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魔窟石门南兵营
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和纳粹德国一样，在中国建立了大批战俘劳工集中营，其中华北的规模最大，而尤以石门（石家庄）集中营对战俘劳工迫害最惨烈，战俘劳工的反抗斗争也异常激烈。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石门（石家庄），日本侵略军看到，石家庄西倚太行山，北据滹沱河，水陆空交通便利，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就野心勃勃地要将石家庄建成侵略华北乃至全中国的后方基地和大本营。为此，除了在石门驻以重兵把守，成为军事重地，并有开辟飞机场、建筑兵营计划，为此，强占工厂、学校，圈占农田，很快建起东、西、南、北、中五大兵营。其中南兵营位于石家庄火车站东南方（今市区裕华东路北侧、平安公园和原电视机厂一带），1938年8月在南兵营设立战俘收容所，由南兵营的日军代理管理，所内设指导员、正副总班长，下设若干班。1941年8月改为“劳工教习所”，1944年1月为满足日本从中国输入劳工需要，又改为“劳工训练所”。从1938年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7年间，石门集中营关押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约5万人，其中约3万人被送往华北、东北和日本各地当劳工，约2万人被折磨致死，扔进了万人坑。南兵营是日军对中国抗日军民进行奴化教育、策反利用、奴役使用、输送劳工的大本营，也是血腥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的人间地狱。
石门劳工教习所
1941年冈村宁次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后，疯狂镇压我华北地区抗日军民，肆意抓捕抗日军民，南兵营战俘收容成为关押华北各地俘虏的俘虏集中营。日军又将原在保定的劳工教习所的全部劳工及管理人员迁至南兵营，管理机构与人员随之扩大，“战俘收容所”改称为“石门劳工教习所”。该所受驻石门日军师团司令部和日军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参谋部二科所属的日特组织——“北京六条公馆”指挥。
教习所下设主任办公室、审讯室、警卫室、医务室，还有专门在俘虏中搜集情报的情报组。
教习所实行“以俘治俘”，设有俘虏管理机构专门管理俘虏，内设干部班、普通班、警卫班。
干部班。将被俘的连级、地方区级以上的干部编入干部班。设总班长1人 ，下设处理、审讯、教育、管理、医务5个科。
普通班。成员为一般俘虏。分成大队、中队，小队。每500人为一大队，每100人为一中队。大队长、中队长均由干俘担任。每天带领俘虏到农园及日军的衣粮厂、“西兵营”冷仓库等处去做工。
警卫班：由18岁以下青年俘虏组成。设总班长，任务是在日军警卫组长指挥下警卫、看管、监视俘虏的行动。并负责护送劳工出国。
此外，所内还设有老残班、预备班、妇女班，专门关押俘虏中的妇女和老弱、年幼者。
1942年春夏，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实施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日军把抓捕的抗日军民和无辜百姓大部分押送到这里，由于抓捕的人员很多，一时间“人满为患”。此时，这里经常关押着3000—5000人以上的战俘和劳工。
1942年到1943年，由“教习所”送到东北地区的劳工约有1.5万余入，都是到煤矿做工。在这期间死亡的俘虏约有六七千人。
石门劳工训练所
为了更多地往日本输送廉价的劳动力，日本侵略者设立了华北劳工协会，任务是为日本国选送10万名华人劳工，主要从俘虏中挑选。为此，决定在华北地区成立5个劳工训练所，即：北京、溏沽、石门、太原、济南劳工训练所，每个所2万人。
“石门劳工训练所”也设在南兵营。 1944年1月1日，在南兵营召开了成立大会。从此，南兵营门口挂上“石门劳工教习所”和“石门劳工训练所”两个牌子。“石门劳工训练所”的任务是从“教习所”挑选强壮的俘虏，经过训练，送往日本当劳工。
