我事先埋伏的部队一网打尽。驻南朝鲜的特务组织，通过各种手段刺探我军情报，据说掌握我方连以上军官的自然情况。敌特化装成渔民到公海捕鱼，用钱物等策反我方意志不坚定的渔民，回岛后替敌人搜集情报。部队人员变动，哪个士兵提干，老百姓都知道。驻地的孩子们熟悉连队干部，就像盐场的孩子们熟悉“大董太元”。每当部队行动或逢重大节日、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部队营房和阵地周围都会飞起信号弹。有人说信号弹是敌机空投，有人说是搂松树毛子的老人和孩子所放置。靠近公海的前三岛，不时发现敌特“蛙人”。某岛养殖场的姑娘们，曾在海带垡子上拉起一个敌特“蛙人”尸体，因脚蹼被缠氧气耗尽。敌特如此肆无忌惮，让人义愤填膺。
守备区教导队是连级建制，也是我们新兵一连。在这里任职的干部，大多是一九六四年全军“大比武”涌现出来的军事训练尖子。他们在“文革”中被打成“单纯军事观点”典型，受批判后本该转业，都被安排在这里保留下来。四十多岁的瘸腿老队长，担任我们新兵连连长。他是参加过全军大比武的神枪手，一百米射击打子弹壳百发百中。实弹射击中谁要说枪不准，他拿过来瞄都不瞄，一枪打落空中飞过的海鸥。他长期在海岛服役，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夏天还穿棉衣棉裤。和他同时期入伍的战友最高当了师级领导，他还是连职。路旁一座尖顶红砖瓦房就是教导队家属房，冷眼一看像座小庙，瘸腿老队长和家属孩子住了十年。如果发生棘手问题，他一到场无不迎刃而解。副队长是赫赫有名的刺杀标兵，十年没提升职务。指导员是位老笔杆子，采写的关于军事训练题材的新闻稿，曾发表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引起总参首长的关注。别人三句话不离政治挂帅，他三句话不离训练，总是受到批判。为不惹麻烦，他平日说话、早晚点名、训练动员等，都一个个字谨慎念稿。
天还没亮，新兵们一到教导队，就像下军棋那样站队编班。三个排长站排头，后面是九个班长。指导员呼点，新兵们依次去班长后面站队。我分在一排六班，年近四十岁的林排长是陕西蓝田人，脸型酷似历史课本上的猿人头骨化石，也像爆漆的家具，再严肃也掩饰不住和蔼本色。指导员呼点他“啪”地立正，就像撞击两块火成岩，在周围墙上产生回音，让孟跳跃自惭形秽。这可不是高手在民间，兵与民有本质上的区别。林排长的磕脚动作全要塞区出名，绰号叫“林磕”。大队民兵连长孟跳跃军事技术再过硬，只有穿鞋才能磕得响，林排长的内踝骨骨节格外粗大结实，赤脚也能磕出大头鞋和皮鞋效果。他刚参军时不识字，因为在队列中磕脚响亮，一次检阅过程中受到一位首长关注，因此提干。在我入伍之前，团一级就有权下提干命令。
我的新兵班长叫施家壮，是位浓眉大眼的河南人，个子不高很敦实。我军一直没改变颜色，只有棉罩衣越洗越白。为显示老兵老资格，有的兵特意将军装一遍遍洗退色。施班长身着一套洁白军装，只在腋下和兜盖下残留少许绿色，衬托得领章帽徽格外鲜红。在北方，结了婚的男人绝当不上兵。在南方，结婚有了孩子照样参军。施班长比我小两岁，已经当兵六年，有了三个儿子。
指导员打着手电筒刚要念稿，后山松树林里升起一颗黄色信号弹，一闪一闪照亮营区。指导员脱稿讲话：“同志们！在我们海岛，敌特发射定时信号弹是家常便饭，他们既穷凶极恶又黔驴技穷，趁新兵上岛之际进行心理威慑。眼下的敌情，不是对我们最好警示吗？敌人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苦练杀敌本领，百倍提高警惕，时刻准备歼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人在阵地在，与海岛共存亡！”
