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陆机,我们会不自觉地想起《文赋》,而在这篇作品中提及的“诗缘情而绮靡”的诗学观念更是取消了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限制,解放了文学的抒情,在继承“诗言志”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不仅如此,陆机还将“诗缘情而绮靡”的理论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陆机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突破。《尚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即使在《诗大序》也坚持诗歌要“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极力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从先秦至两汉,他们认为诗歌中表达的任何情感都最终要纳入礼教的规范,受“儒家之道”的束缚。也就是说,“志”与政治、教化联系在一起。而陆机则高扬文学的情感本质,斩断了束缚在作家身上的绳索,强烈抒发“情”,抒发“物感之情”,抒发诗人的一己之情。陆机在“诗言志”的基础上,张扬了自己独特的个性,突出了文学家的主体地位,为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也为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宽广的道路。“诗缘情”是对“诗言志”中所包含的客观伦理内容的真正辩证否定,是对个人情感与价值的充分肯定。正如陆机的作品《赴洛道中作》,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是他的缘情之作。一人远游,一路上越过修长宽广的山山水水。从“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到“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诗人有时挥鞭驱马登上高山,有时又信马由缰地在有草的平地上缓慢前行。从这一重重山,一道道水,忽而高山,忽而平地,足以想象到诗人长途跋涉的艰辛。陆机在描写山水景色的同时,也透露了风尘仆仆的鞍马劳顿的苦情。途中景物都能触发诗人无尽的孤单与忧伤,哪怕一轮明月,甚至是一颗露珠。陆机用自己的笔勾勒出内心的流露,用诗歌来表达自己丰富的情感。自己被召入洛时留恋家乡之情与前途未卜的忧虑倾注于陆机笔下。
       再谈“绮靡”二字。周汝昌先生从“绮靡”二字的本源上进行探析,认为这二字是用丝织物比喻文字的华美与技巧的细腻。这二字将陆机对诗歌形式美的要求表达地淋漓尽致。陆机在《文赋》中也提出为文“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他一生躬行实践,打破传统的藩篱,使自己的作品运用辞藻,优美典雅。以其作品《拟西北有高楼》为例,一句“飞陛蹑云端”,一“蹑”字,化静为动,更状高楼峻耸之貌。“芳气随风结,哀响馥若兰”,寥寥几笔,写美女的芳香随风萦绕,她弹奏琴瑟的哀响像兰草一样馥郁芬芳。将听觉上的哀婉之声转化为嗅觉上的馥郁芳香若兰花,调动出全身感受美,从而获得对艺术形象的完整体认——能弹出这样哀婉动人之曲的女子,必定是顾盼生姿、倾城倾国的美人。并且,太康诗风也追求诗歌语言的“绮靡”,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也“巧用文字”。然而,在钟嵘《诗品》中说陆机之诗“尚规矩,不贵错绮,有伤直致之奇。”换句话来说,就是认为陆机诗歌创作中有刻意追求辞藻绮丽过多,以至于出现累句的现象。在我看来,陆机的“绮靡论”虽然在文学创作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不能否认陆机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陆机对诗歌创作“绮靡”的提倡,作品由质朴到华丽,从简单到繁复,这才促进了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及声律、对仗技巧的成熟,为五言诗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同时也为中国诗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诗缘情而绮靡”犹如一座丰碑,标示着陆机不断探寻诗学观念;“诗缘情而绮靡”犹如一面旗帜,指引着文学创作奔向情感化;“诗缘情而绮靡”犹如一束灯光,为同时代的诗歌创作注入一种灵魂上的光明。《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正是讲出了这个时期以陆机等人为代表开创的“缘情绮靡”的诗风,也是对陆机诗歌理念的生动实践。在中国古典诗学史上,陆机将诗歌观念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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