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日喀则两个大学生的“农科所”
1981年11月，我有机会到日喀则去出差，办完公事，我想起进藏时火车上认识的辽宁省实验中学的校友，张海和赵大姐，他们分配到日喀则江孜县。在西藏所有的同学都特别亲，辽宁的同学就是亲如一家，出自一所中学就如同最亲的兄弟姐妹，我真想看看他们今天的生活怎样？工作如何？于是我决定到江孜县去找他们。
据说从日喀则到江孜县要100多公里，我一个人，怎么去呀？我等了两个小时才搭到一辆去江孜县的卡车，在暴土扬长的路上行驶着。
江孜县海拔最高7000多米，平均高度是4000多米，“江孜”两个字是胜利顶峰的意思，是抗英侵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英雄城，这里还有许多的名胜古迹，可我没有一点兴趣，脑海里一直放映着张海在实验中学里挨斗，赵大姐给他送饭的那一集，还有张海不断的追赵大姐，从沈阳追到铁农，从铁农追到西藏的那一集，今天他们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了，一定是“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夫妻恩爱，比翼双飞在江孜啦！”这一集是我脑海中导演的，我想着想着自己笑起来，再演下去一定是一部很好的电视连续剧呀（可惜那个年代连个电视都没有）。
司机师傅：“哎哎，你傻笑什么？我只能给你送到江孜县，离你说的农科所还很远呢？你怎么办？”我说：“师傅求求你送送我。”这个混蛋师傅说：“行啊！先睡觉，再送到。’”我立刻生气地说：“你以为老娘是谁呢？别来这一套！”我开了车门就要下车，车飞快地行驶着，他一看急了，大声喊：“把门关上，你不要命了？我是和你开玩笑呢！”我也和他喊：“有你这样开玩笑的吗？简直就是个混蛋！”
这人没生气，反倒笑着说：“你真是姑奶奶，够厉害，我不是不送你，是两条道，我到县里就拐了，真没办法。”我看他一脸的真诚，也不愿再理他，心想还有喜欢讨骂的人。
到了江孜县我下了车，直奔县委办公室，正好有一个公务员知道张海他们在哪？并告诉我他们那有部电话，我很顺利地拨通了，是张大哥接的，他一听是小泥儿来看他们，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他说：“你在县委那等我，我去接你。”我问他：“有多远？”他说：“骑车要半小时。”我说：“我往那个方向走，我们会碰头的。”放下电话，我连跑带颠地向他们住的方向走去，真想立刻就见到他们。
在西藏没有任何人能比同学再亲的了，何况我们还是中学的校友呢！心越急，路越远，这是一条土路，没什么人走，偶尔过一辆汽车，泛起的土烟，呛得你喘不过气，睁不开眼睛。走到三分之一的时候，远处一个老藏民打扮的老头骑着一辆破车，稀里哗啦地过来了，我还没在意，照直往前走，这时候，那个老藏民在我眼前下车了，并且说话了：“你是小泥儿吧？”我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人，完全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啊？
这个男人，一顶帽子被阳光晒的发白，我看不出是什么本色？帽檐下，一张消瘦的脸挂满了灰尘，但是仍挡不住被晒黑的皮肤，嘴唇上布满干裂的口子和张开的皮，并且被半寸多长的胡子包围着，他隔着落满灰尘的眼镜看着我，露出的一口白牙齿告诉我，他似乎在对我笑着。
他上衣穿着蓝色的制服（四个兜的）外边套了一件藏族马甲，五颜六色横格那种，也是布满了灰尘，下身是蓝色的裤子挽着裤脚，上边迸的全是泥点子，脚上穿了一双农田鞋（现在看不到了），一双漆黑布满老茧的手扶着车把。我呆呆地看着他，难道这就是我的校友张海大哥吗？原来的眼镜小生，今天看起来就是一个干巴小老头。
他用实足的堂音说话了：“怎么？小泥儿不认识我了？我是张海呀！”听了这话，我才在眼镜后边找到张海的影子，我没说话，只觉得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稀里哗啦地落了下来。
“见面了应该高兴啊。怎么还哭呢？”我不知该说什么？只是说：“张哥，还有多远啊？”张海说：“上车吧，我骑车带你去，快些，咱们回家再聊吧。”我上了车，真担心他那瘦弱的身躯能否带得动我？张海上身左右摇摆着，尽量骑得快些，一路上谁也没说话。我只觉得心里堵得慌，我们分开才5年，怎么像过了半辈子，一个潇洒英俊的小伙子，竟成了眼前这个和藏民差不多的小老头呢？
我们的车子停在一片荒凉的土地边一座旧式藏房前。这是一所年久失修的房子，白色的墙皮已所剩无几了，外墙上七七八八的贴着几块牛粪饼子，上边的手印还清晰可见。
张海把车子停好，伸出那双粗硬的黑手拉住我的手说：“小泥儿，欢迎你到我家来，你赵大姐在家做饭呢，进屋吧。”这双手，好像已经让我感受到，这5年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生活的打磨。
两扇木板门被我吱吱嘎嘎地推开了，房间里只有一个两扇木板做的所谓的窗，没有玻璃，只有靠这个洞投进房间一缕阳光。刚一进屋好像什么也看不见，过一会我才看清，这是一间黑土墙的房子，靠窗的两边是两个单人床，说是床，其实就是用木板搭的铺，中间也就是窗下，放了一张用木板搭好的桌子，上边放了很多的书。
借着朦朦胧胧的光线，我看见一个不修边幅，披着短发的女人也穿着一件和张海一样的藏马甲，背对着我，猫儿着腰在煮面条，她靠声音知道我们回来了，直起身抬起头说：“小泥儿来了，真高兴你来，可是没什么好吃的，只能煮面条了。”我走上前去抱着她喊了一声赵大姐，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
