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笔杆子”
曾流传着一句极通俗的名言，曰：笔杆子、枪杆子，革命就靠着两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暴力革命的硬道理。真要改朝换代并要巩固这个政权，还是要“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笔杆子是废弃不了的。封建王朝的文武百官，现代国家的文化部、国防部，哪样也少不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笔杆子有时可能比枪杆子还重要，譬如笔杆子有时可以指挥枪杆子，不费一枪一弹政权易帜等等。
自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笔杆子的影响和作用空前强大起来，因为它已经和枪杆子相提并论了，比起当年鲁迅所比的“匕首”“投枪”又进了一大步。人们不用真的动刀动枪，只要准备一些墨汁和浆糊，就可以“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了。笔由此成为了一种极具神通的特殊工具，而凡是有能力熟练操持这种工具的人，被誉为“笔杆子”。
在普通老百姓眼里，“笔杆子”是了不得的，他的手下可出大块大块的文章，他的口中可有头头是道的真理，他可以接近各级当权者，貌似无冕之王，他甚至可以摆架子以显示与众不同的清高。在芸芸众生中，“笔杆子”特别喜欢“知识分子”的称谓，而当某运动风暴来临，他又做出很前卫的姿态，以表明紧跟时代的革命潮流。有的为官者，若恭维他曾是“笔杆子”，这比叫他的官名还润心。即使是混栽了，他们也许会认为当年梁山好汉中坐第一把交椅的宋江宋大哥上山前不也是“刀笔精通”的“笔杆子”吗？再不济，耍笔杆子也比拿瓦刀的强上百倍。
虽然中国的“文字狱”曾摧残了历史上无数文人，但真正说起“笔杆子”曾经的风光，历史上确也不少，为当朝者唱赞歌的且不去说他，特举两个相反的典型例子。《三国演义》中袁绍要讨伐曹操，部下陈琳起草讨曹檄文，历数曹操种种罪状，从曹的祖父一直骂到曹本人，可谓轰动一时。当时曹操正患头风，卧病在床。左右将此檄传进，曹操见后，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从床上一跃而起，急问此檄何人所作。后来破袁之后，陈琳被刀斧手绑赴刑场，被曹操看见，问他：你为袁绍作檄文，罪恶加在我身上倒也罢了，怎么连我祖父也污辱一番？陈琳回答：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后来，“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乃赦之，命为从事。”陈琳把曹操的文章做足了，成了名人，而曹操也没有杀他，两个人都名传当世，功德圆满。无独有偶，唐代武则天当政时，初唐文坛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为叛乱集团起草了有名的讨武檄文，文采飞扬，词句犀利，其中名句“且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在当时算是石破天惊了。后来的故事和陈琳类似，文章治好了武则天的头疼，平叛之后，武则天也没杀骆宾王，而是使其归顺。那么到底为什么陈琳、骆宾王得罪了当朝最大的权贵而竟化险为夷呢？真是曹操、武则天们的宽宏大度吗？谁不知道伴君如伴虎？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是“笔杆子”，而且仅仅只是“笔杆子”而已。
“笔杆子”的基础是文字有功底，可以歌功颂德，将某事夸赞得花蔟锦绣，也可以唾骂指责，把某人鄙薄得罪大恶极或一文不值。“笔杆子”的特点则是“箭在弦上”，要你射哪里你就射向哪里。上文提到曹操佚事，他本人就是一个文学家。三国时期遐尔闻名的建安文学，曹操是创始人。我们常听到的名言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都是出自他的笔下。毛泽东到秦皇岛观景，也不由发出“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的感叹。陈琳的文章把政治家的曹操骂得跳起来，可见文字的老辣，但是他骂曹操非本意，是“不得不发”，回过头来，他同样也可以把他过去的主子袁绍骂得狗血淋头，幸好曹操没有命令他进行这样的恶作剧，否则天下的“笔杆子”再无颜面立于世了。终于，浪淘尽文坛千古风流人物，留下了阿瞒，而消失了陈琳。
“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堪称一个典型人物，抡起文化棍子来不可一世，真要他拿出一点理论或思想，却一塌糊涂。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比作依附于某阶级的毛，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实这个比喻用在“笔杆子”身上才更为贴切，因为他们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自己的思想，将文才完全作了谋生或发迹的工具。还有一些人文才极佳，在文坛上素有盛名，如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等，却没有人称他们为“笔杆子”，何故？因为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他们的作品都是源于自己的真实思想和对世界的深切感受，不需“遵命”。遗憾的是，建国后这些作家再也没有好的作品问世，他们或许也想当一下“革命的笔杆子”，但是知识分子的良心，不可能让他们追随政治风潮起伏，大跃进运动来了歌颂“大跃进”，文革来了歌颂“文革”吗？办不到。所以，他们始终是真正的作家，而不是“笔杆子”。由此可见，当一切纳入政治轨道将会对一个社会的文化思想造成多么可怕的局面：只批发出一群“笔杆子”而造就不出真正的作家和思想家。
随着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过去意义上的“笔杆子”是越来越少了，除了那些首长的秘书和专业写作班子。任何时候这样一些“毛”总是存在的，一个社会总不能光有皮而没有毛，社会也需要美容美发。既然“笔杆子”已不是一种社会的主流文化现象，有一点倒也无妨，XX部发言人还是要的，那完全是一种工作程序的需要。有意思的是,在当今商品社会中,一种新型的“笔杆子”应运而生,他们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枪手”，名字郑重其事地嫁给了枪杆子。
一日，一位书商翻阅了我已出版的作品集后，突然提出了一个使我猝不及防的问题：一千字你要多少钱？我表示不解。他笑笑说：由我给你提供创意和框架，你来写作品，怎么样？你报个价吧。我听明白了，他在寻找一个“枪手”，一种被“污辱”的感觉轰然而起，他居然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盯着他看了数分钟，他坦然自若没有不安的表现。我忽然明白了，作为一个商人，他在谈一笔交易，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他出钱和条件，要买的是你的文字功力，别的一概不论，他并不强迫你，只是和你商量，以期通过此举获得图书市场的青睐。他觉得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而你的观念哪怕多么崇高和纯洁，与他毫不相干。我意识到这点，于是微笑地回答他：对不起，我的文字只和我的思想同在，你另找人吧。他还想谈什么，我拂袖而去。尽管如此，心里还是有些不快，居然也被人当成了“枪手”。这也说明，社会上确实有一批靠此技生存的“枪手”。正如人们说的，他们功利性极强，为了要钞票，而将自己的文才全数抛出，姿意挥洒。如果是创作出有美学价值的东西，那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但如果都是一些文化垃圾或颠倒黑白的东西，就不太妙了。
“五四”时期，一大批文人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挥笔上阵，就是为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建立和传播，有谁是为了几块大洋？据说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稿费还不够他写作期间抽劣质香烟的费用。这才见到笔杆子的意境。可以这样说，写作者只要没有明确的功利性，就不是“枪手”。其实，现在靠笔杆子挣碗饭吃也挺难的，能够搞些应景文字，再加上报告总结、规章制度一类无可厚非，但写文章最好还是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卖艺不卖身嘛。
时代虽然不同了，握笔的风范岂能丧失！新的时期，“笔杆子”的内涵或许有了新的诠释，在写作上他们也许可以叫“合作者”，但他们的作品永远不可能进入思想领域的广阔空间，而只能在娱乐活动的栅栏里滚动。当“笔杆子”这个特殊的称谓存在一天，写作者中就会有一道异化的支流。不过，无论怎样，他们在文化历史中没有地位，只是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弄臣而已。因此，他们终究是可悲的。
可悲的“笔杆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