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十七世纪东西方的两场革命
二十多年来，随着思想解放和观念的更新，人们逐渐摆脱了某种适于禁锢而僵化的思想方法和特定的文革语境，在谈到历史和革命这些词汇时多了一些审慎，而少了一些盲目和浮躁，有时从一句调侃中也听得出闪烁着真知灼见的光彩。不过，总还有些人不知是出于捍卫某种观念的纯洁，还是表达对“文化逆流”的义愤，仍然说着一些很“革命”的语言，挥舞着反对XX主义的旗帜，令人费解。我想，这些人们如果不是深受当年“造反有理”思想的影响的人物，就是被当今正统应试教育所坑害的学生。
下层民众的起义暴动，在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上绵延不绝，从中国秦代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到古罗马奴隶斯巴达克的挥戈反击，无不演出了一幕幕血和火的活剧。毫无疑问，这是压迫和反抗压迫的斗争，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那么，有多少是称之为“主义”的东西呢？我们看看十七世纪几乎发生在同时的东西方的两场震动天下的社会暴力事件，或许会有所启迪。
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末，也就是明朝末年，中国皇朝已经腐朽，灾荒、饥饿和官府的压榨，使得农民已跌至死亡的边缘。这时暴动似乎给绝望的农民指出了一条活路，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农民军与明朝官军艰苦卓绝的殊死征战中，产生了李自成这样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1636年推举为闯王，1644年率军进北京），由兵败只剩十八骑起步，到队伍扩展到100多万人，消灭明军数十万，从而占河南，攻襄樊，破西安直至进北京，基本上推翻了大明王朝。最有象征意义的是，明朝的崇祯皇帝在起义军到来之际，自缢于紫金城后煤山一颗歪脖子槐树之下。中国明清二朝转换的改朝换代前期工作，应该说是由李自成完成的。
这个时候的西方，在与亚欧大陆隔开了的大不列颠岛上则发生了一场当时中国人不可想象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战争的规模和声势比起中国农民战争，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但却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不仅仅是改朝换代，而是完成了英伦三岛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建立起崭新的社会制度，这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共和国的诞生。当时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是查理，他象世界上一切专制君主一样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由于宫廷生活日益奢华铺张，常弄得入不敷出。于是要求向人民借款和收税。这里说明一点，英国的君主制虽然已存在了漫长的岁月，但直到16世纪，国王的许多权力均要受到由贵族们选举出来的议会的约束。到17世纪，由于国内资本主义的潜在的发展，贵族中已产生出一部分代表资产阶级的新贵族。查理王的要求受到议会的反对，经过几次较量，查理一世于1628年下令解散了议会。从此，英国在一个较长期间实行彻头彻尾的君主专制统治。
革命的导火线是英国同苏格兰的战争。查理要在苏格兰推行有利于加强国王权力的英国国教，激起苏格兰人的反抗，起义爆发，英军失败，查里被迫求和。为了筹集对苏格兰战争的军费，查里不得不召开国会。当新的国会选举诞生时，国会中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已占优势。新的国会对国王的种种倒行逆施提出反对并限制国王的权力，查理欲迫害国会中的反对派首领，受到民众的阻拦，于是离开伦敦，聚集八千兵马，在诺丁汉城堡升起国王军旗，讨伐国会。这一仗打了四年。初时王军占优，但后来国会军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组织者，名叫克伦威尔。他进行有效的军事改革，建成战斗力强的骑兵，扭转了局面，摧毁了王军的主力，终于将查理一世从苏格兰人那里解回囚禁起来。然而，王党不甘心失败，他们利用国会与军队之间的矛盾，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查理一世乘隙而逃。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军队统一了，克伦威尔平息了叛乱，将查理重新抓获回伦敦。在清洗国会推翻长老派的统治后，于1649年1月30日将查理一世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公敌的罪名送上了断头台。这一次革命在形式上是彻底的，宣告了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诞生。
