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乌素南北的塞上明珠
内蒙古高原由东北向西南斜伸，地势狭长。如此一来，这片广袤的土地就与八个省级行政区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成为华夏版图上一道绝无仅有的风景。它的东北部主要是茂密的森林，中部大都为辽阔的草原，西部则几乎都是荒凉的沙地。
地理概念中，沙漠为沙地的一部分，完全由黄沙堆积而成，是沙化最为严重的沙地；狭义的角度，那些冠以具体称谓的沙地，一般来说，只是覆了一层不算太厚的黄沙。
内蒙古境内的沙地占了整体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不过，在它们的东南方向，“毛乌素”沙地也颇负盛名，它的南北两侧，分别坐落着陕北的榆林和蒙西南的鄂尔多斯，那是两座古老的塞上名城。
（右图：内蒙古地形图）
汽车在两城之间穿行，绿色的植被盖住了四野的黄褐色，虽然不能说茂密，但映入眼帘的分明就是那种能绿透人心的颜色。一丛丛的柽柳，一簇簇的芨芨草，在夏日的暖风中摇曳生姿；一片片墨绿的玉米，一朵朵娇艳的野花，散发出了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香；最耀眼的是那一排排挺拔的白杨，树冠紧凑，身躯伟岸，与内地杨树扎煞的身姿似乎不太一样，仿佛瞬间就会刺破苍穹，让人想起了茅盾先生《白杨礼赞》中曾经的描述。
有了这片绿色，如今的“毛乌素”沙地应该说是有名无实了，80%的地域都褪去了黄沙，变成了林地、草场和良田。绿色的植被压在地表之上，使得每年被狂风卷走的沙土足足减少了四亿吨之多，黄河之水似乎也清澄了一些。不过，这种美妙的变化，其实只是昔日情景的再现而已。
“毛乌素”之谓源于陕北靖边的毛乌素村，最初的外延也没有如今宽泛，它在蒙语中是“坏水”的意思，这种说法让人有些难以理解。因为迟至汉唐时期，那一带还是水草丰美的地区，何以“坏水”名之？
后来，由于无序的开垦和频繁的战事，加之气候变化等原因，宋代以降，“毛乌素”就地起沙，很快就像牛皮癣一样向四周扩散，愈演愈烈。到了清代，最终变成了望而生畏的茫茫大漠，面积竟然超过了四万平方公里，从陕北长城沿线的榆林，一直接续到了内蒙古的伊克昭盟。
“毛乌素”由沙地渐渐恢复从前的模样，与195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治理有很大的关系，人们引水拉沙，引洪淤地，大力兴建防风林带，种植适宜沙地生长的各类灌木，卓有成效。
有意思的是，全国沙漠地区植树绿化的模范人物，几乎都集中在“毛乌素”沙地周边，而西边的“腾格里”和“巴丹吉林”等其他沙漠，则绝少这样的故事。由此也可以看出，沙地的治理需要具备相当的客观条件，轻易就说“人定胜天”是不科学的，自然的伟力往往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
黄河由西向东走到兰州，朝东北方拐了一个大弯，到了宁夏银川之后，径直向北奔去，一直跑到了内蒙西北部的巴彦淖尔，才经包头奔流到南部边缘的托克托。以此为界，黄河进入中游，转入山西境内。
黄河这么一绕，就形成了5000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毛乌素”沙地就位于它的南部，被黄河围绕起来的这大半个圈内的地域，就叫黄河河套地区。若是没有黄河之水，治沙的难度不知会增加多少倍。另外一个原因还是水，这一带年均降雨差不多达到了400毫米，这在干旱的西北地区是极其罕见也极为宝贵的。
这种客观条件加上人的努力，“毛乌素”沙地才呈现出如今喜人的绿色。值得一提的是，大名鼎鼎的治沙英雄中，巾帼不让须眉。那种耗日持久的枯燥劳作，令很多初时一腔热血的男人都很快打起了退堂鼓，然而鄂尔多斯的宝日勒岱、乌云斯庆，榆林的殷玉珍、牛玉琴这些女中豪杰，却长年与漫漫黄沙拼搏，足见中华妇女的韧性。
鄂尔多斯此前的称谓是伊克昭盟，再往前还有很多叫法，而且大多与蒙语相关，有些拗口。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地下资源的开发，这个塞北小城一下子富甲天下。已探明的矿产中，煤炭储量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天然气储量约为全国的三分之一。此外，油页岩、有色金属、化工和建筑非金属矿藏也很丰富。