南兵营关押的劳工，有战争中被日军俘获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和大“扫荡”中逮捕的地方干部。1944年1月关押被俘八路军干部1000余人，也有被日军捕获的国民党官兵。除此之外，为了完成每年输送2万劳工的任务，日军还经常到集市上抓捕老百姓，关在南兵营，经过短期训练送往日本。
1944年到1945年共关押2.65万余人,先后送往日本20个劳工大队约7500人,送往北平、南京等地2000多人，死亡约1.1万余人， 日本投降时南兵营还有5000余人。
惨绝人寰的折磨和迫害
南兵营是个极端残酷的人间地狱，是人进鬼出的集中营。
南兵营戒备森严，除筑有高大的围墙，还装有电网，围墙外还挖有壕沟，修有炮楼、岗楼。设有禁闭室、审讯室，对关押的俘虏动用惨无人道的刑法。同时南兵营还有两个农园和砖厂、缝纫工厂等，强迫劳工做苦工。
新俘入所，首先要进行规则教育，然后是清点人数、登记姓名、审讯、分班。自此以后被俘人员就完全失去了自由。为防止人们逃跑，战俘、劳工一入所就换上绿色衣服。对俘虏原有的衣物钱财，全部没收，都被日本人分掉了。
南兵营对战俘极尽残害之能事。战俘在这里，遭受着非人的摧残，遭受着残酷的折磨，各种刑法五花八门，吊打、坐老虎凳、压杠子、灌凉水、过电、烙铁烙、军犬咬，把烧红的煤球往俘虏嘴里放等，战俘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是血痕斑斑，甚至有的人被烙铁烙掉生殖器。
日本人派特务混入战俘中，刺探战俘的思想，只要流露出反抗之意，很快就被处决。处决时，一般不用枪决而是用战刀砍死。更为令人发指的是，对于不屈服的俘虏，注射石炭酸水杀害。如，1944年3月，邯郸日军宪兵队送到南兵营100名犯人，其中有30余人是查捕的中共敌工人员。日本人对他们动用各种刑法，严刑拷讯，都没有使他们屈服。日军得不到任何情报，气恨异常，日本军医就说这些人有传染病，必须打防疫针，叫这些人站在北墙根下，打完针后，当场死亡，原来注射的是。
每个劳工冬天一身破棉衣，夏天一身破单衣，换洗衣服时只能光着身子。因关押劳工很多，睡觉时每人只有一尺宽的地方，房子透风，睡在冷冰冰的炕上，只有一张破席片盖在身上。有时劳工多的屋子里睡不下了，就在院内搭席棚，不分冬夏，有时冬天也睡在院子里。劳工的劳动强度很大，但伙食很差。每日两顿饭，多是发霉的小米饭，而且根本吃不饱。偶尔让人们吃点咸菜，人们普遍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就这样，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的战俘劳工，还得在日军刺刀的逼迫下做工，稍有迟缓，就被日本兵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活活打死。
日本人对战俘劳工的摧残手段五花八门。如，以讲卫生为名，行摧残之实。俘虏一进“劳工教习所”，就被剥光衣服，到备好的几口装着石炭酸水的大水缸或汽油桶中洗澡，说是进行消毒，然后换上“劳教所”的破烂衣服。还有，美其名曰讲卫生“禁喝生水”，但这里根本就没有开水，虽然每天晚饭后每室发给少半桶水，但水少人多，有的连半杯水都得不到，不喝水，人怎么受得了？尤其是炎炎夏日，再加上做繁重的苦工，就千方百计找水喝，被日本人看到，就遭一顿毒打。“禁喝生水”就成了禁止喝水。因喝不到水，有的战俘劳工大小便都困难，甚至鼻嘴流血，被折磨而死。而真正发生传染病，日本侵略者则熟视无睹。当时，有痢疾、黄疸、回归热等传染病在集中营里流行，但日本人根本不管，每天都有几十人倒下。
南兵营的苦役和酷刑，把俘虏和劳工折磨得死去活来，劳工们身体备受摧残，再加上关押的人多，生活条件差，经常闹传染病，致使很多人死亡，最初每天有四五人死亡，多时每天死100多人。特别是冬季冻饿而死的更多。1944年冬天仅一次一夜之间就死了290多人，汽车拉不完又雇了几辆人力大板车往外拉。人死了衣服全部被剥光，赤条条的被扔在大车上往外拉。扒下来的破烂衣服却留下给以后入所的战俘劳工穿。开始，尸体装在棺材里，一人一个，所谓棺材，其实是用薄木板钉的长木盒子，大小只能盛下一个人。后来，死的人多了，不再装棺材埋，而是用棺材装尸体，拉出去，倒出棺材埋掉，棺材拉回来再用。后来，死人越来越多，棺材不够用，就直接把尸体码在大车上，用席子苫盖，绳子捆扎，拉出去埋掉。从南兵营拉出的死人都埋在休门村南的大坑内，当时有人说这是个“万人坑”，实际上埋在这里的不只1万人，而是近2万人。
人们看到这里天天死这么多人，都说南兵营是人进鬼出的阎王殿。