在东西方同时进行的两场革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斗争锋芒直指旧的王朝，斗争的最后结果都把当时最高的封建统治者送上了死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一个不圆的句号。众所周知，李自成进北京后，犯下一系列的严重失误，在军事上掉以轻心，以为几十万明军残余不足挂齿，也无视边关虎视眈眈的清军；在经济上没有履行“均田免粮”的诺言，没建立有效的经济政策和制度；在政治上不搞统一战线，打击排斥异己，将各种力量都送到自己政权的对立面；在思想上更是追求安乐，使农民军的官兵走向腐化，以致历史上传言“冲冠一怒为红颜”是清兵入关横扫中国的契机。1645年4月，李自成兵败，在鄂东南九宫山遭地方武装突然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9岁。在英国，克伦威尔掌权以后，即开始实行军事独裁，并且抛弃了为革命浴血奋战的群众，在他就任护国主五年后病死在白金汉宫。他儿子继任护国主又显得无能，两年以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恢复了王权。
重要的是这两场革命的差别。中国明末的农民起义虽然规模空前，但就其性质和发展特点而言，不过是历史上同类革命斗争的重复。李自成先是为生存而举旗，继而是为了李氏王朝而奋斗。他虽然不象《水浒》中的宋江，既反贪官也反皇帝，但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要反对专制皇帝和官僚们组成的封建政治结构及专制王朝政府赖以生存的整个社会经济基础。他们的理想是憧憬着有朝一日自己坐上龙廷，大家成为达官贵人。所以，这场“革命”只是革明王朝的命，而不是革封建统治制度的命。英国的这场革命却不是为了王位而战斗，而恰恰是要限制甚至是要剥夺国王和王党的特权，按照“自然法则”使权力人人共享，表现了对封建传统的叛逆。英国革命者的要求不是要重建旧的统治秩序，而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需要的新秩序。所以，这才是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革命。
在这两场革命中，参与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不同的。中国的主力军是农民，及少量的绅士阶层。英国主要是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农民不过是同盟军。值得玩味的是，中英两国的革命领袖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李自成出身贫苦，不堪压迫而造反，他有着贫苦农民的优秀品质和深厚的乡土观念。他仇恨贪官污吏，以致在取得胜利时纵容农民军对他们实行严厉镇压，拷掠追赃。他爱怜与自己浴血沙场的穷哥儿们，听凭他们占夺旧官僚的豪华府第，笙歌燕舞。领袖人物的政治眼光短浅，为农民运动留下了隐患和悲剧。英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克伦威尔是另一种形象，他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青少年时期受过良好教育，不到20岁就懂得了法律可以用来作政治斗争和保护个人财产的武器。一个不为温饱所迫的人起来革命，必然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和信念。他是一个坚定的独立派，一方面与王党和代表上层贵族的长老派作不妥协的斗争，一方面也排斥和打击代表下层民众的平等派和掘地派，甚至把他们送进监狱。由于克伦威尔的才能和果敢，使他不仅是军队的军事首脑，也成为了英国革命的精神领袖。
革命完结了。中国也就完成了改朝换代，人民在战乱的喘息中，让努尔哈赤的后代得到一个统治中原的机会，封建统治周而复始。革命后的英国在当时保守的欧洲是孤立的，但克伦威尔不在乎，他将手臂伸到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他的目的不仅是要使资产阶级掌权的英国为世界所承认，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世界上取得商业优势，建立起强大的英殖民帝国。
显然，同一时期东西方发生的战争和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巨大的影响并不一定表现为对社会历史前进具有同样巨大的推动力。当我们叩问历史，中国和西方历史发展的距离是怎样一步步拉开的？将十七世纪中叶中英两国发生的革命作一个对比，或许会得到一些不可忽略的答案。而当我们谈论到“革命”之类字眼的时候，大可不必以是否“正义”是否“以生命为代价”为信条，倒是应该象鲁迅那样，看看“革命”的后面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