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队大院里生活的回忆
近来看了几篇部队干部子女写的，在部队大院里生活的文章，我也下决心写一写我在高炮六十七师和高炮六十九师部队大院里生活的一些往事。
我们家是在1957年9月从沈阳高射炮兵干部训练基地，搬迁到山东省益都县的。在沈阳的事情，因年龄很小（只有两岁），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搬到益都县炮兵第六十七师的营房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上幼儿园。
炮六十七师师部的幼儿园建在营房的西北面，这里有多栋青砖大瓦房。
在上幼儿园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有一年的夏天外面在下雨，我们正准备睡晚觉时，无意间发现从窗户上面的一个小窗户上爬进来一条大青蛇。蛇这种动物虽然我们过去没见过，但人天生就怕蛇，于是我们开始大声叫喊。幼儿园的老师听见后，立即跑了过来，用棍子把那条大蛇从窗户上挑了下来，弄到了屋外面。从那以后，幼儿园的老师开始给我们讲解关于蛇的事情，我们从中学到了一些与蛇有关的知识，知道了打蛇要打七寸，还可以“打草惊蛇”。后来再见到蛇时，便不再怕蛇了，也知道如何去抓蛇。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在一般的情况下，最好不要去抓蛇。
八岁时我在益都县城师范附小上二年级，每到星期六下午，我与姐姐等人就从县城里回到炮六十七师师部营房里，第二天便与部队内其他干部子女在营房里游逛。记得有一次一个小伙伴从家里拿了一把刺刀出来玩，当时我们十分好奇，轮流拿到手上观看。那把刺刀很锋利，现在想来，当时没有伤到谁，真正是万幸。
那时在部队里最常见到的枪，是仿苏50式冲锋枪和手枪。记得在1964年夏初，我父亲按照上级的规定，准备上交部队配发给他的手枪和望远镜。当时我父亲把部队配发的手枪和望远镜都拿到了家门外，放在一张桌子上后，我便站在一旁看我父亲擦手枪。很快，我注意到望远镜，就把望远镜拿在了手上，随后对着营房西边的尧王山看了一眼，发现那座山就像在眼前一样，非常的清楚，从此知道了什么是“望远镜”。
1967年的夏初，我们家搬到了长清县。当时，炮六十九师的师部营房还未建好，师部机关及家属临时住在长清县县城外的党校内。县党校的院子不算小，师部机关及家属刚好能住下。
“文革”开始后，各地学校都停了课，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一直是在玩。当时我父亲很忙，经常要下部队，而我母亲每天也要到县城里去上班，没有时间管我们。我做为长子，便担起每天为弟妹们做饭的事情。如做大米饭，烙饼，蒸窝头，以及给煤炉换蜂窝煤等。
一天，我们有一个小伙伴，偶然间发现在距党校大院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有一个水塘，里面还有不少的鱼，主要是泥鳅和一些小柳叶鱼。这个发现让大家十分高兴，但这泥鳅很难抓，小伙伴们便想了一个办法，把空罐头瓶栓上绳子，然后在玻璃瓶内放上小米，用竹杆挑着放到水塘里。很快，泥鳅小鱼就主动钻到瓶子里，也算是自投罗网了。此后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小水塘里的泥鳅和柳叶鱼就都被我们给抓走了，没人管也没人问。
到1968年的春天，师部营房建好了，我们搬进了师部大院里。在搬进师部营房后我发现，不论是干部的住房，还是战士的住房，都是用青石建造的。用青石建造的住房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冬暖夏凉。在长清县这座军营里我们住了许多年，在夏天从来没用过电风扇之类的电器，也从来没有感觉到屋里热。
在部队附近的山上长有许多的酸枣树，每到秋天时，我们那些伙伴们就会结队到山上去找酸枣。秋天的酸枣长的红红的，吃起来酸甜酸甜的。
我们爬山时，最常见到的是野兔，野兔还是很狡猾的。你离它远了它随意跑动，你离它近了它就会藏起来，要不它就会突然间跳出来向远处逃去。我们曾经带着部队食堂里养的两只狗到麦地里（冬季）去抓野兔，两只大狗追了很远没抓住一只小野兔。在成语里有“狡兔三窟”的说法，可见野兔确时不好抓。
我们上山时偶然还会遇到狐狸。狐狸是火红色的，这与少儿图书插画中的狐狸基本相同。狐狸也很会藏，一般情况下看不见它。
1968年的夏天我们小学毕业了，秋天时我们到部队营房南边的一个叫杨庄联中的学校里开始上初中。
“文革”期间实行教育改革，高中初中的学制都缩短，都改为两年制，课程也减少。初中只有数、理、化和语文四门课程，到上高中时才加上了英语课。当时，学习不紧张，玩的时间多，我在那时开始学习打弹弓，用弹弓打麻雀。
