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我们南开大学被空军特招入伍的40名应届毕业生就要离开母校了。一大早，空军的一辆大巴车就停在了学校的操场上。吃过早饭，我们告别了前来送行的老师和同学，告别了恋恋不舍的母校，登上了专程来接我们的那辆大巴车。大巴车沿着京津公路，飞快地向北京方向驶去。望着身后渐渐远去的校园，想起那些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南开大学是一所具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就是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今天我们学成毕业，走出校门，就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南开精神，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大家此时的心情可能都是一样的，坐在车里谁也不说话。车窗外面的田野里光秃秃的，偶尔还能看到几片没有融化的残雪，路边的电线杆子一根接一根地飞逝而过，车子里静悄悄的，有几个女同学还在偷偷地抹眼泪。

　　汽车在路上行驶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们来到了此行的临时营地——北京广播学院（即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学院的大门口站着两排穿空军服装的人，他们敲锣打鼓，喊着口号欢迎我们。后来才知道，这些欢迎我们的人也是两个月前刚特招入伍的应届大学毕业生。

　　在北京广播学院，我们稍做休息后就被带到食堂去吃午饭。这是我入伍后吃的第一顿饭，印象很深。我记得那顿饭是四菜一汤，有浑有素，主食是大米饭和肉花卷，随便吃，没人限制你。过去我们在大学就餐都是有定量的，每一顿饭都要精打细算，不敢多吃一口，不然到月底就要断顿挨饿。今天是放开肚皮吃饭，而且还吃得这么好，大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吃过午饭，领导安排我们去洗了一个澡，然后就带我们去领军服、被褥、水壶、挎包、军鞋、军帽、领章、帽徽、腰带等军需物品，并给我们讲了军装的穿戴要求。回到宿舍，在老战友的帮助下，我们很快就换上了崭新的人民空军军服，上绿下蓝，在红领章红帽徽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精神。这是我第一次穿军装，心里很激动，就跑到宿舍门口那个穿衣镜前左照右看，越看越高兴。过了两天，部队又组织我们到王府井大街上那个有名的中国照相馆（这个照相馆曾为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拍过标准像），每人拍了一张戎装照。这是我入伍后拍的第一张戎装照，非常珍惜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在像册里。

　　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学校都停课了，整个广播学院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空军就借用这里的校舍为我们刚入伍的大学生搞入伍教育。入伍教育主要是入伍动机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忆苦思甜教育、保密教育，以及军人着装和军容风纪教育。每天都安排的满满的，不是听课就是讨论，虽然日子过的很紧张，但大家心里很高兴。

　　在入伍教育即将结束的一天夜里，我们刚刚入睡，就听到了连续短促的紧急集合哨声。夜里紧急集合是不允许开灯的，大家赶紧从被窝里爬起来，摸黑打背包收拾东西，每个人都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集合地点。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站在队前向我们宣读上级命令：“北部山区发现敌情，上级命令你们今夜全副武装奔赴山区执行歼敌任务。”我们是大学生，知道这是演习，但当时的场面和气氛就和真的一样。大家全副武装，急行军到北京东站，然后登上一列火车就出发了。至于往那儿走，我们不知道，也不敢多问。火车大约开了两个多小时停了下来。下车后，我们来到一个叫岔道城的地方。

　　我学过地理和历史，知道岔道城是八达岭的北大门，是从蒙古草原进出北京的一个重要隘口，相传为汉代所建，到明代加固为守卫北京的军事要塞。据《居庸志略》载：“八达岭为居庸之禁扼，岔道又为八达岭之藩篱”。岔道城是居庸关和八达岭的军事前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古人评论称：“守岔道，所以守八达岭；守八达岭所以守居庸关；守居庸关所以守京师。”明朝末年，李自成率起义军曾经三天三夜未能攻下岔道城，最后不得不绕道石峡关攻入居庸关，进而攻占北京城。