矿产资源深埋地下，一般人只闻其名，难见其容。然而，鄂尔多斯的美丽是遮掩不住的，就像一位身着蒙古长袍的“呼很”（姑娘），青春的靓丽和华美的盛装让人赏心悦目。
虽是暑热时节，这里的气温并不很高，依然清爽宜人，风中不时飘来阵阵草香，令人心旷神怡。抬眼望去，蓝天深邃，白云缥缈，遍地都是绿植，城市十分洁净。入夜时分，栉次鳞比的高楼，灯光次第闪烁，明亮灿烂，完全没有传言中“鬼城”的感觉。
伴随着夕阳最后那抹亮色，我们来到了康巴什新区的成吉思汗广场。铁木真一生征伐，军事成就耀眼夺目。虽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此有不同的理解，然而，他在蒙古民族心目中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
进入广场，最大的感觉就是宽阔无比。记忆之中，天安门广场之外，似乎还没有与之比肩的。周边的建筑也是气势恢宏，最吸引目光的还是广场上高高矗立的四组巨大青铜雕塑，它们以《海纳百川》《一代天骄》《闻名世界》《草原母亲》为主题，反映了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和蒙古民族的文化精髓。
不过，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广场南端草地上那两匹凌空跃起的青铜骏马，它们后腿直立，前蹄腾空，头颅高昂，大张的嘴巴似乎发出了倔强的嘶鸣，那是一种草原精神的传承。据说当年蒙古骑兵远征欧洲，将士人人都配备了两匹战马，人歇马不歇，铁蹄的旋风令人胆寒。
不过，康巴什的成吉思汗广场毕竟是新迹，伊金霍洛的“成陵”才显现了历史的沧桑，那里距离老城区东胜不过几十公里。
（左图：成陵）
蒙古语中，鄂尔多斯实际上包含了地域、蒙古包和族群三个层面的意思。它的本意是“南面”，彼时的地理概念里，戈壁沙漠以南为“漠南”，阴山以南为“山南”，黄河以南为“河南”，所谓“三南之地”统称“鄂尔多斯”，属于黄河河套地区。
最早的蒙古部落，主要在漠北高原。成吉思汗统一这些部落后，以他们的旧营为基础，建成了四大“斡耳朵”，也就是蒙古包群。每个“斡耳朵”的蒙古包超过千座，类似于四个城镇群落，分别由他的四位夫人管理。成吉思汗建都“哈拉和林”前，就居住在最大的“斡耳朵”内。
那个时候，“斡耳朵”不但包括了蒙古包或蒙古包群落的内涵，还引申出了“宫帐”等皇家住所的意思。随着语言的演变，“斡耳朵”后来又被称作了“鄂尔多斯”，“斯”这个后缀在蒙语中为复数。
守护“斡耳朵”的“禁卫军”，由万户长、千户长选派，他们是对成吉思汗最忠诚的人，包括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由此看来，“斡耳朵”部落并非完全以血缘和地缘相接，职业关系也是一种纽带，鄂尔多斯亦指这些特殊的族群。
公元1227年，也就是南宋宝庆二年，成吉思汗在六盘山之南去世，那个地方距离如今的甘肃天水不远，至于墓葬位于何方则无确切的说法，有人推测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东侧的肯特山上，因为那里的“起辇谷”是蒙古汗国和元朝皇帝的归葬之地。
然而，这个说法一直存疑，皇家向有秘葬的传统，护送成吉思汗灵柩的均为蒙古臣僚勋戚，外人不得靠近，并无准确的资料传世。
不过，“斡耳朵”与“哈拉和林”很快就分别设立了白色宫帐以供奉成吉思汗生前使用过的器物，并将那里视为“全体蒙古的总神祗”，进行最高规格的祭祀。那些宫帐类似于汉民族的“太庙”，以蒙古包的形式建立纪念场所，显现了游牧民族的特点，适应了随时迁移的需要。
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在“元上都”和“元大都”也建立了此类场所，并将之钦定为“八白室”，也就是八座白色的宫帐，这个称谓由此沿用下来。
元朝消亡后，蒙古人的影响式微，元大都的祭祀之地难以留存。十五世纪中叶，四大“斡耳朵”从漠北高原逐步进入黄河河套平原。不久，成吉思汗的十五世孙“达延汗”统一了南部蒙古，他在伊克昭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这里的“八白室”由此被奉为正宗。
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清初顺治时期，伊克昭盟首任盟长、鄂尔多斯“济农”（亲王）额璘臣决定将“八白室”及圣物，从黄河岸边南迁到巴音昌霍格河畔。说起来，此事缘于他的一个梦。