乍开始敌特发射定时信号弹，部队如临大敌反复搜山，往往人困马乏一无所获，严重影响和干扰了正常训练和生活。后来部队干脆不予理睬，只在节日期间例行搜山。你打你的我念我的，指导员从容不迫把稿念完，显示极端的蔑视。
大家进到班排放下行李、提包，班长宣布几条纪律和注意事项，吃完饭上午休息。海岛的冬天比大陆寒冷，寒风像沾着海水的剃刀。外面冰天雪地，营房内炉火正旺温暖融融。地面扫得一尘不染，上下床铺着稻草垫子。新兵们早已疲惫不堪，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我躺在折叠铁床的上床，翻来覆去如卧针毡。
营房背后是一座大山，被郁郁葱葱的松树林覆盖。山顶一座白色建筑遗址，是当年苏军留下的哨所。山后是悬崖峭壁，下面是浩瀚大海。驻地叫塘洼大队，右方海边坐落着砖场和玻璃泡厂。一条车道从营房前面穿过，一路上坡下坎，通往东北方向小岛“多落母”。小岛与大岛相连，退潮时露出一条车来人往的鱼脊小路，涨潮时被海水覆盖。如果解词，“多落母”应该解释为此地落满海鸟。
营房依山而建，上面两排瓦房是宿舍，中间是队部和篮球场。一条由下而上的鹅卵石甬道，分出若干枝杈与每座房门相连。在小西山，“前不载桑后不栽柳，中间不栽呱嗒手”，桑树寓意“丧门星”，“呱嗒手”是柞树，风吹树叶如同要饭的敲板子。长成的柳树烂心子不成材，幼树做铁锨镢头把，柳条用来编筐。而营区内只栽柳树，树下还用砖角精心砌成一圈圈装饰。在老家，西山砬子上的几棵松树就是宝树，过年时，家家户户都去折回几支松枝，绑在灯笼杆子顶端祈福。在海岛，一垛垛翠绿的松树枝，只用来引火。这如同向我暗示，在家里被看好的，也许在部队并不被看好。在家里不被看好的，也许在部队会被重新定位。
再往下走十几级台阶，是刚才新兵集合分班的操场。操场右侧是饭堂和炊事班，此时蒸汽腾腾，几个扎白围裙的炊事兵在做早饭，主食是高粱米饭，菜是干鱼炖萝卜块。饭堂外墙是一面黑板报，“热烈欢迎新战友”七个模模糊糊的粉笔字，像黑夜中被冰雪覆盖的七座小岛。我内行看门道，天寒地冻用水刷黑板，立刻结一层薄冰，很难写上粉笔字。我就像小时候放驴发现一片嫩草，一眼盯上了黑板报，准备发挥我能写善画的优势。操场上面是一排猪圈和鸡舍，牲口棚里，一头毛驴在槽前悠闲地吃草，那熟悉的干草味儿和驴粪味儿似曾相识，让我倍感亲切。一垛苞米秸子是毛驴的粮食，饲料棚里堆满草料，停放着毛驴车、铡刀和草筛子。这一切，无不让我想起昨天在家里铡草的情景。我走过去，亲切地为毛驴添了一筛子草。守备区每个连级单位都有一挂毛驴车，称为“驴吉普”，编制使役员。要不是操场上的两门七六毫米山炮，还有独木桥、高低墙、单杠、双杠、深沟等武器和训练器材，这里和学校、生产队没什么两样。毛主席说，军队不但是战斗队，还是工作队和生产队。眼前的部队，和我想像中的完全一样。
为了走出小西山，我耗费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为了当兵，我又浪费掉人生黄金般珍贵的八年。我二十四岁破格当兵，已属高龄。小西山的坎子逐年变小，我年龄这道坎子分分秒秒增长。我的服役期堪比犬类寿命，刚入伍就狗到中年。我已经站到了起跑线上，兵龄开始倒计时。我的服役字典里面没有“复员”二字，只有“提干”。别人可以心口不一冠冕堂皇，我只剩下路人皆知心照不宣。别人说当兵为了锻炼，我说当兵只为提干。生命已不允许我按部就班，只有争分夺秒加班加点。我等不到水到渠成，只有速成。好在我自小和枪械有缘分，三岁时父亲教我打枪，自己敢开枪，还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小手枪，打伤过邻居家大白狗。
