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大将李天佑”

　　一看题目，读者一定会误以为我写的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人，其实我要写的是教过我课的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他不但给我留下一生难忘的深刻印象，还对我的成长过程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从中学毕业后再未见过他的面，也曾专门到学校去看望他，但未能见到。后来听说他返回原籍了，和这位老师从此就失去了联系。在今年的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又使我不由地想起了他。屈指一数，时间已过去五十多年了，现在也不知他是否还健在，居住在哪里。倘若健在，年龄也该是进入耄耋之年了。也许他早已不记得我这个学生了，我却难以忘记他。在这个世界茫茫的人海之中，人虽已无处可寻觅了，但我用文字写下这篇文章，从五十多年前那个时代一个中学生的视角，再现一下这位老师的形象，可作为我曾受教于这位老师的一个纪念，也算作是对五十多年前那样一段早已被历史尘封的师生之情和过往生活的一种追思吧。

　　我在上小学四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全国所有学校的招生和教学工作陷于停顿，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此后各地中、小学陆续复课。延寿县根据当时复课形势的需要和全县生源情况，将原同庆小学迁并到其它小学，利用原来同庆小学的校址新组建了延寿县第二中学。新组建一所中学需要大量的教师，一个小县城的师资力量是有限的。没办法，只能在全县教师队伍中进行大范围选拔，像过筛子一样，把凡是有点文凭的教师都选调来了，所以选来的教师什么学校毕业的都有。其中有一些操着南方口音的教师，大多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边疆省份的，也有的是因被定为右派或有家庭历史问题，被下放来到黑龙江省的延寿县这样一个小县城的。

　　1969年，我进入新组建不久的延寿二中读书。停课两年多后复课，尽管当时的教材为了突出政治编得十分简单、粗糙，但也给我们正处在需要学习知识年龄段的孩子打开了一扇了解科学知识新窗户。大家对新环境、新课程充满了新鲜感，对各科知识都十分感兴趣，对新学校和新老师也抱有极大的好奇心。一天上语文课，上课铃响过后，同学们刚坐到自己的座位上，这时教室的门被打开了，从门口走进来一位新老师。只见他高高的个子，足有一米八左右。年龄有三十多岁，方脸平头，上身穿那个年代有点文化墨水的人常穿的浅蓝色便服衣服，五副蒜头扣整齐一列垂直扣在上身前两个大襟对接处，其中最上面一副的蒜头扣稍大一点，紧紧地扣在衣服立领下边的环接口，犹如一个小小的领结，使得他本来就很高大的身躯显得更加挺拔和干净利落。下身穿黑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那个年代常见的胶底鞋。他先自报家门，并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自己的姓名“李天佑”三个楷体大字。然后操着一口南方口音给大家介绍中学语文课要学习的重点内容及要掌握的知识要点，还提示大家一些学习中要注意的事项。一些本来空洞抽象的问题，经他不时旁征博引及间或举例说明，变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他讲得津津有味，同学们听得聚精会神。仿佛是一位优秀的演讲者，一下子抓住大家的关注点，把大家集中引领到一个新高度、新视角来看待认识语文课。第一堂课就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一些老师的闲谈中，了解了这位老师的情况。说他是湖北人，据说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寿县的一个乡镇，后因乡里缺教师被调到乡镇中学教书。这次又被选调到新组建的二中任语文老师。因他与1955年我国军队第一批被授上将军衔的李天佑同名同姓，再看他的个头、体态，也有点将军的派头。所以有的老师在跟他开玩笑时，觉得叫他上将叫起来不响亮，索性就调侃称他为“大将李天佑”或”李大将”。这种称呼也就在学校的师生中间慢慢传开了，但学生也只能在私下里这样称呼他。

　　他讲课的声音十分洪亮，只是略带地方口音。有些字按普通话标准读得音不是十分准确。特别是声母的舌尖音中“l”和“n”　读起来不分，在发音上难以分清。记得当时学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言文《方腊起义》，是写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方腊的。他在领读课文时把文中“方腊”的“fang　la”都读成了“fang　na”，“腊涕泣曰”读成“纳涕泣曰”。本来大家对过去接触不多的一些文言文读起来就有佶屈聱牙之感，再加上他这种“大舌头”的读法，更显得滑稽可笑，引发了同学们边跟读边在下面发出一次次的笑声。但没有办法，一个人的乡音实在难改，时间长了，慢慢地他也就不在意同学们笑声了，同学们也不在意地习惯和接受了他的这种“大舌头”的读法了。