蒙古民族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当年成吉思汗远征西夏，途经鄂尔多斯时，看到了巴音昌霍格河畔茂密的森林和碧绿的草原，欣喜异常，很快融入了大自然的野趣之中，疲惫的身心得以放松，舒坦之间，手中的马鞭也滑落了。
额璘臣那日夜里，就梦到了那条著名的马鞭，他感觉这是成吉思汗冥冥之中的昭示，既然先祖喜欢这个地方，何乐而不为？“八白室”就这样来到了成吉思汗当年马鞭滑落之地，神祇移驻于此，新的称谓“伊金霍洛”出现了，意思是“圣主的院落”。
有清一代，满族之外，蒙古族的地位是最高的。康熙年间，《理藩院则例》规定：“伊克昭盟境内，有成吉思汗园寝，鄂尔多斯七旗向设看守园寝、承法祭祀之达尔哈特五百户。此项人户，不得作为该王所属，于该盟内择贤能札萨克一员，专司经理。”
有了清廷的如此表述，“八白室”又增加了“成吉思汗陵寝”的内涵，虽然不知金身何在，衣冠冢也具有无可替代的象征意义。
很快两百年又过去了，“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田中奏折》提出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构想。虽然这个奏折的真伪一直存疑，但后来日本军方的轨迹的确与之重合。
“七七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了绥远，也就是如今内蒙的中部和南部，省政府被迫撤往巴彦淖尔的杭锦后旗。日本紧接着在归绥（呼和浩特）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他们知道“八白室”在蒙古民族心中的地位，企图借此影响内蒙的局势，各路心怀鬼胎的人马纷纷来到伊克昭盟。
蒙古沙王为成吉思汗的三十世孙，此时正在伊克昭盟盟长任上，他识透了这个阴谋，立刻远赴重庆，建议国民政府将“八白室”灵柩和圣物迁至青海，以免成吉思汗这面蒙古人的旗帜蒙羞。
蒋介石考虑得十分深远，痛快地答应了沙王的请求，并委任他和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为起灵致祭官，经费由国库拨付。起灵之后，邓宝珊立即赶回了驻地榆林，那里是灵柩经停的第一站。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将驻甘肃的新1军第165师与驻榆林的第86师合编为第21军团，命令邓宝珊统领，驻防榆林，在平绥线西段侧翼抗击日军西犯。然而，第165师还在开进途中，两个旅又分别划拨给了胡宗南和朱绍良，邓宝珊只得屈就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邓宝珊是甘肃天水人，早年从军，只念过几年私塾。然而，戎马倥偬间，从不废读，对西北地区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考虑到路途遥远，交通闭塞，他建议将成吉思汗灵柩暂厝甘肃榆中兴隆山，此地北距兰州不足两百公里，进退裕如。如此还可以迎合蒙古王公贵族的特殊心理，因为当年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曾经在这一带驻扎过，这个建议得到了各方认可。
1949年8月初，兰州战役打响前，刚刚接替胡宗南就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的马步芳，急忙将成吉思汗灵柩移往了青海西宁的塔尔寺。只过了半个月，人民解放军就占领了榆中。
1956年，经过内蒙人民的请求，漂泊近二十年的成吉思汗灵柩及“八白室”圣物途径榆林，又回到了“伊金霍洛”，那里终于成了蒙古民族永恒的纪念地。
盛夏的傍晚，我登上了榆林的红山之顶，站在“镇北台”上，北中国的辽远深邃一览无余，落日的余晖从斜刺里辉映着“镇北台”巨大的身影，一片血红。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孤寂画面，耳畔也响起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搏杀之声。只是四野真静，静得似乎掉根针都能听得见。
（右图：榆林镇北台）
明王朝建立后，蒙元的势力虽然一落千丈，却并没有完全消亡，只是又回到了传统的地域。如此，榆林成了边防重地，战略地位凸显。
秦灭六国后，北逐匈奴，收复了河套地区。为了巩固边塞，广植榆树，以为栏栅，故而有了“榆林塞”的称谓，这里为黄土高原与塞北草原的接壤地带，是农耕民族防御游牧部族的要地。
