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诗中探寻历史真相
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于1993年，于 1997年获中国长篇小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一度引起轰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正是本人转换地区和企业的关键时期，所以虽闻其书盛名却始终没有捧读，这一拖也就拖下来了，竟成为一种阅读上的缺憾。没想到该书作者陈忠实在最近与世长辞，此书成为他在长篇中的最后有影响的里程碑。不论是补课还是缅怀，不好好读读此书是说不过去了。
社会上对《白鹿原》评价多多，据笔者所知，正面评论恐占多数，从人们宏观的形容来看，这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书中神秘的序曲预示着家族和社会的不祥。一个家族两代子孙，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明争暗斗不已，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圈内人认为《白鹿原》是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但它的现实主义又不同于以前的所谓革命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强调政治观念的“正确”，要求比生活更为集中、更为突出地反映所谓生活本质，在人物塑造上有类型化和两极化倾向。这样往往偏离生活的常态，从而陷入政治图解式的叙述。而《白鹿原》力图展示生活原生态，揭示出纷繁社会中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规律，它通过设置大量看似偶然的事件，把具体的人物命运和宏大的历史进程连结起来，从而使历史呈现出某种浑沌的状态，具有了生命的灵气。
在具体的创作中，陈忠实大量借鉴了潜意识、魔幻、死亡意识、性本能等现代主义手法，从而使情节愈显曲折，突出了人物命运的不可臆测。尤其是魔幻手法，在中国传统农村的直观思维中也可以找到根源，农村中那种融主观和客观、生与死于一体的原始宗教的二元论世界观，恰恰是魔幻思想的温床。陈忠实正是通过这种魔幻描写，模糊了生者与死者、冥界与人间的界壁，在人与鬼的冲突中来展示人性深处的东西，揭示人性的悲剧、人生的苦难。同时，这种手法还给所叙述的历史带来一种不可预知的神秘性，给读者以心灵上的震撼：仿佛冥冥中有一只巨大的手，掌握着人物的命运和历史的发展。
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反思文学”在当时的兴起。所谓反思，就是对历史，对传统、对文化，甚至是对政治的重新思考，而《白鹿原》则在这点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相比之下，他的写作手法倒是在其次了。至于没有读得太懂或不感兴趣者也不是没有，他们也表示了不足为取或不屑的意见，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笔者看完《白鹿原》全书，意犹未尽，继而一些思考和想法油然而生。
一、关于阶级
《白鹿原》的故事是从本世纪初写起，主线索是白、鹿两家。而白、鹿两家都是当地的大户，也就是地主。与以往主流概念不同的是，这两个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地主都极其节俭，都雇有长工，都参加生产劳动。他们之间暗里虽有些心计相斗利益相争，都希望自家更加发达，但在族里村里一些公共事业上基本互相配合，以礼相待。他们之间的争斗是一种心理上的较量，是在秩序和法律框架之内的竞争，他们外在的表现甚至还不如美国的驴象之争那样激烈。一些评论家和读者把白鹿两家命运的跌宕和竞争当成小说表现的主要意蕴，这恐怕是理解略微表象了一些，史诗应该反映更加宏大更加深刻的主题。
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农村的理想状态。农民应该有自己的土地，应该是土地的主人，农村的每一户人家应该都是地主。然而，这只是一种社会理想，现实并不如此，农村确实存在贫富，存在着有地和无地的区别，这被社会学说上升到阶级的表述。几千年来，中国除了皇家贵族和官僚的封地以外，整个地主富农阶层的土地是怎么得来的？他们是怎么发家的？《白鹿原》有他的说法。书中这样描述老地主—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在临死前一天的情况：“他扛犁牵马走出村巷走向田野的时候，精神抖擞得像出征的将军。整个后晌，他都是精力充沛意志集中于手中的农活，往往逼得比他年轻的长工鹿三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不敢有片刻的怠慢。”从这种描绘来看，中国的地主富农阶层并非都是靠巧取豪夺来积累财富和土地，恰恰相反，他们所获的一切是靠诚实勤奋的劳动而来的。