从四岁开始，我把家当成兵工厂，做成的各种手枪，加在一起能装备一个手枪营。我在学生时代打过半自动步枪，一枪命中六环。中学毕业后我当过一年民兵，打过捷克式轻机关枪，三发子弹打了十八环，都打在六环上。六六大顺，我和六有着不解之缘。大队民兵连长孟跳跃军事过硬，和部队的教官相比毫不逊色。他非常欣赏我的刺杀动作和队列动作，在全大队民兵训练时，经常把我叫到前面示范。我报了八年名填了八年表，经过八次体检八次政审，服役八年也不过如此。如今我终于走进部队大门，各方面驾轻就熟，当仁不让能成为一个好兵。
第二天，新兵开始了严格的军政训练。我的队列、体能、紧急集合打背包、内务整理等科目，全部优秀。我一入伍就是投弹能手，原地投弹投出五十米，助跑投到六十四米。那当时，部队装备“六三式全自动步枪”。新兵连在兄弟连队借来步枪，供新兵们人手一枝进行训练。我手里的这枝枪枪号诡谲，尾数是“55126314”，前五位数是我的出生年月日，后三位数是缺个小数点的“圆周率”。当年父亲夺得鲁一次郎的“大镜面”和贾振天的枪号相连，让他当上了“四十三军军长”。这枝“六三式自动步枪”，似为我定制。如果前五位数的我是一头毛驴，后三位数是磨道，就是永远也走不到尽头的“圆周率”。缺失的小数点，也许是抹掉的笼头、拉磨没戴蒙眼、摆脱的羁绊，真正意味着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又一想，人生就是由一个个偶然与巧合组成，出现哪种情况都在情理之中。此枪装备部队不过十年，这枝枪的前护木磨出本色，还劈了一溜。我不懂“马太效应”，但是知道破罐子破摔。这枝枪不知换过几任主人，因为破而得不到爱护。幸亏是临时借用，不是我的手中武器。我训练刻苦，白天练习瞄准，体温融化了身下面积雪。我夜里瞄星星，一练大半夜。第一次实弹射击，我用这枝枪打了不及格。林排长几次用来射击，也没打出及格成绩。经指导员同意，我换了一枝枪重打，八发子弹三个单发两个点射，打出了七十八环的好成绩。我的下床张德福在营房长大，说一眼看穿我是个“老兵漏子”，是在耍诡计多打子弹过枪瘾。
我在新兵连大有用武之地，各方面表现出类拔萃。我是理论学习骨干，为全连讲课。我将《三大条令》倒背如流，每次考试都得满分。我教全连学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绣金匾》，脱稿批判“四人帮”，一批半个小时。
那块黑板报是我的圣地，在一个月的紧张训练之余，出了六期板报。我的拿手好戏，是用彩色粉笔画出油画效果。我在黑板报上勾勒一副随处可见的单笔画：冰天雪地中，一个边防战士肩抗火箭筒瞄准射击。我再用红、黄、白三种粉笔调成肉色，用毛笔蘸水描出人物五官轮廓。我用白粉笔画出人物眼白，眼睛黑白分明炯炯有神。每当人们从这里经过，无不驻足称奇。我挑水扫地做“细小工作”，做梦都在抢扁担挑水，藏笤帚扫地。我天天到炊事班帮厨，帮使役员铡草喂驴，帮饲养员喂猪。我一心想拿新兵连的连嘉奖，做为下连报到的见面礼。新兵连是临时单位，伙食比老连队差一大截，每天除了萝卜白菜，再是咸菜。唯一的荤腥，是咸鱼炖萝卜块。海岛蔬菜高贵，每顿饭，一个班八个小伙子只有一浅盘菜，谁都不好意思下筷子。谁能靠到最后将盘底的一点菜汤倒进碗里，还能多吃一碗高粱米饭。我养成少吃菜多吃饭的习惯，每顿饭只吃几片白菜叶、萝卜块。