秦代开始，陕北长城动工修筑，历经魏隋，及至明朝中期，那条蜿蜒的长龙达到了1500多公里，自东向西横穿榆北六县。
长城万里有三大奇观，东有山海关、西有嘉峪关，中部则是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台”的镇北台，它的西北方不远处就是当年的蒙汉互市之地，生意兴隆，很是热闹。然而蒙古骑兵不管这些，经常袭扰。为了维护边境贸易，万历年间，“延绥镇”巡抚涂宗浚，修筑了长城上这座最大的瞭望台。
随着明长城的修建，榆林城也逐步北移，这就是所谓的“三拓榆阳”，作为“九边重镇”之一的“延绥镇”，总兵府也从绥德迁了过来，变成了“榆林镇”。
榆林的城墙，高度超过了北京，这是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钦定的，全国仅此一例，否则谁敢造次？有了皇帝的谕旨，榆林的城垣除了增高加厚外，外墙又用青砖包砌起来，显得更加坚固，其间还有十四座城楼相接，而且多为瓮城，设有千斤闸，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
陕北地区，多以窑洞为居所，这是黄土高原的特色。然而榆林北部六县的民居，却别具一格，柳笆庵子之外，砖瓦房也不少，不仅与南边的窑洞不同，也和北边的蒙古包不一样。榆林城里，则以四合院为主，与京城相似，不知是借用圣意为之还是巧合？
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登基后西巡，驻跸榆林，城里城外转了一圈后，感慨地说，榆林真乃小北京也！老舍先生抗战初期来到此地，也留下了“城扁街宽……坚厚城垣……具有北平的局面”这样的描述。
不过，这些古迹我们是无缘目睹了，榆林的城垣与城楼大多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残墙断壁还在述说着历史的沧桑。如今的城楼，是后来仿建的，已经读不出岁月的年轮了。至于四合院，更是鲜见，站在“镇北台”上向东南俯瞰，榆林城内高楼大厦栉次鳞比，与其他城市并无二致。
（左图：榆林古镇）
历史上，榆林与南边的延安、北边的鄂尔多斯都属于十分贫困的地区。然而，近几十年来，这些地方以丰厚的矿藏，支撑起了经济的发展。
早在1930年代，后来的共和国煤炭工业部顾问、彼时的国民政府陕北油矿勘探处处长孙越崎，就在延长县发现并打出了中国第一口油井。只是由于交通不便，以及当时社会对石油的需求并不十分旺盛，故而这些宝贝依然养在深闺人未识，结果造福了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幸事。
如今的榆林，光是煤炭资源，就占了全国的五分之一；陆上探明的最大整装天然气田，也在这里；石油的预测储量，超过了六亿吨。如此丰富的资源，使得陕北悠忽间脱颖而出，告别了贫困。那个以“全民医保”著称的神木，恐怕也是借此功力才得以名冠华夏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当家人有一颗滚烫的心。
“镇北台”的东边就是号称“塞上蓬莱”的红石峡，拾级而下，我们很快进入了峡谷。两侧的山崖不算很高，也就十几米的样子，长度却达到了五六百米，这种景观本不为奇，然而在陕北高原的浑黄包裹之中，一片红色的石崖突兀出来，仿佛从天而降，就格外耀眼。尤其是那条穿峡而过的榆溪河，在北部形成了一汪湖水，这在干旱的塞北地区，尤显珍贵。
夕阳之下，碧绿的湖水折射出金鳞鳞的光芒，聚满的清流溢出湖面后，滚落谷底，迸溅的水滴在红色的石崖上闪烁跳跃，晶莹剔透，如同“大珠小珠落玉盘”。汩汩的流水淙淙作响，不仅送来了阵阵清凉，也把我引入了另外一条时空隧道。
邓宝珊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一直驻防榆林。由于紧邻延安，故而也与中共有了较为密切的接触，曾经在枣园窑洞里与毛泽东彻夜长谈。解放战争期间，邓宝珊不主动与我军为敌，但在起义问题上始终徘徊不定，西北野战军曾两次攻打榆林，结果他都守住了，可见还是一员战将。
1948年初秋，邓宝珊应傅作义之邀，赴包头就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不久又代表傅作义与第四野战军谈判，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因功就任甘肃省省长。但是，他对当年在榆林两次挨打始终不能释怀，曾当面向毛泽东述说过委屈，认为自己与中共友好，并没有主动向解放军发起进攻。毛泽东笑着告诉他，那是我们的战略需要，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拿下全中国。