因为眼前的大姐，和火车上见到的大姐判若两人，披散的头发中闪现出的脸，枯萎、消瘦，皮肤憔悴，灰黄，松弛，干巴得打成褶皱，让人看了心疼。那个漂亮，勇敢，深情，健康的赵大姐刹那间一古脑儿消失了。我面前剩下的女人，如同一个未老先衰的“病老婆子”。
我们三个人，每人一个大的绿边搪瓷碗，装着红红的用压缩酱油煮的挂面，坐在小板凳上边吃边聊起来，他们5年来的经历，让我震撼，让我感动，让我为有这样的同学而骄傲，同时也让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他们，那就是信仰！
张海说：“我们是学农业的，学农就离不开土地，我们和土地有着生生死死的血肉联系，我们定位就是新西藏的农民。”
到江孜县后，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办起了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农科所”。这在70年代也是全西藏仅有的。在这间房子门前还挂着一块牌子：“江孜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白漆黑字藏汉两种，清清爽爽。
张海说：“在中国只有搞农业，小点的目标比较容易实现。”县里说：“那边有十几亩荒地，你们俩就在那干吧，叫个研究所也行。”这一对热血青年就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开始了他们的“冬小麦在西藏海拔3000米至3800高原的种植”的科研项目。他们说：“是这片土地接纳了他们。”
小麦在西藏早有种植，但是冬小麦只在3000米以下有少量种植，西藏生长的春小麦，磨出的面粉只能做馒头，连面条都做不成，没有面筋。我们到西藏就开始吃这种粘粘的在嘴里打饼子的馒头。
但是，要使冬小麦能在西藏扎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冬小麦能否站住脚？不但与种子，种植技术，还同西藏特殊的气候，土壤，耕作制度及其它农业基础的实际情况密不可分。因此，他们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实验过程，是常人所无法想像得到的。
从育种开始，他们俩天不亮就起床，日落才回家，种地，科研都是他们两个人，白天累了一天，回家有时连饭都没有，为了节省时间，中午就和藏民一起吃在地里，一口糌粑一口酥油茶，那还是有藏民时才有，没有藏民就吃个两馒头喝口水完事。
说起在西藏高原地区，就是干坐着，还喘不过气来，何况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农活？从播种到收割，事事亲力亲为。他们说：“是土地让他们有了充实的感觉，是土地支撑着他们的人生。”
第一年完成这样一组数据，第二年又开始下一组数据的研究。没有钱了就用自己的钱垫上，没有劳动力，自己也照样干。湿了要排涝，旱了要浇水，下了班还要记录，总结。就这样他们为理想坚持着，为自己的选择奋斗着。五年过去了，他们的科研初见成效，从他们平静的脸上，我感觉到，他们对自己的付出所收获的成果还感到满意。他们说：“是土地回报了他们。”
他们没有像我家能买西瓜的邻居，没有人来看望他们，没有休息日，更没有街逛，也没有哪位领导安排他们的日程，一切全靠共产党员的党性，自觉地、全心全意地工作着。
没有人给过他们奖励，甚至没有人表扬过他们。他们说：“是土地给了他们宽厚的胸怀。”
1年，2年，3年，5年过去了，张海由于常年劳累吃不好饭得了胃病，可是5年来，他没回过内地，没休过假，没看过病。赵大姐的眼病，几乎看不到什么，可她说：“等张海的科研完成后再说，我不能扔下他一个人在这里啊！”我想像不出，这5年他们是怎样结伴而行，互相搀扶着走过这些日出日落的？我明白了，同样是：“土地安慰着他们的孤独和痛苦。”
他们微笑着说着他们的事情，平静得如同静静流水地小溪，可我却如同经历了暴风骤雨的洗礼，比起他们，我小泥儿显得如此的渺小，我为西藏又做了什么呢？
今天的西藏，冬小麦在全藏3800百米以下的地区已经大面积的种植，并且连年丰收，小麦的硬度也达到制粉的标准。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和当年他们的科研有关，也许今天的成功正是源于他们当年的牺牲和付出。但是早已没人还记得，当年那个两个人的农业科研所。还是土地让他们包容一切，埋葬一切。
吃饺子时，没有几个人想起种麦子的人，可种麦子的人，却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至少小泥儿记住他们，因为是他们让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忘不了，人要踏踏实实站在赖以生存的土地上。
第二天，我是流着泪和他们告别的，从此没有再见到他们，再后来，我听说张海调回到沈阳，赵大姐的眼睛也治好了，看到他们爱情的幸福，看到他们人生大地上无悔的每一步，我真的为他们高兴，为他们骄傲！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做什么？也许他们在土地上沉思，也许他们在土地上歌唱，也许他们在土地上走出自己更加壮丽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