1968年10月，部队准备在营区大操场的西边建一座毛主席塑像。很快，师后勤部从当地招来许多石匠，为建毛主席像的基座打磨石料。到12月初，毛主席像立起来了，十分高大，雄伟。之后，炮六十九师师部领导干部们，在毛主席像的一侧照了一张合影（大礼堂前），这也是高炮六十九师建师后师级领导干部们唯一的一张合照。四十多年后，我们那些当年在炮六十九师部队大院里生活过的干部子女们，重新回到师部营房里，发现这里原来的房屋建筑都已经拆光了，只有这座毛主席像还立在大操场的西头。
1971年底，部队在营房的南大门外建起了一个游泳池。到1972年的夏天，游泳池开始加水。从那时起，我们每天放学后又多了一个去处，学游泳。学游泳也像学习打乒乓球一样，最好是有教练，但当时没有那个条件，只好自己买来教材，摸索着自己练。最终，我学会了蛙泳、学会了仰泳，踩水也练的很好，还学会了潜水，但自由泳等泳姿始终没学会。
1972年的秋天，我们那一届高中生毕业了，到了这一年的12月，征兵工作开始了。这天，师部管理科通知我可以去参加体检。其实，在这之前的几年时间里，我已经参加过两次征兵体检，最后都被部队给卡住了。果不其然，这次体检之后，管理科又派人来告诉我，说我不满18岁不能当兵（真是笑话）。其实不用他们讲，我也知道在六十九师里是谁在卡我。有句话叫：“人在做，天在看，苍天饶过谁？”鲁迅先生有句名言：“冷眼旁观看世界。”那时的炮六十九师，大事小事不断，一个军人服务社内盗事件，也曾经震动朝野。
高中毕业后我又有了一段空闲的时间，在家里把我父亲的藏书找出来看。其中最主要是在看《星火燎原》丛书。《星火燎原》这套书我家里只有三本，看完之后我就在家属区打听谁家还有这样的书，只要打听到谁家有《星火燎原》，我就借来看。这样，用半年多的时间我就看完了这套丛书（10大本）。可以这样讲，《星火燎原》这套丛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这套丛书中学到了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学到了如何做人做事，如何面对困难，解决问题，在困难面前永不低头的革命精神。我还从《星火燎原》丛书中学到大量的党史军史，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来之易，是千千万万先辈们用流血和牺牲换来的。
关于炮六十九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我在散文中曾写过一些，但是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写，今天就再写写我父亲平反前的一些事情。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开始为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这时，军区炮兵及炮六十九师的负责人坐不住了。炮六十九师的负责人先后两次到我们家里，找我父亲动员他办理离职休养的手续。与此同时，军区炮兵司令部还专门送来一张印有“济南军区离休干部大会”的请帖，请我父亲参加这个大会，炮六十九师为此派了专车，停在我家旁边的公路上，但最终被我父亲拒绝了。
做人要光明正大，不要搞歪门邪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济南军区党委专门派出工作组，住在炮六十九师师部里，来解决我父亲及另外一个师级干部复职的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师里仍有个别干部看不清形势讲假话，说我父亲与“四人帮”有联系，真是天大的笑话。我父亲当时答复说：“军区可以去调查，我拿党籍做保证，没有这样的事！”
可以这样讲，经历过这场“文化大革命”之后，有的人讲假话已经成了一种习惯，造谣诬蔑他人也成了一种习惯。但是，历史是前进的，个别人的造谣诬蔑没能挡住中央军委为我父亲平反复职的决定，我的父亲在1979年4月，调到炮兵第八师担任师职副政委。
在我父亲遭受政治迫害的十年时间里，受到影响最大的是我们兄弟姐妹们。其中，我姐姐被迫去了山东建设兵团，我和两个妹妹先后都下了乡，只有我的小弟弟在我父亲平反复职后才当了兵，并提了干，这就是我和我们家的一段历史。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场“文化大革命“，给国家，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
（注：济南军区、军区炮兵司令部都已撤消，炮六十九师已改编为防空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