南兵营每年往秦皇岛、青岛等地送二至三次劳工，每次1000多人，由秦皇岛乘船送往日本。到日本后被迫下矿井，或修铁路，当牛作马，身受欺凌。因而在押送劳工的车上，虽有日军严加看管，仍有人跳车逃走。有摔死的，有被敌人用枪打死的，也有逃生的。为了防止劳工跳车，敌人改用大闷罐车押运劳工，门口有日本兵把守，并用带刺铁丝把劳工们圈在一起。5个人为一组，用绳捆住一条腿，不能单独行动。由于日军采用了种种恶毒手段的迫害，再加上饥饿，致使大批劳工死在车上。每车厢100多劳工，到了日本剩下连一半人也不够。
南兵营中的反抗斗争
日军的残暴，并没有动摇战俘、劳工的抗日意志，而是团结在一起，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斗争。
巧妙地与日军周旋斗争
在南兵营，日本侵略者采取“以华制华”，指派部分战俘做管理人员，使一些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成了管理人员，他们就利用这一合法的身份，秘密活动，巧妙地与日军周旋、斗争。
党员干部想尽办法告诉被俘人员登记时不写真实情况，欺骗敌人，保存自己的力量。和在所内任翻译的朝鲜抗日志士金村合作，掩护和救护一些被俘的负责干部出所。
日本人让战俘们每天集合点名，升旗呼口号。升起旗日本旗后，就有汉奸科长带领呼喊反动口“打倒.......”“消灭......”。不参加，就被用棒子驱赶。有的战俘就巧与应付，要不就举手不出声，或将口号变为大声喊“打倒”，接着小声喊“小日本”，小声喊“拥护共产党”，小声喊“壮大”，大声喊“八路军”，或者是在“打倒”前或中间加“不”字，成为“不打倒共..”“不打倒八..”“打不倒共..”“打不倒八..”，几种声音混合成反抗的呼喊声浪。
每天集合点名,要向日本天皇敬礼，宣传“大东亚圣战”，进行奴化教育。任管理人员的党员干部就决定修建关帝庙，让大家敬关帝，教育战俘学习关帝人在曹营心在汉的精神，坚定立场。通过任翻译的朝鲜抗日志士金村，游说日军，说中国人最信奉关公，关公最忠实、讲义气，死后被封为协天大帝，各地都有关帝庙，要让战俘听话，就要让他们学关帝。日本所长听了金村的话，信以为真，准许在南兵营内修建关帝庙。此后，就将向日本天皇敬礼，改为向关公鞠躬。
抢水喝。日本侵略者不准喝生水，又不给开水，战俘劳工们就找机会抢水喝。战俘中的党员干部观察到一个院子里有水车浇地，就鼓动大家去抢水喝。人们一起跑过去，到水渠里抢水喝。管理人员挥舞棍子驱赶，大家就同他讲理，赶起这个，还有那个，先喝上水再说。
南兵营中的中共地下组织
之后，党员干部由个人秘密活动，发展为有组织的活动。在南兵营的地下党组织的秘密工作，有两个系统。一是中共组织派遣情报人员打进南兵营，利用参与管理工作的合法的身份，秘密组织起来；另一个是被俘的中共党员干部自发组织起来，领导战俘劳工开展斗争。
共产党同情小组
在南兵营的战俘中，中共党员来自两方面，一是地方干部，一是军队干部。他们在环境极端险恶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开展活动。
1942年5月，由原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联络了部分党员干部，组织成立了秘密组织，因和党组织没有取得联系，就叫“共产党同情小组”，任务是：武装积极，取得敌人的信任；掩护救援干部；争取改善被俘人员的伙食。在掩护救援被俘的干部方面，同情小组和日本人斗智斗勇。离开南兵营到煤矿做个，就有机会脱逃回根据地或部队。起初，送往煤矿的被俘人员名册，都是由日本人办公室填写、保管。同情小组成员伪装积极，取得日本人信任，就把花名册交由处理科填写，这样，在处理科的同情小组成员就掌握了主动权，把要掩护救援的干部的编号往前提，让他们早日到煤矿，创造脱逃的条件。而对于那些效忠日军，表现不好的人，便设法孤立他们，设置障碍，不让他们离开南兵营。日军还有一个规定，50岁以上的人不去煤矿，妇女不去煤矿，同情小组成员就会金村翻译合作，把一些人登记的年龄30岁改成50岁，这样，日军在释放老头班的人时，让一些年轻的党员干部混了出去。再就是用“死人”救活人。有时候，死在南兵营里的人，装入薄木棺材，由休门村的人拉出去埋掉。在金村的帮助下，通过检查、销号，把活人装入棺材运出去，以此营救自己的同志。到这年6、7月份，由于同情小组成员多数离开，小组便停止了活动。
六月特支
在南兵营，还有一个中共地下组织，即由原冀南五地委书记王泊生和抗大二分校第三团（简称抗三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的谷自珍于1942年6月成立的中共“六月特支”，团结被俘人员，同日军进行了一次次的斗争，并把革命的火种传到了东北、日本，先后成立了多个中共地下组织。