如果说这只是小说家的描述，那么终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是这样描述他年轻时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他的田地。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够饱的。”由此可见，小说的描述是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中国的地富阶级是中国农民中最勤奋最具有经营头脑的一群。
地主是如此致富的，那么他们与长工的关系如何？《白鹿原》对此有更加细致的描写。白鹿原的大户白、鹿两家与他们的长工关系是不错的，他们遵循着传统正常的社会规范，对长工包吃包住并支付工钱。白家就更不一般了，地主白嘉轩对长工鹿三就像对自己的兄弟一样，一起干活一起吃饭，还将长工鹿三的孩子黑娃和自己的孩子一起送进学堂读书。他们之间除了财产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在相处的关系上几乎可以说亲密无间，完全看不到一丝一毫能够引起阶级斗争的血泪帐。在有产者地主与无产者长工之间甚至连嫉妒的心理都没有发生，他们的关系是互相感恩的关系。在长期的政治教育中，我们从小都认为地主的形象就是黄世仁、周扒皮一类人物，在《白鹿原》中全然颠覆。当然，欺男霸女的土豪劣绅不是没有，但他们的数量从一个阶层来说，就像无产者中的流氓无赖一样，毕竟是少数。我们没有理由说白嘉轩们是坏人，更不可能把毛泽东的父亲当成阶级敌人。既然如此，对中国农村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就要重新分析和评价了。
阶级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总是存在的，但阶级的具体成员常常会有变化。一个普通的农民可以通过勤劳和聪明发家致富，而一个“富二代”却会因为好吃懒做胡作非为而败家。《白鹿原》中还真有这样一个典型。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曾被白嘉轩视为白家的接班人，但他却被黑娃的老婆田小娥所诱惑，毫无悬念地私通，继而卖掉自己的房屋和田地以供淫欲和大烟瘾的满足，再后来沦为真正的无产者乞丐，为当地人所不齿。人生无常，小说叙述他走投无路时，投向了国民党的保安队，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被逼起义，最后竟成为共产党的县长，虽是传奇故事，但不能不说涵义深远。
阶级斗争源于社会的不公平，但斗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新的不公平就诞生了。信奉这个斗争哲学，就必然让翻烧饼似的斗争无穷无尽子子孙孙地进行下去。这样的社会形态能进步吗？我们换一个角度，在一定法律的框架下，进行阶级合作怎么样？实行耕者有其田，大陆有土改运动，以暴力剥夺的阶级斗争形式进行的，共产党的领袖为此而焦虑，反复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至最终发生了文革十年这样大规模的社会惨剧。台湾也进行过全面土改，以政府赎买形式进行的，没有引起社会动荡，反而使台湾的经济生活平稳发展，不意竟使人耳目一新。长期以来的政治宣教使人们一直以为土地改革就是只有用暴力手段来进行剥夺土地富有者，殊不知在社会改革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暴力剥夺只不过是最野蛮、后患最多的一种。
阶级和阶级矛盾是社会历史存在的必然形态，它不应该被认为是社会的主旋律，但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建立一个民主和法制的社会，通过不断的社会改良或改革即可达到目的，而完全不必让老百姓之间刀枪相向，血流成河，最后杀出个朱元璋。
二、关于传统文化
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是族长，他责无旁贷地掌管着白鹿原一大块地方的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他推行的无非是孔孟之道，“仁义”二字。
白鹿原所展示的农村传统文化就是宗族文化，白嘉轩作为族长，基本上身体力行，堪作宗族文化的楷模和样板。从个人素质来说，他很聪明，但严格恪守传统道德，在日常生活和交易方面，不论是对潜在的竞争对手鹿家，还是对乡邻和长工都体现出仁义和宽容。与此同时，在维护宗族文化和农村的社会秩序方面，则坚守原则，铁面无私。白鹿原一度出现的赌博风、吸毒风以及伤风败俗的通奸现象都以比起当时的法律还要严苛得多的宗法来严惩，即使对亲生儿子也不例外。这种传统坚守的结果，挽救了走入歧途的乡民及濒于破裂的家庭，保持了白鹿原相对纯净的一方净土。由于白嘉轩在传统宗法的框架内，行得端做得正，所以小说特别描述了他始终挺直的腰，以致黑娃作为土匪报复白家时，不取他的性命，而将他的腰打折。
