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五，六月份后，我们接到学校发出的停课通知。

　　离开了学习与生活了二年的嘉山县管店初级中学(今明光市管店中学)。回到家中，参加了明光镇北大街居委会的社会活动，街道当时指派汤昆明先生负责回家的知识青年工作。

　　到明光三界刨树洞活动是街道居委会叫汤昆明带队领我们去的，是个难忘的回忆。

　　街道还叫我们到关庙巷里的李老太(当时称地主分子，监督对象，后知道，此人是李淑娴的母亲，李淑娴的丈夫叫方励之)家盘查。街道上还叫我们到，当时住在明光拘留所墙（旧址）外，一个耐火厂工人家盘查，盘查中，得知他姐姐跟汪道涵参加革命，后嫁给中央领导干部林伯渠，当时文化大革命中他家也是审查对象，我们知道后，也走个过场。

　　街道又组织我们停课返家学生到明光东五里墩生产队，帮助生产队栽秧。

　　一天上午，街道来人到秧田里通知，学生要参加革命大串联活动，把我们都放回家准备行装。

　　我回家，向我母亲说了，我母亲说：跟你爸讲一声。

　　我爸原在安徽省嘉山县人民医院，当时下在司巷公社卫生院，响应中央号召“送医，送药到农村去”，下农村搞巡回医疗活动。我坐上乡镇公交汽车，找到我爸讲了中央叫我们去串联，我爸同意了。我在司巷卫生院跟我爸，睡了一夜，第二天回了明光。

　　毛主席经常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全国红卫兵象潮水一样涌向首都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我和两个同学商量好先到上海去，上海也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地方(当时，上海纺织厂工人王洪文带领造反派的工人们，在昆山安亭卧轨，上北京。)。

　　嘉山县学生串联接待站，是在嘉山县老粮食局内，老县委会(后为明光市政府旧址)向西。

　　看到许多外地串联的学生在那里吃饭，住宿。我们也在那里办了到外地串联的介绍证明。

　　明光火车站当时在大马路西头，老县工会，水上派出所，老三八旅社都在那一片。

　　明光当是一个津浦线上，蚌埠到南京的中途小站。当时，车站候车室是日本人留下的铁皮顶的房子，房子北面有一个日本人盖的带射击孔的碉堡。

　　我们在车站月台上焦急地等待着，这时来了一辆到上海的客车，我们赶紧从窗户爬进去。车厢里行李架上，座位底下都躺着人。我们站了一会，就坐在走道上。

　　一个穿黄军装的北京女学生唱了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曲，是用新疆调谱的曲。

　　歌词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亚夏，亚夏毛主席，亚夏共产党，亚夏毛主席哎-哎，哎，哎，亚夏共产党！”

　　亚夏是万岁的意思，这首歌我现在还在怀念着它。

　　车走走停停，夜里两点多到了南京浦口码头，当时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是用轮渡分段把列车送到江南的。

　　我们是在第二天中午到了上海。

　　被接待站分到上海黄阪南路一个招待所，人很多，都睡在地上。招待所给每人一个纪念章。

　　红卫兵坐公交车是不要钱的。那时还有有轨电车，哐噹，哐噹的。

　　我们参观了第一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会址。游览了外滩，南京路等地方。那时上海没有多少高大建筑，最高就是24层的国际饭店。

　　大多是老式里弄住房，胡同很窄小，胡同边下水道上砌两堵一米五，六的砖墙，男人就可以在里解手了。

　　当时，我抽空去看了在上海工作的我老舅，记得他住在一个小阁楼上，空间很小，我老舅留我吃了一顿饭，喝的是黄酒，下午把我送到一个公交站。

　　有人告诉我们，凭介绍信到一个接待站就给一个纪念章。临走时，我也有五个了。

　　原来，我们在招待所登记是坐大轮到大连的，再由大连到北京。有人讲海上浪大会晕船，当时船票没下来，我们又改乘火车。

　　当时，上海火车站广场上，用毛竹搭了许多棚子，中间用苇席隔着，供串联学生等车用。我们在那里等了一天多，第二天下午三点多，轮到我们这棚人上车，大家拿着行李慌乱地向列车跑去。上了车才安下心来。

　　夜里十点多车还没开，车里几个学生代表到车站交涉。夜里四点才向北驶去，谁知到了安亭（昆山的一个小车站，当时，王洪文带领上海的造反派，在此卧轨，上北京。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又停了。过几小时，开了一会。

　　到了上午九点又在常州停了。站台上有人卖水，一个纪念章也可以换一杯水。我用一个纪念章换了一杯水，分开喝了。

　　下午四点，列车起动，一路没停，到了南京，到了南京车不开了。叫我们换乘另一辆列车。在轮渡上，我们商量如果车在明光停就回家。

　　深夜，火车在明光站停了，我们从窗户翻下，回到了第一次远行归来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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