那天晚上站岗我眼前发黑，虽然不是患了夜盲症，吃菜少也是主要原因。我没钱买罐头和水果，为了保持充沛精力和体能，决定铤而走险。我像当年偷书一样，悄悄绕到炊事班窗后，拨开里面的钌铞儿，和黄鼠狼一样悄无声息地钻进去。我偷出一棵冻成冰砣的大白菜，藏进装煤仓库的柴堆里，每天做好事去掏煤生炉子，啃两片白菜帮补充维生素。部队星期天吃两顿饭，我晚上饿得受不住，借站岗机会摸进炊事班，从咸菜缸里捞出咸菜疙瘩，饱餐一顿冻成砣的高粱米饭。
那天我去小仓库掏煤生炉子，煤窟窿里有一个温乎乎的生鸡蛋。我迫不及待磕破蛋壳，把蛋清蛋黄吞进肚子。从此后，煤窟窿每天都为我准备一个温乎乎的鸡蛋。那天，新兵排去群众家做好事，排长让我回来备课。我走到宿舍门外，一只小白鸡从装煤仓库里出来。小白鸡上了土台飞上笼顶，从网窟窿跳进笼内。
正月初三是我生日，每年这天早晨煮饺子，奶奶和妈妈都为我煮两个鸡蛋。这个温乎乎的鸡蛋把我孵成一只幸福的鸡雏，让天地间充满了温馨和感动。
从此后，我再没见到那只圣洁的小白鸡，但是它每天都来仓库，在煤窟窿里为我下一个温乎乎的鸡蛋。我每天生喝一个鸡蛋，始终保持旺盛的精力和体能。
在大陆服役的士兵，头一年每个月拿六元钱津贴，在海岛比在大陆多一元钱。还有半个月过年，连队发津贴，我只留一元钱买牙膏肥皂，把六元钱寄回家。
教导队距离守备区来回几十里路，晚上看电影，新兵连提前一个小时出发，回来已经是三更半夜。那一回，放映队难得来教导队放映由小说《艳阳天》改编的《金光大道》，又被我改编成“脑电影”《偷书》，与电影风马牛不相及。
星期天我除了做好事，再是上山寻找敌特放置的定时信号弹。我搜遍石缝草丛树下，一无所获。海风吹得松涛“嗨嗨”呼啸，似潜藏的敌特对我嘲弄。
眼看过年了，不知道家里这个年怎么过，能不能包上饺子，妈妈是不是还在炕上呕吐。来到部队，给家里写信和盼信，成了新兵们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每逢海面刮大风不来船，报纸和信件大量积压。哪天风平浪静船终于来了，每个连队的毛驴车都从守备区拉回一车报纸信件。我一到新兵连，给父亲写了几封信，快过年了我同时收到几封回信。父亲在信中千篇一律，“家里挺好不用挂念，你爷爷奶奶身体健康，特别是你妈的病彻底好啦……”父亲每封信中都多次用“特别”两个字，还有“啦”。姐姐妹妹们在来信中也是“什么都好”。他们越是渲染家中的大好形势，我越怀疑向我隐瞒真相。年前发不出信件，我仍给父亲回信介绍我的情况，让他放心。除夕那天，新兵连杀猪会餐，桌子上还摆了瓶酒。我长到二十四岁头一次在外面过年，想家想得抠心挖肝。几个新兵想家不吃饭，趴在床上一哭几个小时，谁都哄不好，更让人心烦意乱。在联欢晚会上，我代表全排表演节目，嘴里在唱《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心里在想家乡小西山和西沙岗子，情不自禁把“西沙啊西沙”，唱成了“西沙啊岗子，西沙啊岗子，祖国的宝岛我可爱的家乡……”好在《南海风云》这部故事片刚刚上映，新兵连没人会记词记谱，更没人听出我唱错了歌词，照样报以热烈的掌声。
从此后几十年，我都被几个相同的恶梦缠魇，像反复播放几部悲情电影。我复员回到破烂不堪的家里，墙倒屋塌房顶露天。大门没了门扇，窗户玻璃打的一块儿不剩，用破衣裳塞堵窟窿。我穿过一间间黑屋子，一个人没有。我来到南海底坟地，和爷爷奶奶父母和老叔老婶的亡灵对话。妹妹和弟弟们破衣烂衫，在冰天雪地的山上搂草……我又回到部队，不是死乞白赖远远跟在连队后面，再是藏进废弃的哨所里不敢露面。部队开饭我也去吃饭，不是到处找不着碗筷，就是拿不动腿走不进饭堂……我复员走到盐场东边子，迟疑着不敢进村。我去学校，校长董太元正在和教师们开会，我坐在角落里没人搭理。梦醒时分我恍同隔世，遥远的小西山坐落在天边外。每到这时我无比失落，如同被塞进大玻璃瓶子里，在里面浸透乡愁与悲情，与故乡和亲人们天各一方永不相见，真想大哭一场。
