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世英雄谱（二）
曹海林1917年出生在甘肃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自幼失去父母成了孤儿，每天光着脚给有钱人家放牛，后来流浪到了新疆。1933年9月，他才16岁，被国民党的骑兵团抓了壮丁，他能吃苦，人又聪明，一步步从士兵干到连长。
1949年陶峙岳将军“9•25”起义后，国民党部队接受改编，42师独立4旅8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8师23团，曹海林任一连连长。1950年1月，4师派10团2连指导员李子祥来连队任指导员，在连队召开诉苦大会，进行政治教育，进而建立了党、团组织。曹海林咬破指头，在入党申请书上签名，表示坚决与国民党决裂，永远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他被团党委批准为连队第一批党员。
1950年5月，连队被整编为独立骑兵师第一团一连。独立骑兵师成立后，首先修筑新藏公路，一连在连长曹海林、指导员李子祥的带领下，担负着普鲁卡子段开山拔牙任务，在筑路战斗中，全连官兵表现突出，连队涌现出了巴利祥、阿金等劳模，先后有17人立甲、乙等功。
1950年7月，连队调入20多名战斗骨干，组建为进藏先遣连，进军西藏阿里。在坚守扎麻芒堡的岁月里，他们与后方的联系被冰雪阻断，“历尽我军长征以来最大之不幸，最重之苦难” (王震语 )，连队做出了巨大牺牲，但始终象钉子一样钉在藏北高原。
1951年5月，连队与后续部队会合后，遵照师长何家产的命令，曹海林继续留守扎麻芒堡，李子祥后运危重病号下山治疗，副连长彭清云带领先遣连所剩人员与安志明部一起，继续挺进噶达克。
1951年10月，连长曹海林带领留在扎麻芒堡的30余人，在完成改则地区剿匪、看守辎重和转运伤病员的任务后，经过短期休整，也翻越了冈底斯山东君拉达坂，向噶大克前进，与彭清云部会合，先遣连在补充人员和马匹后，移防中印、中尼三国交界的达玛山口一带设卡，担负普兰一线守防任务。这是中国陆地边防上最远的一段国境线，连部设在普兰。
1951年8月4日，印度苏拉希脱拉土邦政府财政厅长柯塔克率一批人员来阿里朝拜神山，途经普兰。我军刚刚进驻普兰，哪里容得外国人带着枪枝在我国领土上耀武扬威？于是扣留了他们的枪枝、护照、望远镜、照相机等物品。后来印度驻华大使表示不满，进藏先遣支队按照外交部的指示，立即发还了物品，处理了善后。安志明就此还向上级作了书面检查。
1952年的元旦过后，厄运降临了。
由于先遣连占据了普兰这一战略要地，令境外敌对势力所谓的“探险队”“拜山团”、“商贾”等不能随意出入境了。他们把先遣连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先是印度电台播发消息：“中共普兰驻军非法越境、侵略邻国。”上级两次派人调查，证实纯属造谣诬蔑。但敌人不甘心失败，于是又设计了一个更加阴险毒辣的离间计。那段时间，英、美、印电台反复播出消息称“中国军队驻藏北一部，因不堪忍受中共之压迫，近日多次派员与某国驻军接触，有请求受降之意。”于是有人开始怀疑进藏先遣连这支原国民党起义部队了。中央联络部和西藏工委联络部派出的工作组进驻了先遣连，而西藏的两位不负责任的官员立功心切，借机捏造了先遣连内部有叛国分子，并采取“打马（马占山）逼曹（曹海林）”的战术突审先遣连官兵。
在严刑逼供下，马占山按工作组的意图编造了一份 “以曹海林为司令，马占山为副司令，乌买尔为后勤部长，并经常开会派人和国外联系”的“叛国集团”的口供。
工作组收缴了先遣连官兵的武器，拘押该连官兵40多人。并建议中央批准就地正法七八名骨干。英雄蒙冤，丰碑蒙尘。新疆军区王震司令员坚决要求将“叛国集团”成员被押回新疆再审。
《阿里军分区战史》这样记载：在阿里开展“三反”运动的工作组抱着“抓典型”、“打老虎”的报功心态，随意将“三反运动”扩大化，捏造先遣连内部有叛国分子，无端炮制先遣连连长曹海林等人为“叛国集团”。
在新疆军区王震、左齐、郭鹏等将军的再三交涉下，有关方面才决定将“叛国集团”押回新疆处理。
先遣连官兵被绑上驼背出发回疆时，当地藏族老百姓夹道为他们送行。数百僧俗、头人、部落首领坚持为曹海林以及所有的 “囚徒”敬献哈达，他们还派出16名藏族青年护送 “囚队”过界山。于是，就出现了英雄被自己的战友押解、而押解的战士又被当地藏民押解的奇特一幕。
“囚队”在路上走了两个多月，英雄们一直被绑在马背和驼背上。到叶城时，许多人双腿己糜烂生蛆，多数人不能站立。
曹海林一行被押送到新疆皮山县桑株达坂下的路口时，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原2军军长郭鹏亲自前来迎接。先遣连参谋周奎琪在日记中写道：当我们的队伍离军长还有几十米时，军长就大步迎了过来。队伍停下来了，谁也不说话……郭鹏亲自为曹海林松绑，负责押送的人试图阻止，郭鹏一巴掌甩在那人脸上，怒骂一声“混蛋！”
经过一年之久的审查、甄别，这起涉及60多人的 “叛国集团”冤案，在董必武、陈毅等人的过问下，才被平反。但是先遣连还是被解散了。战士们有的复员回到原籍，有的被遣送到兵团农场劳动，只有少数人留在了部队。先遣连在西藏历史上，留下了一次史诗般的远征记录。
连长曹海林退伍后，一直在阿克苏的生产建设兵团生活。此后在政治运动中遭遇多次冲击，4次被捕入狱。一位作家曾就此采访过他，当谈到他蒙受不白之冤时，曹海林说：“当娘的有时不也会错怪自己的儿子吗？”老人于上世纪90年代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