邓宝珊并非榆林籍，只是与榆林有了太多的关联。国民党另一位著名将领杜聿明则是地地道道的榆林人，不过他没有邓宝珊懂得变通，一心忠于他的校长，淮海战役中成为战俘，在“功德林”一呆就是十年。
《明史》记载：“榆林为天下雄镇，兵最精，将材最多，然其地最瘠，饷又最乏，士常不宿饱。”作为边塞要地，榆林历来不缺军事斗争的故事。与岳飞齐名的抗金英雄韩世忠，就是榆林人的骄傲。实际上，这里可歌可泣的故事还有很多。
崇祯十六年（1641），明王朝情势危急，榆林精兵悉数调走，十分空虚，李自成部将趁机围困。榆林守军苦撑十二天，无一人投降，城陷时全体殉难。康熙十四年（1675），叛军又把榆林围了起来，军民奋起抵抗，坚持了三个月，终于守住了城垣。康熙闻听这两件事后颇为感动，亲笔题写了“两守孤城，千秋忠勇”八个大字，御赐榆林。
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也是榆林人。至于对他们的评价，见仁见智，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搅起那么大的风云，没有相当的军事才干也是不行的。
作为历史根基深厚的地方，榆林早年就有共产党人的积极活动，民国时期发生在榆林的“清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暴动，陕北红军由此创立。榆林籍的早期共产党人中，幸存者1949年后大都担任了要职，比如刘澜涛、安子文、马明方、马文瑞、白如冰、阎揆要……
当然，榆林历史上的闪光点并不仅限于军事方面，文化上的跃动也很耀眼。著名报人，《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也是榆林的骄傲，他的“四不”办报方针，影响深远，后人将之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陕西三杰”。
民国三十年（1941）张季鸾去世后，毛泽东称赞他“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接任的王芸生认为，张季鸾为文思路清晰、见解独到，为人热情洋溢、温文尔雅，如同一壶新沏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度。
至于柳青、路遥、张维迎这几位榆林人，他们在文学和经济学方面的成就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人们耳熟能详。
榆林还有一个有趣的话题：“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榆林人借用《三国演义》的影响，曾将这句著名的陕北民谣演绎到了貂蝉和吕布身上，以小说中家喻户晓的人物，形象地诠释了他们心中的认知。至于真伪，那就不重要了。
米脂女子甜美俊俏，绥德汉子高大英武，的确有口皆碑。不仅是在陕北，就是在关中、陕南乃至全国，也毫不含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土高坡粗犷雄浑，孕育出硬朗郎的绥德汉子并不为奇。然而，在干燥少雨的陕北，米脂竟然养育出了那么多水灵灵的女子，不得不感叹这方土地的神奇，由此也让我想起了高西庄的故事。
那个位于米脂西南部的小小村落，是一个甚至早于大寨的典型。在“以粮为纲”、大搞“人造小平原”的年代，由于他们坚持走绿化山野、水土保持的路径，与主流相悖，慢慢被边缘化了。几十年过去后，当国家大力提倡“退耕还林”时，那里的山头和沟壑早已披上了绿装，林草覆盖率接近70%，满汪汪的水库里碧波荡漾。
米脂能有这样的青山绿水，当然能够滋润出楚楚动人的妩媚女子。而她们的动人之处，恰恰是有那么一股“媚”劲儿，这正是最吸引绥德汉子的地方。
有一句老话道，谁不说俺家乡好。眷恋故土，那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熟悉了那片环境。在我们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度，如果你细细地游走，就会发现，到处都有美丽的地方，比如眼前的鄂尔多斯和榆林，就如两颗璀璨的明珠一般，闪耀在塞北高原宝蓝色的天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