“六月特支”的总方针是：教育群众，团结对敌，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主要任务是号召党员积极活动，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对生病的同志给予照顾，利用各种机会，早日越狱逃跑，返回部队。进行气节教育和形势教育，揭露日军的欺骗宣传，鼓舞大家的胜利信心，把更多的人团结到党组织的周围。特支组织不断扩大，成员达百人。
也不放弃在日军士兵中做工作。对日军中被强征入伍的工人、农民和穷苦学生，主动交谈，询问他们的身世、家庭处境，当兵后挨不挨打，往往勾起他们的伤心情绪，彼此熟悉后，进一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带来的危害。有的士兵开始同情战俘，在外出西兵营工地做工时，轮到他们执勤，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松对战俘劳工的管束，有意让战俘劳工休息，给水喝，战俘劳工有了较大的自由。
经过努力，特支组织不断扩大，成员达百人。形势好转，在群众中甚至可以公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一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士兵也表示将来要到解放区，以至于后来有人说，1942年至1943年底南兵营是“最红的时期”。
地下工作组
八路军冀中警卫旅团长张子元奉命打入日军， 1944年1月担任了“劳训所”副所长，在南兵营发展和组织地下工作组，利用副所长职务之便，一方面搜集日军情报，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营救被俘干部出南兵营，有的设法在所内安排工作，先后安排了百余人。这些人出所后，有的回到了解放区，有的与党组织联系从事地下工作。
1944年10月，日军一四一七部队从“教习所”要90名干俘成立“兴亚队”，到于底飞机场作特务工作，也叫于底特务队。该队班长杨玉盛、张宝柯，与地下工作组联系，经介绍与边区太行区武工队取得联系。1945年3月，该特务队在太行武工队的协助下，全队80余人带枪，并绑着日军曹长、翻译德田，拉到了太行区。
为了减少南兵营俘虏的死亡， 工作组还督促各班搞好清洁卫生，改善伙食管理。还购进一批比较好的药品给俘虏治病，在一定条件下减少了死亡。1944年四五月每天死亡人数减少到三四个人。
工作组还办了图书室，买些进步书籍让被俘干部看。如《洪秀全》、《法国败了》，郭沫若的小说剧本。还组织起一支篮球队，起名长虹队，有时还对外赛球。
此外，在组编劳工大队时，尽量不安排或少安排我被俘干部，对出国劳工大队，尽量推迟其出国日期。在劳工中进行反日宣传，提高其觉悟。
战俘劳工逃跑暴动
关押在南兵营的俘虏，不甘心受日军的摧残和欺凌，不愿去日本当劳工，1942年南兵营不断发生劳工出来做工时成群逃跑的事件，在南兵营内部也不断发生逃跑事件。后来，零星分散的逃跑，变为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逃跑、暴动，少则几个人，多则几百人。1943年底到1944年8月就发生过5次规模较大的劳工逃跑、暴动事件。
第一次。1943年底日军“扫荡”冀中六分区，被俘分区司令部的保卫科岳科长、六专署秘书李保生、四十四地区队政委李法庄，还有3个参谋。他们在一起商定逃跑，因墙太高，岳科长叫3个参谋登着自己的肩爬上墙，最后一个参谋拉岳科长上墙时，被卫兵发现，岳科长没有跑出，其他3人脱险。敌人把岳押在地窖内，后判处了死刑。未执行前岳曾两次自杀未成，后来日军把他带走，下落不明。
第二次发生在1944年2月，也叫“二月暴动”。被日军捕获的冀南滏西大队成员共33人，商量夜间逃跑。一天晚上，他们手持砖头，突然向门卫冲去，砸死门卫，往外冲。等日军发现时已逃出了27人，最后几个人被日军打伤，后来被杀死了。这次暴动成功了，大大鼓舞了劳工们的斗志。
第三次发生在1944年5月，也叫“五月暴动”。送入南兵营的辛集剿共旅李佩玉部官兵有500人，被编入了劳工大队。新编成劳工大队不久，便商量暴动逃跑。领头的是一个姓王的战俘，据说是中共敌工干部，他联络了5个剿共旅的军官，一起商量订了逃跑的具体步骤和措施。不料有一人告密。夜间当一大队人向门卫冲去时，日军早有准备，当场抓住领头的3个人，当场杀死，并把死者的脑袋挂在电线杆上示众。