　　他上课在黑板上的板书在所有教课老师中算是写得最好的，很吸引学生的眼球。一手好楷体字，一笔一画，一丝不苟。字书写得骨架清秀、大方得体、刚健有力，并写得工整清晰，从不在黑板上乱写一个字。一堂课讲的知识要点全在在黑板上，学生的课堂笔记很好记。我和几个兴趣相投的同学经常在课下捡起李老师上课用剩的粉笔头，在黑板上模仿他的字体练写粉笔字。别说，日久见功夫。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练写，我的粉笔字在几个同学中是写得最好的。班级要办黑板报，我成了板报员的首选人。我当上了班级的板报员后，定期完成班级板报宣传工作，既进一步提高了粉笔字的书写水平，又锻炼了自己对板报稿件的组织和文字表达能力，同时我还根据需要学会了写美术字。李老师在下课后总喜欢去看看我办的黑板报，并对版面的整体设计、插图和稿件的内容提出建议，给予具体指导。后来我又在他的推荐下，进了学校板报组，和同届的另一位同学共同负责办学校的黑板报。中学毕业后我到一个农场当了知青，走出了学校门。但没想到的是尽管在中学没学多少文化课，但我在李老师的影响下所学的这点一技之长却派上了用场，甚至改变了我的成长和生活的轨迹。那时正处在文革后期，农场除了抓好生产之外，还要搞一些政治教育和宣传活动。连队经常需要书写张贴大字块形式的宣传标语，出黑板报，组织往场部广播站投通讯稿，反映连队工作情况，我的一技之长在这里又有了新的用武发挥之地。由于工作干得出色，连队小学原来的教师上学走了，我到农场仅参加了一年的生产劳动，就接替这位老师走上了教师的岗位，从此开始了我在农场四年的教师生涯，直到我上学离开农场。在连队小学我开始教的是复式班，现在都实行集中办学，农村已见不到这种教学形式了。我教的是两组复式班，就是一节课要讲两个年级的课，一块黑板要两个年级用。充分规划利用好这块黑板上的空间显得至关重要。我上课站在讲台上时，在脑海中经常浮现李老师教课的情境，以他为榜样和师范，注意发挥自己的特长，搞好每堂课的版面整体设计利用。语文课上一丝不苟、一笔一画地教好每个字的写法，把每个字都写得间架结构匀称、大方得体。数学课讲应用题计算，我又发挥办板报学会插图的特长，用粉笔在黑板上根据题意画一些简笔画，既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地讲授了知识，又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一年后，我调入场部中学任教。在教学中，我的板书的设计和书写受到学校领导和师生们的一致称许，以致于引起一群学生的效仿，字体成为他们写字练字的示范。在前年一次同学集会上，几个我教过的学生见了我，还提起这件事，可见当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老师的字影响了我，我的字又影响了他们。

　　李天佑老师讲析课文思路清晰，知识准确，重点地方和知识要点突出。每一堂课下来都能使你有新收获。我小学刚念到四年级就停课了，一些基础知识还没学到。复课后就升入中学，好多课程需要从基础学起。现在想一想，我上大学之前的一点关于语言和文学及写作的基础知识，都主要是那时在李老师教授的语文课上获得的。李老师对每一篇课文及涉及的基础知识都认真讲解，对同学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耐心进行解答。在他的课上，我学到了古文知识、写作知识和一些文学知识，了解了什么是叙述、什么是议论及什么是描写；了解了什么样的文章是记述文及记述文的几种写作方式、什么是议论文及论证观点几种方法。也是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开始由小学生阶段只会记日记或写一件有意义的小事的短文，开始了中学阶段练习写一些能自觉运用各种写作技巧的篇幅长一点的文章，作为语文课课后写作实践的习作。李老师对大家的习作给予精心的指导，写出详细的评语，并把写得好的作文拿到在课堂上作为范文讲评，让大家从中学习借鉴，以促进大家写作水平的提高。记得当时我写过一篇记述一场班级参加的篮球赛的作文，文中对竞赛场内势均力敌的两个球队紧张激烈的冠军争夺赛进行了详细描述，将场外观众对场内每进一个球的反映描写作为竞赛紧张气氛的一种烘托，适时插入用文字模拟场上裁判员的哨声和观众喝彩声或惋惜声，写得较精彩生动，读之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受到李老师的欣赏，他竟破格给我打了个100分，并作为一篇范文在课堂上进行了讲评。这件事给我的激励和鞭策是巨大的。在他的指导下，我们不但学会了写记叙文，还学会了写一些短小精悍的议论文，并在板报上设立“红哨兵”专栏，把大家针对当时一些社会现象写得较好的评论登在板报上。在提高了大家的写作能力同时，也提高了大家对问题的思辨能力。在他的影响下，使我这样一个在那个年代先天知识不全的中学生对写作和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心里深深扎下了对写作和文学爱好的根芽，喜欢起“舞文弄墨”来，从此影响了我的一生，也受用了一生。以致后来工作调动的几个岗位均从事与文字有关的工作，直至退休，都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退休后读书或看报时每每读到一篇写得精彩的文章都欣赏品味再三，爱不释手。