　　这里为什么叫岔道城呢？因为从北京出来的那条关沟峡谷通道在这里分了两个岔道：一个岔道通往西北的张家口、大同方向；另一个岔道通往东北的永宁和四海方向。今晚，我们将从岔道城向东北方向出发。 按照贯例，出发前带队的领导又进行了简短的“战前”动员，大意是说“敌人”已被我军主力部队击溃，正逃往东北方向的一个山凹里，离我们还有几十里路，上级命令我们在天亮前赶到那里聚歼这股“敌人”。一切都是假戏真做，听起来是演戏，做起来就和真的一样，连作战命令都是事先打印好并盖有大红印章的。

　　我们从岔道城出发时，已经是深夜11点多了，时值寒冬腊月，夜黑风急，我们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低温，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朝目的地前进。大家全副武装，精神抖擞，没有一丝睡意，也没有一个掉队的。

　　我所在的二班为这次夜行军的尖刀班，走在整个行军队伍的最前列。我是尖刀班的班长，走在全班的最前面，也是走在整个行军队伍的最前头。我除正常负重外，手里还抱着一个半米高的镶着玻璃框的毛主席彩色画像。这个毛主席画像是上级规定必带的，而且必须由尖刀班班长双手抱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寓意是“毛主席带领我们向前进”。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十分光荣的政治任务，除尖刀班班长外，其它人是轮不到的。那个带玻璃框的毛主席像很重，我手捧这个毛主席像，还带着背包和行李，负重很大，走起路来很吃力。我借着月光摸黑前行，一路小心翼翼，生怕自己不小心摔倒了。如果万一摔倒了，把鑲嵌玻璃框的毛主席像摔坏了，在当时那可是天大的政治问题。

　　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信心满满地走在行军队伍的最前头。我的行军速度决定了整个队伍的行军速度，我不能快、也不能慢、更不能停。稍有行军常识的人都知道，走在前面的人稍微一快，走在后面的人就得跑。有一句行军谚语说得好：“前面一跳、后面就叫”，说得就是这种情况。我带着尖刀班，手里捧着毛主席像，喊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在黑夜中前行。腊月的长城北山滴水成冰，寒风刺骨，但我们里面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我们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被汗水湿透的衣服就会像冰一样的凉。

　　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奋力爬山时，一个名叫杨海田的行军宣传员过来问我：“二班长！累不累？”我说：“不累！”他说：“你负重这么多，怎么能不累？”我看了看胸前的毛主席像，大声对他说：“胸前有颗红太阳，千难万险无阻挡。”（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把毛主席称作红太阳）。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无意中脱口说出来的一句话，竟被杨海田这个行军宣传员当作“重大新闻”报导出去了。一时间，整个行军队伍里响起了“胸前有颗红太阳，千难万险无阻挡！”和“向二班长学习！”“向二班长致敬！”的口号声。你别不信，精神力量是可以变成物质力量的。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大家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忘记了脚疼，顶着寒风，咬紧牙关，翻越了两座大山，走完了几十里路，终于在天亮前胜利到达了目的地。

　　目的地就在一个四周环山的盆地里，山凹中间有一个名叫西灰岭的小村庄，我们的营区就在这个小村庄西面的半山坡上。当我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远远就能看到营区门口挂着红色条幅，上面写着“热烈欢迎新战友！”“向新战友学习！”“向新战友致敬！” 等大标语。部队首长和战友们都早已站在营区的门口，向我们招手致意，表示热烈的欢迎。

　　当时谁都不会想到，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军营，竟是我们终生奋斗的战场。在这里，我们学军事，学政治，苦练杀敌本领，用我们的知识和技能，去保卫祖国的安全和人民的幸福。很多人在这里献了青春献终身，默默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我们之中有很多人后来都进入了师职领导岗位和师职技术岗位，也有人进入了更高一层的技术岗位。现在我们都退休了，住在北京的军休所里，享受着“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退休生活。党和国家给了我们很高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我们都知足了！我们从内心里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人民！更感谢朝夕相处的人民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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