从现代的视角来看，宗族文化虽然维护了当时的传统秩序，但它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极大地限制和束缚了个人的自由，并直接影响了个人的幸福。这个具体表现就是包办婚姻。小说中首当其害的就是鹿三的儿子黑娃，黑娃在当麦客的时候，与外地举人的小老婆田小娥发生恋情，后来事情败露于是带小娥回家。此事遭到白嘉轩的严拒，不准进祠堂，不准在家安住，为此仇恨的种子深深植于黑娃的心中。当闹农协时，黑娃带人首先就砸了白鹿原的祠堂而泄愤，算是一种因果效应。
中国几千年来，都信奉以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仅仅从道德层面来说，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及恕、忠、孝、悌等理念，对整个人民的思想并没什么太负面的东西。不论在庙堂之高，还是在江湖之远，你可以不仁不义吗？你可以不讲礼貌、不讲理智、不讲信用吗？人际之间讲宽容、兄弟之间讲友爱、对待父母讲孝道有什么不应该？一个“忠”字，可以是忠君，也可以是爱国，如果过去是忠君，现在则是爱国，更勿谈升华到忠于信仰忠于真理的层面。当然，传统的儒家理念在道德层面以外有它致命的溃疡，这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科学观上，例如等级深严的“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压迫妇女的 “三从四德”，禁锢婚姻和感情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等，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下对传统的儒家思想给予了有力的打击。问题在于在泼掉脏水的同时不可将盆中的婴儿一起泼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会有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光大。人们痛斥某人“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并不是否定“仁义道德”，恰恰是对“仁义道德”的肯定，而揭露的是心口不一，缺乏儒家思想的那个“信”字的虚伪性。
《白鹿原》对“五四”运动涉及甚微，大约是因为白鹿原在农村的深处，大城市的文化变革波及不够，所以传统道德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对于农村来说，只要不是兵荒马乱，传统的文化维系着整个社会的秩序，所有危害社会机体的行为包括赌博、吸毒、淫乱等都会在族规和乡约中受到制约和惩罚。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对人的感情和自由最大的束缚和戕害还是婚姻问题，这对于个人来说足以构成传统文化的一片黑暗。然而，问题是这一点完全可以在时代的进步中，通过立法进行彻底改革。著名的思想家、国学大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或许就是他看到了《白鹿原》所描述的那种真实的实际境况而得到的启示，可惜因为不符合视为主流的阶级斗争理论而遭到痛批，从而留下他与毛泽东的“雅量之争”革命意味着破坏，破坏是容易的，而建设很难。“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开了一扇窗子，带来了新鲜空气，西风东渐并没有动摇中华文化的根基，这里自然有其政治上的原因。然而史无前例的“文革”却使中华文化遭到了真正的重创，所谓的“四旧”尽扫，且不谈文化典籍和实物被尽情捣毁，儒家文化被彻底否定，搞阶级斗争可以不仁不义不孝不礼不智不信不恕不悌，唯留一个“忠”，而且是只忠于领袖一个人……《白鹿原》中的文化“圣人”朱先生去世在砖头里刻留了两句话，几十年后红卫兵捣毁了当地的白鹿书院，继而在“批林批孔” 运动中砸碑破坟看到了这两句话，一句是：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另一句是：折腾到何日为止。当时引得学生和围观的村民惊呼起来……
庆幸的是，在复兴民族中国梦中，中共中央在其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融入了儒家思想的有关元素，但是那只是一种口号，不能称之为文化了，因为缺乏内涵。
三、关于党争