　　李老师在性格上是一个既乐观又内敛的人，并且在生活上甘于清贫和寂寞。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但他家的生活过得更清贫一些。他在延寿当地成了家，当时爱人好像没有工作。婚后有一个儿子，那时有四五岁左右。每月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他一人几十元钱的工资维持。我曾到他家里去过，他家住在紧挨二中西侧坐东朝西的一个厢房南头的一间半草房里。东北人管“厢房”也叫“下屋”，这种房当时租或买都要比坐北朝南的上房便宜。室内光线阴暗，陈设极其简陋，除了靠墙摆放着一对当时时兴的小柜、上面放着一个陈旧的暖瓶外，室内不见其它摆设。墙和棚都是用报纸糊的，有的地方因时间长有点脱落了，有的地方被刮坏了，糊在墙上的报纸掀起一片片白色的毛茬，给人一种室内好像很长时间没有人住的感觉。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他家当时的生活状况。记得一次他正给我们上课，同学们正聚精会神地在他的领读下读课文。正在大家跟着他读完课文里的上句还没读下句的间歇时间里，突然从教室门的门缝中传出一个小孩的大声叫喊声：“爸爸，我妈让你回家试穿新鞋去。”一霎间，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愣住了，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等大家明白过来是他的儿子来叫他回家试穿家里给他新买的鞋时，一时引起全班同学的一阵哄堂大笑。事后大家分析，一定是他爱人看他当老师常站在同学们面前的讲台上，穿得也不能太寒酸了，想让他穿得体面一点。估计也是积攒了很长时间的钱，才买了这双对于家里来说就是高档奢侈品的新鞋。这成了家里的一件大事，所以才迫不及待地让儿子跑来学校，对着教室的门缝便高声大叫起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形容，就是“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一场革命”。那个年代，人人都紧绷着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的弦，稍不谨慎从事便祸及其身。二中当时有一个教数学老师，课讲得很好，就因为他在年轻时当过几天伪满时的职员，私下闲谈时说当时的薪酬很高，“一天能挣一件小布衫。”有人就说他留恋旧社会、怀恨新中国，被停课挨批斗，然后罚这位年龄已五十多的老师去给各班教室挑送冬天取暖的煤。李老师在那种形势下，乐观地对待清贫的生活，而在为人处事和与人交往上很谨慎，从不张扬，对一些问题保持缄默的态度。在学校师生开展的各项政治活动中，冲在前面的人里好像从来看不到他的身影。要说他不问政治、不求进取、对什么都胸中无数或缺乏政治头脑，好像也不是这样。我想起早在清朝时社会就流传有“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说法，是说湖北人是十分精明、睿智的。一方水土养育造就一方人，我想他这位湖北佬一定也不是个头脑糊涂的人，只不过是看透了当时的各种政治潮流，不愿盲目地随波逐流。他始终认为学校搞好教学、学生搞好学习才是正业。从这一点说，在那种形势下他是有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所以他一心放在教课上，蛰伏在业务工作中，不管形势如何变化，心存只有一念，只想教好课罢了。对于名利、地位从未放在心上。即便是对于同志间因争名利而产生的对自己的伤害，对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的当时北方人那种瞧不起他这个南方人的那种歧视的眼光或奚落的语言，他都往往付之的是一笑了之，看上去颇有点“大将”的风度。

　　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也应是一个教师毕生追求的目标。古人认为一位教师的职责是“传道受业解惑”。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李天佑老师以他的品格和才学践行了一个教师的职责，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位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忠于职守的秉性与荣辱不惊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