第四次发生在1944年6月，也叫“六月暴动”。参加这次暴动的也是500人，大多是在洛阳被俘的国民党士兵。组织者是国民党的两个营级干部。夜间这500人有组织地到院中集合，准备向外冲时被警卫人员发现，用机枪扫射。劳工们马上跑回屋里，睡在床上。等日军追到屋里时，他们都装着睡熟的样子，问他们都不承认到院子里去了，并对日军解释说这叫“军营夜惊”。因日本人很迷信，也就相信了，因而没有抓人、杀人，再加上这次一个人也没有跑出去，此事就平息下来了。
第五次发生在1944年8月，也叫做“八月暴动”。新编入劳工大队的400多人，大部分是李佩玉剿共旅的人，事先商量好了的，夜间拿着砖头往外冲。因为前几次暴动已引起日军的警惕，所以刚一往外冲，就被发现了。日本人用机枪猛烈扫射，迫使刚出屋的又返回屋里躺在床上，而没有冲的却吓得藏在床底下。日本人进屋后，认为躺在床上的没有向外跑，而把藏在床底下，实际没有冲出去的抓走了50人，关押在禁闭室，经多次审讯又放回了20人，最后带走了30人到司令部去挖防空洞。后来一直没有消息。有的说被日本人活埋了，也有的说被杀掉了。这次逃跑、暴动也没有成功，但对日本人威胁很大，从此日本人更加强了警卫，把原来40人的警卫班扩充到100人。
除了在南高营内战俘、劳工集体逃跑、暴动，送到各地的劳工也经常发生逃跑和暴动。1942年日军三九一六部队从“教习所”挑选出中共营级以上的干部50多人，组成训练班，也叫特训班，打算把这些人训练成为忠实于他们的特务。经过训练后，日军给这些人安排工作，为日本侵略者效劳。但是这些人出了南兵营以后，先后都想方设法跑回了解放区。最后日军又从战俘中挑选了他们认为可靠的20余人，经过南兵营的翻译金村训练后，担任了大队、中队长，由他们带领从南兵营挑选出的500名劳工，到日本去做苦工。1943年5月，这500名劳工有领导地夺了矿警的枪支，在日本山区打起了游击。后来虽然被日军全部消灭了，但影响很大。日军追查到翻译金村是领导人，1943年7月，日本宪兵队到石门桥东南人字街去抓金村，金村拒捕掏枪自杀。
石家庄（石门）集中营蒙难同胞纪念碑
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纪念受难抗日同胞，并歌颂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共石家庄市委和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决定在集中营遗址修建石家庄集中营蒙难同胞纪念碑。于199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举行了奠基式，1997年5月，“卢沟桥事变”爆发60周年前夕，纪念碑落成，并举行揭幕仪式。
这是我国为蒙难于日军集中营的同胞建立的第一个纪念碑。纪念碑采用具像与抽象相结合的手法构思设计。纪念碑坐东面西，主碑碑体南北长20米，碑高5米。主碑由三个板块拼成，中间一块碑体最高，在大理石贴面的碑基上方镶嵌着“石家庄集中营蒙难同胞纪念碑”13个镏金大字，左右两侧均为铜铸浮雕。左侧板块的上方镶嵌着镏金数字“1938”，表示集中营建于1938年，下面的5组浮雕用写实的手法，反映了战俘、劳工在集中营中所过的非人生活；右侧板块的下方镶嵌着镏金数字“1945”，表示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上面的4组铜铸浮雕反映战俘劳工不甘屈服，团结战斗的情景。浮雕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恶，也歌颂了中华儿女的反抗斗争精神。深色的青铜，金属的质地，烘托了集中营生活斗争的深沉和悲壮。
主碑前面是纪念碑的主雕，主雕的碑座上卧放着一块长近4米、高约2米、重约13吨重的天然万年青巨石，巨石的两头缠绕着几根被挣断的锁链，中间雕刻着碑文“石家庄集中营纪略”。主雕用高度抽象的手法，反映了深刻的历史含义。天然巨石既寓意着被束缚、被奴役的战俘劳工不甘屈服的团结和力量，也寓意着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民族凝聚力。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像几根被挣断的锁链，在坚如磐石的亿万中国人民面前，必然失败。
石家庄集中营蒙难同胞纪念碑
（资料来源 石家庄市政协文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