晚上，炊事班把饺馅和面团分到各班，以班为单位包饺子煮饺子。我们班九个战士，加上班长七个来自农村，不会和面包饺子。两个知青战士见大家束手无策，竟自己和面包饺子单干。他们嫌海岛条件艰苦，不做细小工作不出公差，只想混两年回城。他们训练不积极，考核不及格，讲怪话拉全班后腿。施班长多次做两人思想工作，让他们端正态度，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两个人仍我行我素。新兵成分比较复杂，新兵连只进行基础教育训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班长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这一回，施班长发火了，严厉地批评他们。我们来自天南海北五湖四海，应该亲如兄弟同舟共济，怎能另起炉灶你吃我看？不管你们报有什么个人目的，只要来到部队穿上军装，就要绝对服从保卫祖国海防、为人民扛枪打仗这个大目标。为了战友多出点力多包几个饺子就以为吃亏，当战友遇到困难你能否出手相助？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你能否为战友挡子弹冲锋在前？当你遇到困难时战友们帮不帮助你？你们连起码做人的良知都不具备，这个兵当与不当又有何用？当你们站在哨位上，祖国和人民怎能放心？
施班长越说越激动，两个知青战士还在包自己的饺子。施班长较真，我们班今天不吃饺子，就看你们两个人吃。甚至，我再把全排、全连叫来看你们吃。
我们小时候一馋饺子，就在沙岗后用黄泥玩和面擀饺子皮、用树叶当馅包饺子，现在都用上了。再说，施班长还当过炊事员。我飞快地和面擀皮，施班长包饺子一个顶仨，比两个知青战士提前包完。几个弟兄去炊事班帮厨烧火，提前排队。我和班长帮那两个知青战士包饺子，他们很不好意思。班里煮饺子，那两个知青兵还在后面排队，班长拿过他们的饺子倒进锅里。吃完饺子，我主动站岗。岛上老百姓都在发纸，鞭炮声响成一片。同时，山上也不时飞起信号弹。每当家里煮饺子，妈妈先捞出两个饺子，供奉在锅台上祭奠祖先。我把少吃的两个饺子拿到哨位，摆在石头上，面对家乡方向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
新兵连结束前评选连嘉奖，和我想要的结果适得其反，连班嘉奖都没评上。有关高三连的种种负面传闻，就像掉进耳朵里面的沙粒，白天晚上“呼呼隆隆”地响个不停。据说高三连是守备区最差的连队，一个干部都不提，常年打坑道装船卸船，只施工打坑道没有“全训”，年底就要被解散。谁分到高三连，谁就掉进火坑毁了前程。高二连是守备区的“硬骨头”式连队，“干部摇篮”，只要好好表现一般都能提干，然后输送到其他连队。守备区各个连队和机关各个部门，都有“高二连”输送的干部。我做梦都想分到高二连，千万别分到高三连。
四个月的紧张训练结束，其他新兵连都已解散，新兵下连。我们新兵一连一直没解散，期盼已久的帽徽领章一直没发，仍不算一个真正的军人。部队上岛二十多年，通信电缆一直没换。每天，全连新兵坐汽车去山上挖电缆沟，中午在山上吃饭。挖完电缆沟，我们又去守备区弹药库倒垛，扛“一三零加农炮”炮弹。我们刚来海岛时冰天雪地，现在已是花红柳绿、万物复苏的春天。转眼到了“五一”，部队换上夏装，我们还穿着棉衣和大头鞋。听小道消息说，今年新兵超额，守备区正在等候上级命令，是否将新兵一连全部退回原籍。我的心又悬起来，哪怕当一辈子新兵，挖一辈子电缆沟扛一辈子炮弹，也别回小西山。那天我们到守备区洗完澡回来，终于脱下棉装换上夏装，发了鲜红的领章帽徽。我穿上钉了领章的新军装，戴上钉了帽徽军帽，对着小镜子一遍遍照，就怕是假的。我时不时摸摸衣领和帽子，领章帽徽还在，就放心了。晚饭后大家立刻出发，到守备区军人服务社照相馆照相。明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兵一连这才宣布解散。