中国自推翻满清王朝，就陷于战乱之中。28年来国共两党两次携手，两次大战，直至分出胜负。两个革命党一个信仰“三民主义”，一个信仰“共产主义”，在目标上都有共同之处，为何如此你死我活地相拼，《白鹿原》在讲述历史上农村发生的故事中，给人以微妙的启示。 在反对军阀统治时期，国共合作以两条线进行社会变革，一条是军事斗争即北伐，由国民党主导，其中参加了不少共产党员。另一条则是唤起民众，基本由共产党承担，国民党只在行政上支持。《白鹿原》里在一片动荡中，鹿家鹿子霖的大儿子鹿兆鹏是共产党员，他与赶走军阀的国民党当局合作进行农民运动。通过农讲所的培训，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在鹿兆鹏的指导和支持下，他们办起了农民协会，并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开始参加者甚少，但几个重大的行动将农民运动推向高潮。
1、将一个经常趁机乱搞女人的老和尚在一声怒吼中用铡刀铡了；
2、将一个经常强奸乡村妇女的蛮商碗客在愤怒声讨中乱棍打死，一个农会副主席竟把碗客的媳妇给睡了；
3、砸了白鹿村的祠堂，捣毁了祠堂内刻在石碑上的乡约；
4、在白鹿村的戏台上斗争总乡约（乡长）田福贤，同时乡约（村长）鹿子霖陪斗，要乡里的会计当场揭发，会计看着戏台上铡刀，面无人色，很主动交代细账，证明田福贤贪污，于是群情激愤，如不是鹿兆鹏极力阻拦，朝天开枪，田乡长也就铡了。以后将邻村的首富贺老爷子戴高帽进行游街，极尽羞辱。这些情节，我们可在当年的革命青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看到不少实际描述，“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为所欲为，好生痛快！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很难逆料。实际上，这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所谓无政府状态就是整个社会是无序的，没有法度没有规矩，几个人一声吼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取人性命。无政府状态，谁的势大谁的人多，谁就可以为所欲为。文化革命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再现，一群红卫兵喊“打死他”，这个人可能性命难保，北师大女附中的卞校长首开被打致死的纪录，以后在全国流行起来，竟见怪不怪了。当时的县政府省政府两党关系微妙对这种状况无可奈何，但分裂的潜流不可避免会明朗化。
很快，历史转弯了。国共分裂，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追捕和屠杀，两党正式成为仇敌……乡长田福贤回来了，疯狂的报复不可避免。一个刚强的农会好汉被当众折磨至死，其余的农会骨干纷纷悔过求饶，曾揭发的会计跪在台上自抽嘴巴……鹿兆鹏转入地下，黑娃当了土匪。旧秩序重新恢复。然而，国共两党的仇恨很难解了，国民党赶尽杀绝，共产党坚持反击，一直到日本人入侵，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曾为兄弟的两党同胞方暂停干戈。即便如此，两党还是互相防范，不改初衷。鹿兆鹏的弟弟鹿兆海一位国军团长，在抗击日军的中条山战役劫后余生之后，又受命攻击陕北红军而阵亡。书中的文化圣人朱先生痛心疾首将此定义为“窝里咬”。
中国历史上为反对暴秦，刘邦项羽各自起兵造反，秦灭之后刘项相争，最终成王败寇。国民党势大时骂共产党为共匪，共产党得势后骂国民党为蒋匪。成为几千年来通例的延续。书中不可缺少的典型人物鹿黑娃的命运似乎预示着什么，他最开始是农会的核心骨干，一直冲杀在前，形势大变后，投身共产党的起义队伍，队伍打散后，上山入伙当了土匪的二当家，以后被国民党招安，成为县保安大队的营长。解放前夕，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举行起义。万万没想到，最后因为他曾处置了一个共产党内告密的叛徒，而被指为残杀共产党人。他的辩解无效，不由使人想起“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动口号。他被绑赴刑场的时候，竟然发现他将和他斗争了一辈子的宿敌国民党的书记岳维山、乡长田福贤一同处死，这是他最最不可忍受的也是最无奈的事情，真乃造化弄人。
在《白鹿原》中有几个细节耐人寻味。在国共合作期间，当地共产党的领导鹿兆鹏与国民党总乡约田福贤下了几盘棋，鹿兆鹏因为不谙棋路，屡战屡败，但他很不服气，声称将来一定会取胜。农会要铡田福贤时，鹿考虑到国共关系而刀下留人，将田交给县国民党党部。当鹿后来被捕，准备解到省里枪毙，田向上面强烈要求将鹿押回乡里正法，以儆效尤，实际上冒名顶替，暗自换人，让人将鹿救走，脱离险境。1972年，毛泽东在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交谈时幽默地将曾经的对头蒋介石称为“老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国共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革命党出身，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共产主义着眼于世界，三民主义着眼于国家，像书中朱先生说的“一个天下为公，一个天下为共”，他们的老师都是苏联，他们都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社会，以致兵戎相见。他们都曾呼唤“民主”，却都在掌权时建设了一个“党国”，以一种独裁代替了另一种独裁。
但愿现实主义的作品不是小说家言。白家的长子白孝文背叛家庭，挥霍家产沦为乞丐，后投靠国民党起家，在临解放的最后一刻被逼反正，最后当上了共产党的县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诬害了对他知根知底的并始终以共产党为导师的黑娃。鹿家的长子鹿兆鹏一个坚定的有思想的共产党人，在家乡历尽艰险，最后随军去了新疆，却永远失去了消息。白嘉轩目睹几十年的变迁，在解放前听从朱先生的提示，卖掉了大部分土地，在土改时没有被划为地主。而有着一个共产党儿子一个国民党儿子的鹿子霖疯了，悲惨地死去。白鹿原具有特色的历史从此消失，它后来终于和全国一样。 国共两党的斗争，造就了中国不少精英，也毁灭了中国不少精英。
四、关于极左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部反映农村沧桑的巨著会提到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在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中，一般可大致认为共产党是左派，国民党是右派。殊不知共产党在他的基本理论指导下，内部还有更左的极左派或极左行为。而这些极左行为恰恰直接干扰了共产党的终极目的，毁坏了共产党的形象。
《白鹿原》中，一支由共产党建立起来的农民武装红三十六军被策动去进攻西安，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廖军长对此表示质疑和姜政委发生争执时，姜政委一开口就是“军事行动上的摇摆不定反映出思想立场的动摇。”廖军长因为是黄埔军校出身，在政治上总有一种怯惧。而姜政委满口革命大道理的那种腔调和语气在共产党内耳熟能详司空见惯，谁有意见就是立场问题。结果是：姜政委在进攻前借口向省里汇报离开了，撤退已经来不及，敌军布下四面埋伏，红三十六军全军覆没。
书中还有一件更令人唏嘘不止的事件。已经是抗战时期了，白嘉轩的宝贵女儿白灵经过慎重思考和考验与鹿兆鹏结为夫妻，并加入了共产党。因为工作需要，白灵被送往廖军长新开创的解放区。正当白灵心情舒畅努力工作之时，解放区因为发现了一个逃走的特务而导致了一场内乱。当政的毕政委将十一个从西安投奔红军的学生逮捕并活埋，大队长和一些指挥员因为给学生打包票，要求停止肃反也被抓起来，最后廖军长因为与之争论，也被逮捕打入囚窑。“毕政委召集全体将士会议，宣布肃反取得彻底胜利，不仅挖出潜伏到根据地来的一小帮特务，重要的是挖出了一条隐伏在红军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中的骨干分子结成了一个反党集团……”
白灵是在这个大会上被逮捕的，随后被活埋了。小说特别说明了一下，执行活埋她的两个战士后来牺牲在山西抗日阵地上。廖军长被周恩来下令释出囚窑后又当了正规红军师长，牺牲在抗日前线。那个毕政委后来也到了延安，向中央检讨了错误之后，改换了姓名，再无从查找……
这些历史悲剧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多少年来共产党内“宁左勿右”风气不灭？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毛泽东挨整到彭德怀挨整，再到刘邓被打倒，胡耀邦下台无不是“左”的结果。更远一些，中共的老师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已有先例也是如此，不提也罢。笔者以为，环境、组织、制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内因恐怕还在于指导思想的理论根源。
当这部史诗般的作品读完，在震撼之余，一些更宏大的问题在叩问这个世界：沧桑往复，社会发展的正道何在？人类如何尽可能减少痛苦减少破坏和损失地发展自己？历史文化的传承会不会被时尚淹没？
《白鹿原》扉页上有一句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历史是人写的，耿直朴实的人用笔墨留下了历史真相。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魇语不再成为随时即可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被禁锢的历史会丰富地展现出来。当这种原生态程度的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完全打破了所谓“革命现实主义”的窠臼而蓬勃生长，一部部远窥历史的望远镜将使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
2016／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