早饭后，新兵下连。一个新兵晾在绳上的一套军装不见了，到处找没着到。哨声骤然响起，新兵紧急集合。大家带着行李、提包来到操场上，进行点验。
排长、班长检查每个新兵的行李、提包，找遍宿舍内外，没找到那套军装。
此时，瘸腿队长终于露面。他胡子拉茬郎当个大长脸，穿一套棉军装，一瘸一拐上了台阶来到操场上。林排长整队：“全体立正——”转身“咔”地立正，墙面发出的回声比他脚后跟磕的还响：“连长同志，全连点验完毕，请指示！”
瘸腿队长没还礼，没看我们新兵一眼，问：“军装找到了吗？”林排长回答：“没找到。”瘸腿队长没说话，仍没看我们新兵一眼，朝林排长伸出一只手。林排长心领神会，转身跑步去炊事班，顷刻间跑步回来，手拿一把小铁锨。
瘸腿队长将小铁锨倒背在身后，一瘸一拐地向营房东头走去。大家屏住呼吸等待，不知道瘸腿队长去挖什么、挖回什么。终于，瘸腿队长一瘸一拐地从营房西头转回来，仍倒背着手拿着小铁锨，只是锨头上挂着那套沾了泥土的军装。
瘸腿队长名不虚传，新兵们发出惊讶的嘘声。他把军装从铁锨头上摘下来，抖搂几下放在篮球架上，“邦当”一声扔了小铁锨，声音沙哑威严：“我当了二十多年兵，新兵连延迟这么长时间才解散，头一次遇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否则就是乌合之众。有人偷军装，说明军装还值钱。要是白给没人要，就成问题了。同志们马上下连队了，这套军装沾了土，抖娄干净了再穿，”转身走了几步又回来，扫视队伍片刻，“因为党指挥枪，所以军心才稳、军魂不散。不抓训练的部队，有刀无刃有刃无锋有锋无芒！当年在大比武靶场上，有个记者问我：神枪手为什么神？我回答：因为心里有敌人！我对部队有感情，一直在等一个人，等谁？敌人！敌人没来，海鸥倒成了替死鬼，也把我等成了瘸子。我能轻易找出那个同志偷藏战友的军装，却一直没找出敌特放置在眼皮底下的信号弹，奇耻大辱……新兵连成了小偷训练营，我承担责任，回去就写检查，打转业报告。这个同志你一时糊涂做了错事，没关系，我不追查了，你也不用主动承认。知耻而后勇，把这股劲攒着，下到连队好好干，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个好兵！”
瘸腿队长一语成谶，那个偷军装的新兵后来提升为师职干部，大校军衔。
瘸腿队长弯腰拣起小铁锨，一使劲扔进水沟，一瘸一拐地朝家属房走去。
林排长一声口令：“向后——转！”新兵们“刷”地向后转，“敬礼！”大家齐刷刷向瘸腿队长佝偻的背影敬礼。瘸腿队长停下，慢慢转过身，立正还礼后，朝家属房走去。瘸腿队长的身影消失，新兵们仍一动不动地保持敬礼姿势。
大家重新打好背包提着提包，到操场集合。各单位干部前来接兵。十几辆毛驴车停在操场上，所有新兵都被领走，操场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指导员最后宣布：“董太锋，高三连！”我的脑袋顿时乱成了柴火垛。高三连派一班长赵恩才接我，从海边走回连队。我背着行李提着提包走在前面，心里七上八下五味杂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